历史的另一面

不能免俗,最近正在读高晓松的《如丧》.很显然,高晓松放在“小说”板块的《写给1988年暑检测的高晓松》、《如丧青春》这两篇作品,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说是检测托小说的形式来回顾自己的青春史,也是不错的.

在传统的意义上,历史与小说,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写作立场和叙述方式：历史重现人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强调客观、严谨、以史料为依据；而小说与虚构之间（至少）是可以划约等号的,它代表着人类想象所能达到的高度,即便是历史小说,往往也是采用演义的方式铺展——“三分真实,七分虚构”是对历史小说惯常的评价.然而,对我的历史观影响最大的,却不是中学学了六年、考了六年的历史课,而是上了大学之后所读到的“新历史小说”.

在1990年代初的大学里,勃兴于80年代的文学热虽然正在退潮,但它的余波依然激荡着青年学子的心灵,特别是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是理所当然的必修课.在校园的旧书摊上,我淘到了不少曾经影响巨大的文学期刊——《收获》、《清明》、《十月》、《花城》、《中篇小说选刊》等通过这些期刊,我读到了“新历史小说”的一些代表之作：苏童的“枫杨树”系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余华的《呼喊与细雨》,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张炜的《古船》等与传统的历史小说惯于进行宏大叙事不同,这些作品大多是从非主流的视角切入,描述的是沉在最底层的日常的、世俗的、卑微的小人物的历史.这些小说让我顿悟,历史不是“大人物”任意驰骋的跑马场,每个人其实都是一部历史.在此基础上,真正对我的历史观念产生颠覆性作用,并把我引入对历史本体深度思考的,是后来作为毕业论文研究对象的周梅森的军事历史小说.

周梅森写过一系列军事历史小说,其中,在《国殇》、《大捷》等小说中,周梅森按照他惯常的写作习惯,将人物置于波诡云谲而又瞬息万变的生存困境（甚至是绝境）之中,让他们在血肉冲突中残酷地演绎着历史.然而,甫一走出困境,掌权者（也即历史的书写者）对刚刚发生的、还带着体温的历史事实肆意进行着篡改、掩盖、歪曲,甚至是虚构.周梅森自己对此的解读是：“历史不可能是客观的,历史是主观的.”（《花城》编辑部.关于“周梅森现象”的对话[J].花城,1989（4）.）这一观点让当时的我感到无比的震撼,循着这一观点,我进入了另一个陌生的历史观念世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所以,历史总是被不断地被推翻,被重写；“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汤因比）,所以,“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写历史”（邱吉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所以,历史总是有两部,“秦始皇写一部,孟姜女写另一部”（黄永玉）等在这种相对主义的历史观中,历史似乎是一部《罗生门》,真相似乎永远藏在纸面的历史之下.当然,我未必完全同意上述观点,但是,它至少让我校正了一直被教导的客观主义历史观,让我开始思考“历史是什么”、“历史怎么写”等问题.

基于上述经历,我特别认同束鹏芳的“历史的A面和B面”（参见本期《在叙事之上“脱脂还原”地教历史——〈“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及其实践〉教学实录》一文）这一提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出于价值观教育的需要,历史教育都是只教给学生“A面”的史事和史观,而对“B面”则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事实上,在资讯发达的当下,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丰富,只要愿意,他们可以很轻松地了解到课堂上学不到的“历史的B面”,并有可能因此而对历史课堂失去信任.既然如此,历史教师还不如以攻代守,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主动适当地补充一些“历史的B面”史事和史观,并借鉴道德教育的“价值澄清模式”,引导学生在比较、甄别、判断中实现“价值澄清”.这样,在相对开放、自主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反而会更倾向于客观、理性地看待历史现象,更容易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念.

（杨孝如,《江苏教育研究》杂志社,2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