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情近况两题

“底层写作”引起探究

在文学创作中,反映社会底层人们的生存状况的作品,一直是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构成.这一写作倾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表现为以何申、谈歌、关仁山为代表的河北“三架马车”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写作,以刘醒龙的《凤凰琴》、《分享艰难》为代表的为平民英雄造影的写作；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则以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报告》,曹征路的《那儿》,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刘庆邦的《神木》,以及“打工诗歌”等为代表,构成了更为突出的倾向.当代文学界在梳理这一倾向,尤其是评论其代表性的作品时,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底层写作”的概念.在2006年,一些报刊载文就此进行评论.相关的学术会议也就此展开了一定的研讨,遂使“底层写作”成为了当下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

在《文艺报》《“底层文学”引发思考》（2006年1月23日）的访谈文章中,三位评论家就这一问题的凸现、内涵及意义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南帆认为,底层无法进行一个简单的本质主义命名,而是必须进入历史化的过程.换句话说,底层不是固定的某些人,而是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辨认.尽管如此,底层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底层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张未民认为,“底层”是社会学意义的概念,是基于社会学有关社会分层理论的表述.但它在有关文学批评的语境中被更多地使用.“底层”概念因其笼统和象征性,契合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相对明晰的“人民性”倾向,而被文学批评所时常征用.总体上说,“底层”概念流行于文学界,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客观发展情势所致,是文学的一个进步.蔡翔则说,底层对我而言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我的祖先,我的兄弟,是我生命中的各种记忆,是我个人的成长史.谈到“底层”在文学中的表现,以及底层作者的写作与职业性作家关于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南帆认为,底层作者往往更为熟悉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他们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会不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中产阶层作家的行列――特别是在取得一定的成功之后.他进而指出,中产阶层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能否得到被表述者的认可?底层对于他们使用的理论、概念以及各种修辞方式是否习惯?知识分子美学与底层美学一致吗?作家的中产阶级化会不会妨碍他们表述底层?这都是今天必须深入讨论的问题.至少必须察觉一种可能：如果中产阶层作家拥有表述底层的强烈愿望,他们就会相当程度地超越自己的中产阶层身份.作家的一个重要工作是想像.这是他们超越中产阶层身份的重要手段.

张未民则将目前文学表现底层经验分为两种写作方式：一种是“在写作中生存”,一种是“在生存中写作”.他说,前者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以及文学本体论、纯文学论的发展所形成的主流写作,即职业性作家的写作方式,他们强调写作是他们生命的生存方式,文学是他们生命实现的方式.文学成为他赖以生存的躯壳,是生存的一个目的.后者是新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边缘写作方式,这些作者往往是在生存第一线上拼斗的生存者,同时又将生存斗争中的精神物化为文学作品,显示了生存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在生存中写作”现在渐渐为人们所关注,从某种意义来说突显了职业作家们“在写作中生存”的局限和问题.“在写作中生存”的写作方式有可能使作者产生启蒙主义者式的自大和自恋,对底层生活、对文学以外的生活以俯瞰的姿态视之.这种对文学的自足心理和自我局限,对文学以外社会的隔绝,即使作者从文学本能的角度自觉地涉足底层现实,也往往捉襟见肘,对底层现实矛盾最后往往采取化的虚幻解决或审美化的虚幻解决,显示出长于文学思考而无力进行社会思考和现实思考的虚幻状态.我们不是没有表现现实、关注现实的文学,但我们缺少有力量的文学,缺少具有丰满现实品格和实践力量的文学,因此往往给人以现实主义不充分、人民性不充分的感觉,在写作中生存有余,而在社会中生存无力.蔡翔也认为,如果把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题材决定论”的旧式陷阱.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具体地叙述底层,而是让这个词成为一个“在场”的“他者”,是在这个词的目光注视中,开始我们的叙事.

