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向传统的双重借鉴

纵观古代散文传统,占据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的无疑是“文以载道”的创作主张.毋庸讳言,这里的“道”,即代表着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政治主张和道德,自有其致命的缺失和历史的局限,散文家如果胶柱鼓瑟,一味承载,满足于“代圣贤立言”,那么不但无法写出真正的散文,而且很可能导致艺术生命的衰竭.然而,同样必须看到的是,用儒家政治主张和道德支撑起来的“道”,原本也有积极、健康、合理的一面,如“仁政”“民本”“忠信”等等.一些散文家正是从这里出发,真诚地表达着自己在献身社会理想过程中所收获的情思与感悟,于是,其笔下的精神言说由“载”他人之“道”很自然地转化为“言”自己之“志”.而这“志”又因为牵动着普遍的人格操守或永恒的生命境界,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冲破儒家道统的局限和束缚,从而使作品走向生动、鲜活与恢弘.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诸葛亮的《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伶官传序》,均为如此意义上的佳作.它们所呈现的关注苍生、匡扶社稷的高远立意与深刻主题,不仅有效提升着作品的艺术境界,而且最终成就了古代散文讲入世、重教化、尚气节的审美特征.遗憾的是,五四以降的现代作家未能充分认识这一点.他们在狂飙席卷、革故鼎新的语境中,整合欧洲随笔的个性主义与晚明小品的“独抒性灵”,打造出旨在启蒙的现代散文,而作为其整体的艺术嬗变,恰恰是在强化了个人声音的同时,弱化了经天纬地的历史倾诉与社会担当,进而使不少作品落入了鲁迅所诟病的“小摆设”.此后,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散文和“十七”年的红色散文,曾以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回应与热情讴歌,实施过未必自觉的调整与反拨,但由于观念过于功利和艺术相对粗糙,结果不但没有收到理想的成效,反而使新时期散文沿着矫枉过正的路子,出现了小感觉、小情调的大面积回潮.进入二十一世纪,散文领域世俗化、碎片化和空洞化现象持续蔓延,这固然与后现代思潮的传播和流行相关,但在某种意义上,又何尝不是上述回潮的加剧?面对现代散文的如此走向,我们当然不能无视它寄身于时代变迁的某种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更应当洞察这合理性与必然性所隐含的精神矮化与人格落差,以及这一切对民族振兴的无形损蚀与严重制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呼唤现代散文家在有所扬弃的前提下,回归古代散文的高屋建瓴与宏声大气,在全新的层面上弘扬情系苍生、道济天下的散文传统,从而为现代人提供优质的心灵滋养与强大的精神支援.

古代文人既注重“立言”,又崇尚“立德”.而无论“立言”抑或“立德”,在古人看来,都需要心存高远,取法乎上,即通过对经典的阅读和研习,攀援精神与文化的制高点,最终达到“一览众山小”的目的.在这方面,执意将儒家经典绝对化、悬置化,即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自然未免迂腐和僵化；但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承传与发展的大背景,围绕文化源头和元典下功夫,并在此基础上博采众家,取精用弘,形成属于自己的精神风度与文化根脉,却无疑堪称事半功倍且踵事增华的重要一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自谓：为文“本之”以《诗》《书》《礼》《春秋》《易》,而又“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著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云云,庶几为这一过程提供了详实的注脚.回溯古代散文发展史,优秀的作家与作品,无不是民族文化汩汩源流浇灌出的绚丽之花.即使历史步入现代,经典的光照与文脉的承传依旧别具魅力,润泽久远.近年来,有文章或称赞鲁迅,郁达夫等文坛前辈的腹伺丰厚,气象高蹈,或激赏余光中、王鼎钧等海外方家的学殖超卓,笔墨酣畅,而“腹伺”也好,“学殖”也罢,说到底,还是绵延不绝的华夏文脉在起作用.相比之下,今日一些散文家便暴露出了自身的软肋――因为身不由己的文化隔绝,也因为欲罢不能的精神浮躁,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文化经典和思想源头,也远离了文学线索和文体脉络,取而代之的是对无数时文的浮光掠影,对漫天信息的趋之若鹜.散文家以如此态度从事写作,固然也能凭借才气和经验赢得几声喝彩,甚至走红一时,但由于从根本上少了足以打底子的东西,少了一种执著向上的精气神,因而最终不能不陷入疲软和平庸.从这一意义讲,现代散文自觉向古代散文学习,重新确立经典坐标与文脉意识,努力于继承和借鉴中壮大自己,已是迫在眉睫,不容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