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点评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区域人口城镇化的问题.对于区域,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是一个地理单元,或者指某一级行政管辖范围,但这里说的区域,主要是从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经济联系上说的空间范围.它在经济上应该是完整的.所谓完整,是指“区域能够独立地生存和发展,具有比较完整的经济结构.能够独立地组织与其他区域的经济联系”.“区域必须具备能够组织和协调区内经济互动和区际经济联系的能力,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区域,不能单独组成一个区域.要具备组织和协调能力,不仅要能够制定符合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且能够刺激区域经济持续高涨的各种政策法令,还要具备‘高级循环’,也就是要具有金融银行业、贸易批发业、现代怎么写作业等所组成的循环系统.”一般来讲,制定政策的权力机构和高级循环系统主要集中在较高等级的中心城市,因而,这种中心城市充当了区域经济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因而,称为同一区域,必须是内部各地域之间社会经济联系紧密,且有包含至少一个中心城市组成的核心.从上面的意义来说,长三角、珠三角被公认为“区域”,而京津冀的经济联系相对松散,别称为同一区域就比较勉强,“西北地区”就可能不是上述意义上的同一区域.而只是一个地理范围.

从以上几个专家的阐述中,我们注意到人口城镇化在各个区域的发展速度、发展水平是很不相同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珠三角、长三角区域有大量的人口迁入,人口集聚显著,人口城镇化速度较快,城镇化程度较高.1982～2010年,全国各地迁入珠江三角洲的人口估计超过3000万人,“众多的人口涌入珠江三角洲约1.9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空间,形成了高度的人口聚集,把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密度从1982年的550人/平方公里,推高到2260人/平方公里以上.根据2010年的人口密度,基本上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都可以视为城镇了”（李若建文）.1985～1990年间迁入长三角都市群地区的外省市人口为179.25万人,1995～2000年间增长为679.09万人,到2005～2010年又进一步增长到1816.07万人.在1990年代,全国年均城市化速度为2.01%,长三角都市群地区则为3.11%,比全国快1.1个百分点；新世纪以来（2001～2010年）,全国年均城市化速度为2.47%,长三角都市群地区则为3.53%,也比全国快1个百分点以上（王桂新、陆燕秋文,以下简称“王文”）.在京津冀区域.北京、天津一直是全国人口迁入率较高的地区,而河北则是净迁出地区,“北京市和天津市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基本完成的时候.河北省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尚未过半,甚至低于世界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45%）”（李建民文）.在西北各省区中,除新疆外,其他都是净迁出地区.五省区城市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发展速度呈现出较大差异（郭志仪、颜咏华文,以下简称“郭文”）.

“人口迁移是人们用脚来‘’.哪里经济增长快,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生活环境好,人们一般就选择向哪里迁移,所以哪里迁入人口多,基本能反映出那里是优势地区.”（王文）或者说,哪里的经济发展快,哪里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哪那里的城市化速度就快,城市化水平就高,所以说到底,城市化需要靠经济发展作支撑,当然,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也是互为促进的.

上面,我们看到了中国不同区域的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差距.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这些发达区域的城市化历程对相对落后的地区是否有示范效应,或者说这些“模式是否能复制?”（李若建文）.其实,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个不同区域看,它们发展的路径是有所不同的.珠三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利用毗邻港澳之便,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大量地引进外资,利用当时区内外廉价的劳动力,“大大小小的各类工厂如雨后春笋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成为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发源地,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高速地区,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珠三角是依靠外来资本实现高速的工业化并推动了城市化.长三角是充分发挥了上海这一近代中国最大工商城市的活力,又依托中国最富裕地区江苏、浙江两省在经济和人文方面的优势,从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区域（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长三角的国内生产总值约等于珠三角和京津冀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京津冀区域中北京凭借首都的优势,集全国人才最集中的力量,又有天津作为直辖市、老工商业城市作呼应,所以也成了中国重要的经济区域.但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只有一个、毗邻港澳这样特殊条件的区域只有一块,再加上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中国的人口已跨入“老年型社会”,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的供应已经不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所以说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区域的发展只能作为其他区域发展的参考,不可能照样复制.各个区域的人口城镇化道路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客观条件,扬长避短,发挥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如此才能得到健康地发展.