在“底层文学”有何积极意义的话题上,三位评论家表示了相同的看法.南帆认为,展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但这种展示必须具有文学意义上的深刻.对于文学本身,这也是丰富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结构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底层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声音极其微弱.深刻地揭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正是文学对社会尽责任的一种表现.张未民说,当代主流作家在进行表现底层经验写作的时候,不应是为了“在写作中生存和奋斗”,而是要为底层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代言”.因此,作家表现底层经验,在文学观上做出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蔡翔说,“底层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首先应遵循文学规律,深入体验生活,拓展表现手法,都是必做的功夫.至于“底层文学”的社会意义,我只想说,只要我们仍然在追求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我们就不可能逃避底层灼热的目光注视.

司晨、史静等人在《“底层文学”四人谈》的文章里（《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3期）,围绕着“什么是‘底层’和‘底层文学’,”“我们如何叙述底层”及“底层如何自我表述”等问题,进行了对话式的研讨.刘稀元认为,“‘底层’是确实存在的,问题在于不同人的感受.有的人想做“底层”的启蒙者,有的人想做“底层”的代言人,有的人则是头脑一热随大流.司晨和饶祥都认为,“底层”是“人民”的一部分,但在色彩上还是有区别的；当前的“底层写作”,并非是评论家们杜撰、虚构出来的,它是评论家们对某种文学事实的命名.他们还指出,“底层写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并富含道德意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些作家和文学创作回归本土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一种表现,或者说是走出主题商业化写作的一个转变.史静说到,现在去追究是真的属于“底层”,还是非“底层”,是为“底层”代言,还是“底层”自我发言,没有什么意义,可以先搁置起来.饶祥则不尽同意,他指出自己的疑惑所在：如果“底层”是被表述的,即“底层写作”是以知识分子代言的方式进行的,那么如何完全抹去创作主体的主观色彩,如何能证明他所表达的就完全是“底层”人民的情绪、感受、遭际.因为一个普遍的常识是,即便那些貌似最客观的写实作品也是透过了作者的眼睛和心灵.谈到“底层”的自我表述,史静指出,现在流行的“打工文学”,就是“底层”作者自己书写自己的写作行为.刘稀元认为,为“底层”代言是可能的,在这个话题下,对话者谈到了左翼文学的“底层写作”,以及他们在注重“底层”、了解“底层”中,在“怎么写作”与“启蒙”之间寻找活力与保持张力的传统.他们同时也谈到,知识分子的“底层写作”要防止一种民粹主义倾向,要避免将“底层”道德无限美化；在向“底层”靠近,呈现其丰富性的同时,在对其苦难充分体察与同情之下,仍然要保持清醒的立场和批判精神,特别要警惕为市场所驱动的“媚俗”倾向.

