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金融思想

编者按:这篇来稿的选用,使我们颇为忐忑,理由有三:一是时期即建设时期我们的体制是市场压制型的,一切跟着计划走,信贷跟着财政转,国内金融业乏善可陈,二是晚年是将商品货币都视为资产阶级法权,金融在心中更无地位,三是从各类党史资料看,夺取政权时期早期银行工作由毛泽民负责,延安时期的各项财经举措又多由陈云同志出主意,现在如果将之统统归为的金融思想,不知与史实如何衔接好在我们的思想平台栏目本就是个思想观点的争鸣之地,希望广大读者能关注和参与这类谈论.

铲除剥削,摧毁旧金融体系

19世纪中叶以前,旧中国没有银行业只有前资本主义的钱庄票号.19世纪末,清政府和写办化的官僚开始创办银行.北洋军阀时期银行业又有进一步发展,但这一时期的银行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写办性,并且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金融的工具.在接收北洋军阀创办的银行的基础上,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又成为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指出,“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金融和财政”,“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写办的和商业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怎么写作的写办阶级和商业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因此,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必须摧毁旧的金融体系,建立新的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怎么写作,为经济发展怎么写作的金融体系.

旧中国的对农民的剥削是十分残酷的.在《寻乌调查》中曾写到:“钱利三分起码,也是普通利,占百分之七十,加四利占百分之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二十.通通要抵押,有田地的拿田地抵押,无田地的拿房屋、拿牛猪、拿木梓抵押,都要在‘借字’写明.”不仅利率高,“而且是利上加利的计算,农民的房屋财产老婆儿女每每要做还债的东西.”除了钱利,还有谷利和油利.谷利,贫农向富农及中小地主借谷,年息均是加五,即借一石还一石半,还债期限一般为3个月到6个月,如按年利率计算则合到100%至200%,利率高得惊人.油利则一律为“对加油”,即借一斤还两斤,百分之一百的利率.还贷期限,以九月打油时期为限,九月以前一年内不论什么时候借的,一概对加利.

为铲除资本,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土地革命时期,就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以最低利息开发农工商业”.废除剥削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打击者,政府还召开公审大会,对重利盘剥的劣绅判处死刑.旧的金融机构如票号、当铺等随着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扩大,进一步被取消了,一些私营银行钱庄业务也不断纳入到国家银行的控制之下.旧的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摧毁为建立新的货币金融体系,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建立根据地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

由于根据地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适应财政经济发展和对敌经济斗争的需要,创办银行势在必行.抗战爆发时,根据地只有一个银行,即陕甘宁边区银行.它是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于1937年10月1日改变名称而建立的.根据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和国共两党协议,边区银行停止了苏票发行,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回收.这样陕甘宁边区在抗战初期便成为法币流通区域,只是后来为解决市场铺币短缺问题,由光华商店于1938年6月发行了“光华商店代价券”,面额为2分、5分、1角、2角、5角、7角5分共6种,作为法币的辅币,由于其信誉好,实际起到了本位币的作用.

1938年下半年,经过一年的抗战,八路军挺进敌后,建立了不少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10月在扩大的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珠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多次掀起反共摩擦,妄图破坏统一战线,更加敏锐地认识到这种依靠国民党发行的法币作为边区流通货币这一金融状况的危险性,明确提出各根据地要组织发行自己的货币,甚至要求部分在外部队也“应尽量发行货币”.

抗日根据地在先后建立起自己的银行后,就把发行边区人民自己的货币放在了首要位置.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成立根据地银行和发行自己货币的是晋察冀边区.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于山西五台县,并开始发行石印的纸币,规定与法币等值.山东根据地1938年8月在掖县成立了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与法币等价并行流通.在晋冀鲁豫边区,1938年9月曾于长治成立了上党银号,发行上党票,1939年冀南银行成立后,上党银号并入该行.在晋绥边区,1940年5月成立了晋西北农民银行,发行西北农民币.在新四军创建的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起,也先后成立了淮海地方银行、盐阜银行、江淮银行、大江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江南银行、浙东银行等,并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结合斗争实际,实行分散发行地方性货币、分区管理、互不流通、各自建立独立自主金融体系的金融方针,发行的地方性货币至少有500多种,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发行货币的主张得到了有效贯彻.同时,对于开展对敌货币斗争,支持战时财政,保护和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积极开展货币斗争,保持币值稳定

