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博弈与中国教育的两极化

这篇报道的“主角”――300名被“清退”的民办教师,他们从县教委得到的答复是“没有政策”.因为政策从来就是――检测如不考虑政策制定者的情感冲动的影响的话――社会群体之间权力较量的结果,是社会博弈“格局”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权力”意义广泛,通常被社会理论学者分类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者常识性地被理解为“对他人的影响力”.“没有政策”,这是主流社会的代言人可以对弱势群体宣布的最无须掩饰的理由.没有“话份儿”、缺少影响决策过程的“手段”、尚处于“自在”状态等我们的政治文化语境提供了许多不同的字眼来揭示“没有政策”的含义.

----检测如中国仍然停留在宗法的乡土社会里,那么在“绅权――皇权”的张力之间,人们有理由认为：县以下民办教育能够获得足够的经济资源来维持自身从而维持上层建筑的文化基础的再生产过程.根据同样的理由,人们可以询问:在宗法传统早已被扫荡一空的当代中国社会里,民办教育的利益相关群体是否注定了要沦为弱势群体呢回答是:(1)依靠市场的资源动员力量,或者,(2)依靠政府的资源动员力量.

----就市场力量而言,至少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对教育的需求是一种“间接需求(derived demand)”――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而投资“教育”.换句话说,对教育的需求是一种投资行为,仅当投资的期望回报率足够高时,受教育者(或参与教育“生产过程”的其他主体)才愿意支付教育费用(学费、杂费、时间成本、心理成本、以及教师工资的一部分).可是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使现阶段初级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

----（1）立法规定的公民享受义务教育的程度,这使得政府(与个人和家族一起)成为初级教育的主要投资者,而政府通过税收(产生“收入效应”)和开支(产生“挤出效应”)影响非政府部门的教育投资水平.让我解释一下：税收以及对农民来说沉重得多的各种“摊派”,降低了农户的实际收入水平.在低收入水平上,父母通常生育更多的孩子并且降低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含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的经典推断),也就是说,降低了对初级教育的私人需求；

----（2）知识内在的互补性(导致“收益递增”现象)使得高等教育比中等教育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并且中等教育比初等教育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于是在家族内部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更多的资源被原本就具有更高学历的孩子的进一步教育投资所占用,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对初级教育的需求；

----（3）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方面的原因,知识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于是便强化了“知识”作为文化符号的功能,以及如福柯论述过的通过“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成为获取权力的重要手段,或者成为进一步强化权势的手段.而作为“符号”的知识,其投资回报率取决于标识知识程度的各种文凭的“信号传递能力”(signaling power).至少在现阶段,高等教育文凭的信号传递能力比初等教育的文凭强得多,从而导致了初等教育投资水平的进一步下降.事实上,教育在我们的社会里具有相当强烈的“分类效应(screening effect)”――理性投资者要么以最小努力获得最低程度的教育文凭(哪怕这一努力完全不足以获得相应的知识),要么以超过必要程度的努力去获取某一高等教育文凭(十分近似于“炫耀性需求”的性质――越贵越写).

----这就带出了这篇短文的结论:中国现阶段教育的两极化过程.为节约篇幅,我用一条先向下倾斜再向上倾斜然后再度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来概括上述的作为“间接需求”的对教育的需求.而这条特异的需求曲线与正常供给曲线的三个交点的中间那一点,也即不稳定均衡点E,就是这里所说的两极分化的临界点.持有这一点之上的文凭的人倾向于追求更高的文凭,点E2,而在这一点以下的人则倾向于退到更低的文凭E1上去.

----如图所示,名义教育程度从低向高排列在横轴上,在对应着“大专”和“大学”这两个文凭之间的某个地方,我猜想存在一个两极分化的临界点.对应着最低教育文凭的生产者,大约就是这篇报道里的那些民办教师们.他们的工资水平实在已经被降低到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性工资”水平附近了,由乡镇政府加重赋税所导致的任何“收入效应”都可能把这一段需求曲线移动到最低工资以下从而（如D1所示）使“低教育水平”的稳定均衡点消失,导致大规模“清退”民办教师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