刘勇、杨志在《“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文艺报》2006年8月22日）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谈了左翼文学可供“底层写作”借鉴的经验.第一,发扬左翼文学的“政治性”写作传统；第二,继承及发扬左翼文学在文学形式探索上的多样性；第三,在文艺大众化方面,左翼文学运动可以为“底层写作”提供经验教训.他们指出：“底层写作”是顺应时代召唤而生的,“底层写作”良莠不齐,总体水平有待提高,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它的理由.“底层文学”的不成熟,只能说明我们整个社会更需要关注它,为它的茁壮成长提供充足条件.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李云雷在《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当代文化研究网”2006月11月23日）的文章中,着重就“底层写作”与“纯文学”思潮、“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的区别与联系等,谈了自己的思考所得.在“底层写作”与“纯文学”的关系上,他认为“底层写作”思潮可以说是对“纯文学”弊端的一种纠正,它使人们关注以往视而不见的群体,让人们看到了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也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不再将文学当做孤芳自赏的“玩意儿”,这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的传统的关系上,他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底层写作”是左翼文学传统失败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其复苏的迹象.“底层写作”的兴起,与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这一变化催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纯文学”论争等思想界、文学界的辩论有关.这一写作倾向的兴起,因其与最初的左翼文学的追求又颇多相似之处,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左翼文学的传统,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为“底层写作”能健康、长远地发展提供借鉴.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正视左翼文学的传统,那么“底层写作”也将行之不远.他认为,“底层写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乃是理论建设的不足.我们可以将“底层”理解为一种题材的限定,或者一种“关怀底层”的人道主义倾向.但除此之外,却缺乏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撑,甚至“底层”的概念也是暧昧不明的.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扬弃,融会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学,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乃是“底层写作”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颜敏在《底层文学叙事的理论》（《文艺报》2006年10月12日）一文里,从“底层文学批评“、“纯文学”批判、文学史反思和底层叙事的文论讨论四个方面,梳理了底层文学叙事发展与流变的形态,并发表了自己的相关意见.他认为,底层文学叙事开始呈现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互动、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道义感与底层的社会心理共振的趋势.随着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的加速,底层文学叙事很可能成为一种文学思潮.而底层文学叙事及其讨论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尖锐而复杂的现实矛盾与知识分子的困惑在文学领域的投射,因而它为我们正视中国转型时期矛盾丛生的社会问题,以及文学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而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院式争论”.其次,中国现当怎么发表展史是一个多元绞合的过程,文学史写作既不能按现实需要的图案裁剪文学历史,也不能为了理论本身的逻辑同一性而简并历史,而应尽量贴近复杂的历史本相并思考深在的缘由.最后,它为学术领域超越既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范式,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新的可能.他也认为,底层文学叙事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尤其值得我们警醒的是与“新左派”有着思想渊源的底层文学叙事.

在有关“底层写作“的看法上,一些评论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和一定的质疑.阎晶明：认为,“底层”不是一个文学概念,它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说法.它最主要的意义是对社会阶层的整体的观照；但它也混淆了城乡问题,把城市贫民、贫苦农民以及更复杂的群体集合到这个概念之下,简单地命名为社会底层.什么叫关注“底层”?关注什么人群叫关注“底层”?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张柠明确指出：“底层”的人基本上是不读文学作品的,生活的压迫、困境使他们没有精力和兴趣来读文学.那么写“底层”的小说是写给谁看的?是写给那些认识字的精英,而且很健忘的精英看的.让他们通过对小说的阅读,达到一种经验上的认同；或者说,让他们在决策、分配资源的时候要记得这些人.这是关注“底层”生活的小说可能达到的一个目的.邵燕君也指出,2004年初的时候,“底层”叙述是一种异质性的叙述.它是边缘叙述,不时髦.2005年就不一样了,它变成一种主流的叙述,一种热门的叙述,一种时髦的叙述.“底层”成为时髦话语之后,就成为一种消费.写一个农民的苦难,他就会加强刺激,把残酷、、暴力跟苦难结合起来,在比狠比酷的过程中,借苦难的题材得到一种快感.在这个意义上,苦难最后变成麻木的书写.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文学如何“底层”,而是“底层”如何文学,即你怎么来写“底层”.李建军说到,“底层”是陷入困境的生存群落,他们的境遇某种程度上就是人类境遇的象征.写“底层”,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写整个人类的一种体验.而文学是对一个时代的价值观进行校正的伟大的手段.有人说文学不回答问题,也没有能力回答问题,这是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几乎都在回答问题：俄罗斯向何处去?我们应该怎么活着?伟大的文学家既应该是提问者,也应该是回答者.所谓永恒性与当下性,实际不存在哪个排斥哪个的问题.但我觉得“底层”更具有现实意义,对当下来讲更为重要.李洁非认为：文学不是社会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它的身后不再像曾经那样站着千百万要翻身求解放的奴隶.不要让文学去扮演救世主、导师、社会英雄的角色.今天的“底层文学”只保存着一种东西,即文学对自身使命的忠诚.搞“底层文学”,必须要坚忍.没有那种殉道精神,就不要搞“底层文学”.尤其要警惕那种空喊“新左”、“旧左”口号、把“底层”生活当做自己意识形态秀的点缀的人.一直被看作是“底层文学“代表性作家的曹征路指出：在近期关于“底层叙事”的争论中,我们的知识分子面对诸如“你凭什么能够为底层代言?”“当你以为自己有资格为底层代言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虚构一个道德主体”这类问题时就不知所措.原因在哪?那是因为我们对“底层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认知始终是模棱两可的,我们的任何一种解释都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所谓“底层叙事”问题的讨论,其实凸现了当下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困境.

