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收入分配改革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人们都在等待着中国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预解

“对不起,我刚接到领导指示,收入分配改革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谈!”1月6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明确拒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

杨宜勇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此前不久,他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最早酝酿于2004年,由国家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负责起草,在2007年至2009年间先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2010年初形成了一个方案上报国务院,今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能否正式出台,要看国务院统一部署了.”

“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谈”,或将预示着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

据杨宜勇此前介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核心应该是“不能让富的再富,穷的再穷”.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涉及八大方面,囊括了民众关心的各类问题.比如,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促进基本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居民增加转移性收入；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

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企业工资增长机制如何建立的问题,杨宜勇认为,最好的途径就是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但他同时又指出,政府有义务创造一个公平的收入分配环境,但不能强制要求企业涨工资,否则有违《公司法》的精神.“应该清楚的是,指望政府创造幸福是困难的,政府努力减少不幸是容易的.”

税收杠杆如何用

税收是调节贫富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在美国,一套完善的个人所得税系统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安全水平.然而,中国贫富鸿沟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是否能够通过税收的手段来调节,又该如何调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表示,在税收制度方面,我国现行税制的格局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来自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间接税的收入,占到了全部税收收入的70%上下.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则相对偏低.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这就很难有效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的作用.

尽管个税改革箭在弦上,但高培勇认为,在财产保有层面中国目前仍处在无税状态,房产税、物业税、财产税、遗产税等等实难推进,其中不乏利益间的博弈.在“十二五”期间,中国能否实现收入和财产“双调节”目前仍是未知.

杨宜勇认为是否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不是改革的关键.只有从过去的分类征收走向综合治税才能充分、全面评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通过税收来调节,主要是一个限高的调节,是通过直接税,控制高收入人群.然而,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要让穷人变富,而不是回到过去,让大家过平均主义的穷生活.”

缩小贫富差距,不是笼统的“平均主义”,也绝非简单的“劫富济贫”.如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限制高收入人群上,那么将影响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社会难免陷入“中产阶级陷阱”,并且导致高收入人群移民现象加重.刘尚希补充说：“劫富济贫是有度的,可以鼓励富人去多搞慈善,但如果过度通过政策手段,特别是税收的手段去限制高收入,那么效果不会很好.应该鼓励富人去带动穷人致富,这样才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

与此同时,财政部对今年个税改革的表述是：“分布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相对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

缩小贫富差距的改革逻辑

“贫富差距”与“收入差距”时常通用,但实际上二者有着很大区别.贫富差距有三个指标：一是收入,二是财产,三是消费.

刘尚希强调,缩小贫富差距,“如果单从收入分配这个角度切入,很多问题是无解的.”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刘尚希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是政府推动的改革不彻底,没有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公平的发展机会,导致了严重的机会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公共怎么写作的提供,即公共消费的不平等.贫困家庭子女无法享受到良好的教育,继而不能从事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从致富的起点上就凸显了不平等的特性,即便政府为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仍不能解决贫富的代际转移.现在提出基本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即公共消费的均等化,就是试图缓解机会不均造成的恶性循环.

另一个因素,是我国特有的,即公共产权制度残缺,公共产权收益大量流失.我国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却对公共产权收益不太重视,而更看重税收.这导致了一部分人利用国有资产、国有资源致富,这样的富豪不是在创造财富,而只是在转化财富,把国家的财富转化为企业、甚至是个人的财富.

“当公有制异化为少数人发财致富的工具时,公有制也就名存实亡了.”刘尚希强调,税收制度不合理,会造成看得见的不公平竞争,而公共产权制度的缺失,却会隐性地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

如何在财政范围内塑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无疑将成为控制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的首要任务.刘尚希称：“财政目前的工作重点是要让赤贫阶层能够过得下去,要让他们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其次是保证劳动力和潜在劳动力能够获得基本的发展能力.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供教育、就业培训、公共卫生、医疗等手段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只有把这两项工作做好了,才是根本.尽管不能立竿见影,但却是一个长效机制.这是‘兜底’工程,既要获得基本生存条件的‘兜底’,又要获得基本发展能力的‘兜底’.”

纵观中国的贫富格局与发展趋势,若将视野集中在提高眼前收入、发放津贴上,那么恐将难以“治本”.目前财政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尽快解决两个“兜底”工程,让“穷人”不再输在起跑线上.此外,花在两个“兜底”上的钱是不是真正用在了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上,也应进一步思考.正如刘尚希所讲：“财政支出要注重绩效,而非停留在数字的表面.”

无论如何,我们正面临着缩小贫富差距的方向抉择.刘尚希最后的话语发人深思：“政府是立足于更多地参与国民收入、社会财富的分配,即从结果上来缩小贫富差距,还是立足于创造更好的体制政策环境,实现全社会的机会均等,即从起点上来缩小贫富差距?选择前一种方式,见效快,但持续时间短、治标；选择后一种方式,见效慢,但可持续、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