抗战时期,根据地货币斗争的对手,先后有土杂钞、各地方省钞、各种敌伪钞和法币等.其中同法币、伪币的斗争时间最长.货币斗争的内容主要是阵地斗争和比价斗争,斗争的目的主要是争夺物资,稳定物价.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抗日根据地的货币阵地斗争,主要是驱逐敌伪钞和肃清土杂钞、各地方省钞的斗争,对法币一般采取保护政策,除少数根据地外,多数根据地和敌占区仍然流通法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寇不能再用法币到国际市场上兑换美元和英镑,转而排挤并将法币投入根据地来掠夺物资,因此各抗日根据地对法币便由保护政策改为停止流通和排挤政策.1942年1月5日,发出《关于法币贬值各根据地应采取的对策的指示》,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香港等地的金融动态和国民党政府以增发货币弥补赤字的金融政策的形势,充分估计了法币将会严重贬值、敌伪可能以大量法币对根据地进行经济掠夺的金融态势,要求华北各根据地完全不用法币,并应在经济上实行必要的反封锁,华中各根据地应尽快建立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减少法币贬值的损失.“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更会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到1943年,各根据地基本肃清了土杂钞、伪钞和法币,统一了货币市场.

在对敌货币的比价斗争方面,抗战时期主要是根据地货币与伪钞、法币之间的斗争.边币发行初期,边币与法币的比价是1∶1,到1944年2月则降到11∶1,1944年3月以后才逐步稳定下来.各根据地停止法币伪币流通之后,根据地与沦陷区、国统区之间,不可能没有贸易往来.为保护和方便根据地的出入口贸易,自然要由根据地银行兑换法币或伪币,并规定合理的比价.为了在货币兑换中争取有利的比价,巩固根据地货币币值,有利于进出口贸易,开展货币比价斗争是必不可少的.比价斗争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根据形势与需要,灵活掌握两种货币比价,其原则是有利于保护根据地的物资,有利于根据地的物价稳定,有利于根据地对敌区的商品交换.二是根据两种货币的实际购写力高低和对外贸易出入口状况及外汇供求状况,来决定外汇牌价,其原则“接近市价、吸引市价”.三是加强外汇管理,在统制对外贸易的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供结汇制.由于党的货币斗争措施得力,从而使得抗战时期本币对法币伪币比价大大提高,本币流通范围大大扩张,各根据地银行掌握的物质和金银也越来越多.

开展信贷活动,实行低利率政策

抗争时期,各根据地银行在发行货币和开展对敌货币斗争的基础上,也逐渐开始信贷业务.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论述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时,就提出:“由国家银行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并将其列入十项财经政策之一.开展信贷业务时一般是先机关性往来存、贷款和农业贷款,后其他贷款和存款.

抗日根据地银行的投资信贷工作,大致经历了以下发展过程:一是,1941年以前根据地银行初建阶段,由于资金力量薄弱,货币发行主要用于财政开支,只发放了少量商业贷款和其他贷款.二是,1941年以后至1943年,由于形势恶化,财政供给紧张,各根据地军民开展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银行开始发放大量生产贷款,但主要是支持公营企业、合作社经济和机关生产,对私人经济支持较少.三是,1943年以后,随着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广泛展开,生产贷款也走出狭小圈子,转向支持私营经济,面向群众,大力发放农业贷款.1942年12月,指出:“要使农业获得发展,帮助这个极大数量的农民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里的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农贷.”在农贷方面,指出:“放款的组织要改善,即应经过当地区乡政府及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合作社去放款.因此,要使区乡干部认识农贷对于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不要将农贷看作赈灾救济,不可采取平均分配政策及不负责任的态度.”

(作者单位: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