《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在“批评论坛”栏目,发表了吴思敬、王永、罗梅花、冯雷四人的署名文章,就“底层写作与诗歌”的话题进行了集中的研讨.这次笔谈,实际上围绕“打工诗歌”所引发的诗歌评论界“与诗歌”的争论展开话题的,从文章中看,几位论者都倾向于要适当评估“底层写作”的实绩与意义.王永认为：“在论述诗歌如何介入公共场域的时候,除强调个体主体性的重要性之外,还不得不强调语言对诗歌的本体价值.”“诗人既处身于无可奈何的现实世界,也置身于诗歌传统与诗歌文本所构成的内部世界.诗人只有处理好生存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获得恰当的平衡,才能保证诗歌同时具有审美的快感和有效性.我认为,这就是‘诗歌’的内涵――如果真存在这样一种.”罗梅花认为：“毋庸置疑,任何文学创作都应该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诗歌也不例外,所谓‘文以载道’就是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即使是唯美主义者鼓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也对宣扬‘美’承担了一份当仁不让的责任,可以说,文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没有道德承担的诗歌不会是好的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并不一定就值得世人过分的标榜,而目前这种过分强调‘底层写作’和‘诗歌’的现象确实显得有太多跟风炒作的嫌疑.”冯雷认为：“当下诗歌领域‘底层经验’写作的问题,我更愿意将其视做是对纯诗探索的一种反拨或警醒,是面向开放诗歌趣味的一种努力.重新接纳现实经验世界的丰富性,重新赋予诗歌以一种包容的胸怀,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参与对公共话题的言说,以一种返回集体的方式重新达到个人化的表达.这种判定并不矛盾.检测如我们仔细阅读表达‘底层经验’的诗作,我们不难发现,同‘五四’时代控诉苦难生活、呼唤社会革命的旧作所不同的是,今天的‘底层经验’写作更突出的是表达一种个人感悟式的复杂的生活回味、人生思考,某种程度上仍是一种个人化表达.”吴思敬认为：“作为诗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我们在肯定诗人的良知回归的同时,更要警惕‘题材决定论’的回潮.伟大的诗歌植根于博大的爱和强烈的同情心,但同情的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将这种对底层的深切关怀,在心中潜沉、发酵,通过炼意、取象、结构、完形等一系列环节,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美与善的高度谐调与统一.也许这才是面向底层的诗人所面临的远为艰巨得多的任务.”

于丹央视讲说《论语》、《庄子》引发争议

继阎崇年、易中天之后,2006年“十一”长检测期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解读《论语》心得,很快引人注目,一时名声大噪.与易中天、阎崇年等人主要讲历史、秘史不同,于丹以现代女性的日常化视角和知识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以通俗易懂的白话语言诠释儒学经典,讲述自己从《论语》中获得的为人处世之道.在《于丹〈论语〉心得》中,于丹将《论语》分成“人生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等七个部分,在讲述自己阅读《论语》心得的同时,结合当下的社会生活以及现代人所遭遇的心灵困惑,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论语》.比如她在讲“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时,将“小人”理解为“小孩”,自认为孔子的意思是说,女人和小孩子都是有着相同的心性,有时候可能让男人捉摸不定等,类似的例子还有她对孔子“以德报怨”的理解.