一个区域人口城镇化是否健康发展,衡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区域内部的协调性.一个区域城镇化是否协调,表现在它的城市规模等级体系上,即不同规模城市的组成和它的地区分布.按照地理学家齐帕（G.K.zipf）的研究,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的区域内,按城市的人口规模从大至小排列,则城市人口和它的规模顺序呈幂函数形式分布,即接大、中、小城市呈有序增加.这种规模等级的有序性,反映了不同规模级别的城市各自的功能和它在区域中承担的角色,是由生产的地域分工和市场范围所决定的.小城市或集镇,作为联系广阔农村的人口聚居地,它的功能主要是城乡产品交换、农副产品简单加工、对本地提供相对比较简单的初级怎么写作,所以,必定是数量较多和比较分散.中等城市提供较为高级的怎么写作和规模较大的生产,市场范困扩大.而大城市、超大城市作为制定政策的权力机构和高级循环系统的所在地,提供高级的怎么写作,它面向的对象为垒区域、全国甚至垒球.大城市、超大城市需要较多数量的中小城市来支撑,反过来,大城市、超大城市能通过向中小城市提供金融、技术、市场交易、人才培养等高级怎么写作,提升中小城市的能力.某一等级规模城市的缺失或过剩,说明这个区域的发展不协调或不成熟.上海作为长三角的特大城市,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有些研究者把它和江苏、浙江的关系,形象地称为“前店后厂”,以上海为首,随后有苏州、南京、杭州、宁波等次大城市,无锡、常州、南通、绍兴等大中城市以及为数众多的中小城市,这些诚市共同组成了较为协调的城市体系.而从京津冀地区看,有2个千万级规模的超大城市――北京和天津,却缺少了50万～1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从城市结构体系看,这种断层的存在,表明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失衡,区域间经济联系不够紧密,劳动的地域分工较乱.一方面,超大城市的发展没有次大城市的支撑,而超大城市因为承担了本来应该由次大城市承担的角色和功能,造成其人口过于膨胀.而西北地区“超大、特大、大、中、小城市数量结构混乱,呈现出大小相间无序排列的特征”（郭文）,这说明西北地区之间分工不细,市场范围有限,地区之间经济联系不强等特点,使其不能构成统一的经济“区域”.

区域人口城镇化要高质量、协调和持续发展,需要解决区域内部统一市场的形成、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协调问题.一个较大的区域,往往包括几个不同的地域行政单位,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每个单住都过分强调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以邻为壑,形成市场壁垒,则市场的交易成本就会提高,各种生产要素得不到有效配置,从而导致资源浪费,其结果,不但区域整体会因之受损,各个局部区域的利益也会受损.如果合作达到协调,则各单住地域就会获得共赢.有些学者在比较长三角和京津冀的发展时发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京津冀地区曾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但现在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其重要原因是因为“京津冀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厚,地方分割形成市场分割,阻碍了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李建民文）.所以有人调侃为,上海像是太阳,它的辐射带动了江浙的发展,而北京和天津像是“黑洞”,吸净了河北的资源,导致了河北的发展无力.现在的局面是北京“人满为患”,而河北“狼烟四起”.

区域内部的地域分工和角色定位是协调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区域内各个局部地域在分工中的角色,取决于各地域在区域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以厦该地域的发展水平,只有每个地域都明确自己的位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能发挥出整体效益,否则就可能受损.笔者记得读过一篇关于记载安徽王怀忠的报告,说王怀忠在主政安徽阜阳期间,在阜阳修建了面积和上海机场大小相同的机场,王修建大机场的根据是因为“阜阳的人口比上海还多”,结果因为旅客少、航空班次少,机场杂草丛生,造成很大的浪费.从地域分工视角看,这是处于“下位”的地域盲目地和处于“上位”的中心地域攀比,想承担但实际上又承担不了中心地功能,结果只会造成资源浪费.但另一方面,当前的问题更多地出在处于“上位”的中心城市大包大揽,大城市、极大城市担心资源流失,不愿转移可以给次级城市完成的功能,因此,导致大城市、极大城市人口膨胀、环境问题突出、地域发展不均衡,这也是一种浪费.

[责任编辑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