据央视《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介绍,《百家讲坛》早就定了的题目,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主讲人.“此前于丹一直在央视10套做策划顾问,是很多电视人的朋友.她的口才很好,又有古典文学的专业背景,我们就觉得于丹有这个潜能,就让她来试试,结果一试就一锤定音.”对于当天火爆的签售场面,万卫在感到惊喜的同时,又自觉是在情理之中：“当初我们在确定开讲《论语》的题目时,就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在社会风气一片浮躁、人心充满困惑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从古人那里汲取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的方法.”万卫认为,《于丹〈论语〉心得》就是一个具有感应功能的“心灵按摩器”,它深入到读者心中,敏感地把握内心的不适,及时地给予心灵最妥帖的抚慰.随后,央视于2006年11月19日至25日重播了《于丹〈论语〉》心得》节目,还邀请于丹接着讲解《庄子》.2007年正月初一到初十,央视《百家讲坛》连续播出《于丹〈庄子〉心得》.讲座中,于丹延续了讲述《论语》的方法,以现代的视角来讲述圣贤思想.在《于丹〈庄子〉心得》中,她将主线放在庄子的“逍遥游”上.“这部书里,真正流传下来的思想,应该是天地自在逍遥游,而这样一番逍遥游里,庄子他看破的东西太多太多.”“庄子这个人在天地之间,可以说看破了生死,超越了名利,看透了这一切一切.”

借着央视讲座的影响,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解阅读《论语》心得的讲稿,很快由中华书局结集成《于丹〈论语〉心得》出版.该书首印达六十万册,超过了易中天《品三国》五十五万册的首印量.2006年11月29日,于丹携该书到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与读者见面并签售活动.签售从下午两点前开始,晚上十点左右签完最后一本书.在八个多小时的签售时间里,于丹共签了一万多册书.创下中关村图书大厦单日单本一万二千册的历史销售纪录.中华书局总编辑李岩认为,在当前“国学热”的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读者对于中华传统经典各类普及读物的内在需求在不断加强.“尽管解读《论语》的读物书市上并不匮乏,但它们多半刻板而拘古,充满了学究气,说教味道过浓,读者自然就不忍卒读了.于丹的高明之处在于,她讲《论语》从个性的情感出发,像老朋友一样,将阅读《论语》的心得参合自己的经历向你娓娓道来.”李岩认为,于丹个人化的讲解难免存在瑕疵,要想真正理解《论语》,那么最好去读原著,这样也算是促进民众阅读经典的可行路径.

于丹以非专业学者身份讲述《论语》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指责,有人说其有学术硬伤,有人斥其现代视角解读是一种“误读”,引起价值观的混乱.于丹春节期间讲说《庄子》之后,有不少网友指出于丹用错了“美轮美奂”的成语等错误,在百度“于丹吧”里,一位网友吁请“于丹阿姨不要再讲庄子”,之后,持不同意见的网友之间相互攻击.此后,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知名大学的十名博士联名,于2007年3月2日在“天涯网”上发出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帖子,发起者为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徐晋如博士,文中言辞激烈,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还呼吁不要再闹出“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了,文中甚至要求于丹从《百家讲坛》中下课,并向电视观众道歉.在帖子的末尾,包括中山大学博士生刘根勤、清华大学博士生王晓峰、暨南大学博士生周韬、中山大学副教授朱崇科以及于丹所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杨等人,联名表态称“要将于丹抵制到底”.据参与者说,他们之所以参与这次活动,是因为不想让人们再受于丹的误导了.于丹所讲的《论语》和《庄子》,都只是借了古典文本的壳,但实际上很像速成教材,不仅偏离了文本本身,也给人造成了误导.在一次于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于丹〈庄子〉心得》签售活动时,于丹的新书签售遭到一男子强烈抵制.该男子穿着印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字样的T恤衫出现在现场.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有一本专为于丹挑错的《当〈论语〉遭遇于丹》,即将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推出.该书作者马千里表示,这本书共十二万字,完全按《于丹〈论语〉心得》的结构来写.正文是七篇,后附“《于丹〈论语〉心得》引用经文硬伤大观”.在正文中,他以纠错和指正于丹书中硬伤为线索,比如,“于丹把‘《论语》的真谛’说成‘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但在马千里看来,《论语》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核心是德政,方法是“修己以安天下”.他强调,批于丹不是目的,“让大家了解错误的存在,提醒读者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想问题”.“这本书出版的意义在于还原《论语》章句的本义.”

在对于丹的非议声中,也不时有一些有分量的支持声音出现,易中天就在多个场合表示了对于丹的赞赏,他在一篇博客中写道：“看了《百家讲坛》的《于丹〈论语〉心得》,不禁拍案叫绝!神闲气定,娓娓道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诚可谓妙趣天成,观之可以忘忧也!建议大家都去看看.”并为之叫好：“于丹,真棒!”针对有人认为于丹说的“太浅了”的质疑,易中天也出手相助.“什么叫浅?如果你觉得听明白就是浅,那孔子的话本身就很浅!说不明白的不是真理,越是真理的东西越是简单.”

针对部分读者认为于丹的讲解曲解了《论语》的质疑,于丹解释说：“我讲论语只是在讲一己之心得,我不认为自己是在解读《论语》.千颗心有千种所得,万颗心有万种所得.我讲孔子肯定不是最权威的,但我认为是最真诚、最朴素的.”于丹认为,古人的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经典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令人敬畏到顶礼膜拜,而在于它的包容与流动,可以让人浸润其中,在每一个生命个体中,以不同的感悟延展殊途同归的价值.所谓‘道不远人’”.于丹说,她对《论语》的情感一向是“敬”而不“畏”,对《论语》的感觉,从来是朴素而温暖的.“就像一口奇特的‘问病泉’,一下子泡进去,就知道自己这疼那痒,问病寻药.”于丹谦虚地说,以她的学养和阅历,真要作《论语》的讲解和辨析是“万万没有资格的”,“我所能承担的角色只是一个体验者,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像两千多年中数以万计泡过这眼温泉的人一样,用自己的身体最敏感的病灶去承受温泉的恩惠”.虽然解读《论语》让于丹一举成名,但于丹表示她内心更喜欢的是《庄子》.“从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更喜欢《庄子》,读过相关典籍,我也相信现在喜欢《庄子》的人更多一些.”但她同时表示,孔子与庄子是不矛盾的,《论语》是讲人生的成全、人生的实现,而《庄子》是讲人生的超越、人生的洒脱.她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孔子负责八小时以内,庄子负责八小时以外”.对于种种责难与非议,于丹没有直接给予回应,也没有表现出不安与反感,反而认为这些人必有他们的道理,“我从小就崇尚庄子在《逍遥游》中的一句话,‘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对于外界的批评与非议,我常常以此来,何况人有自知之明何以怕骂?”于丹说,作为一个学者,倘若出了错,是不应该宽恕自己的,“对于那些抱有善意的批评者,我能体会他们的心情,因为认真严谨是学者治学之本.其实我是个认真但不较真、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一般来说,我对外面的批评是不会去解释的,因为我还要腾出更多的心思去做其他的事,不会陷入无谓的争论之中”.

一些媒体还由此提出“于丹现象”,并连续发文探讨应该由这一现象中得到的相关启示.如《人民日报海外版》曾以“于丹现象启示录”为题,连续发表七篇系列报道文章,文章指出：“于丹现象”令我们思考：传统文化的传播,究竟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才更有效?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如何才能转化为和之者众的下里巴人?历史深处那只王谢堂前的燕子,如何才能飞入今日寻常百姓家.“于丹现象”给了我们三点启示.启示一：中华优秀文化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富矿,一旦开掘出来,就会成为“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忧外患、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启示二：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尤其在物质虽然丰饶充沛而精神却相对贫乏迷惑的当下,人们更加渴求及时雨露对心田的滋润.启示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需要高超而精细的技巧.现代传媒在文化普及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文章最后指出：于丹讲座的内容,不过涉及《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其中也确有一些硬伤,对于其讲座的价值,也并不想给予过高评价.我们只是在想,如果能通过这个生动的标本个案,不拘泥于“于丹现象”本身而引发出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