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与政治文化

摘 要 大战略与政治文化属于不同的学科和理论研究范畴,但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强大的隐性制约力量,政治文化与大战略之间的关系必然复杂而又多重.发生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布匿战争揭示了极丰富的大战略和政治文化机理,对它们的研究和领悟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质以及丰富的现今和未来的意义.国家大战略的缔造和实施是与政治文化休戚相关的头等国务,宏伟辉煌的大战略成就可以塑造新的政治文化要素,而政治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战略缔造,帮助或损毁大战略实施,并且决定大战略的成败,从而决定国家的命运.

关 键 词 大战略 政治文化 雅典政治文化 罗马精神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5-0035-41

一、

大战略与政治文化属于不同的学科和理论研究范畴.[1] 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战略学界首次提出“大战略”概念以来,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构建和探究,大战略理论已经成为基于国际权力政治经验和战略思维而构建的新兴理论.大战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以及从目标确定到结果生成的战略机理,因此,大战略的缔造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复杂工程.值得注意的是,在从纯军事的战略理论演进到更为广阔、复杂的大战略理论研究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理论研究者都深谙国家大战略缔造机制中政治社会、精神文化、民族心理等“软因素”的重要作用.19世纪末,德国杰出的军事战略史家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首先对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探究,使战略理论同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及它的力量、构造紧密相连. [2] 紧接其后,地缘政治学家马汉、麦金德论述了地理、领土、人口、民族性以及政府构成对一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将战略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军事层次之外的其他领域.二战期间,爱德华•,厄尔（Edward Mead Earle）指出战略必须更多地考虑经济、心理、道义、政治等非军事因素.20世纪中期,利德尔•,哈特（B.H. Liddell Hart）论及了大战略至关重要的多类非军事因素.依据利德尔•,哈特的理解,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军事力量只不过是这所有一切资源中间的一种而已,其他诸如经济、地理、政治、外交和精神文化因素对战争和战略同样具有重大意义.[3] 21世纪以来,西方的大战略理论已日趋成熟,其中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等在耶鲁大学主办的“大战略讲习班”通过对历史上战略行为和战略思想的深入分析,总结制定合理化大战略所应具备的包括政治领导个性等在内的一系列原则,欲为未来的领导者提供可资汲取的丰富资源.所有上述战略理论家关注的除却军事力量以外的诸种“软”因素,大多正是政治文化研究和考察的范畴,这种交叉表明两种研究范畴紧密的内在联系.那么,何谓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在国家大战略缔造和实施中占据什么角色?政治文化与大战略有何内在的相互关系?

政治文化是政治中的“软因素”,在当今国际、国内政治分析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然而,政治文化一向没有确切的定义.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的开拓者、著名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被概括为政治上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也可被表述为关于政治的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技能.在另一位著名的政治文化研究大家L.派伊那里,政治文化被概括为社会的各种传统、公共机构的精神、公民的情感和集体理性以及政治领导人的风格和行为规范等.[4]

政治文化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人类谈论与写作政治的时期.西方古代的预言家们在他们的神谕、告诫或咒语中,已经涉及不同国家各异的品质和特性.荷马史诗中英雄们的所作所为,为我们展现了希腊先人的民族性格.史诗的核心人物是作为部落首领的希腊英雄们,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是神的后裔,强悍、健壮,充满生命的活力；战场上勇敢、坚强,甚至凶暴、残忍.在《荷马史诗》被尊奉为古典时代希腊人圣经的时代,这种被史诗着力渲染的理想化了的人格对希腊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英雄们价值观的核心是“荣誉”.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英雄们表现得独立不羁,敢做敢为,不屈从任何人间的权威.[5]

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诗人和剧作家讨论过爱奥尼亚、斯巴达和雅典等城邦的文化和特性.修昔底德早就发现了民族性格在城邦关系间的独特效应以及城邦的本性对其在战争中表现的重要性,这在他的史书中有较充分的反映.[6] 柏拉图着重环境和个人性格因素分析城邦政体的兴衰是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或者说是现代政治文化理论的最早渊源.[7]

柏拉图的分析方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和《论李维的前十卷》启发人们要洞察文化和个性、它们形成的环境以及有关的后果.马基雅维里将罗马共和国公民和领导者的活力与诚实,同罗马帝国居民以及近代意大利人的腐败、屈从与反复无常作了对比,认识到文化因素、价值以及认同和承诺的情感,对于国家强盛或衰落是极其重要的. [8]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这样论及法律与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气候、宗教、法律、执政准则、典范、风俗、习惯,结果就由此形成了一般精神.在每一个民族中,在这些因素中如果某一种表现突出,那么其他因素将会做出同样程度的让步.从前,风俗为拉开戴蒙人（斯巴达人）带来活力,而执政的准则和古老的风俗使罗马蒸蒸日上.[9]

一种政治文化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积淀物,其中每一个要素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有其复杂的社会、地理、宗教、种族、历史机缘等原因,都经历了由孕生到成熟、由朦胧到清晰、分解与融汇、蜕变与新生的长期历史演进过程.[10] 派伊指出,对个人来说,政治文化控制和指导着有效的政治行为；对集体来说,政治文化又提供了系统的价值结构和系统的理性思维结构.不仅如此,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是深藏于政治显秩序之下的隐秩序,具有统一性、稳定性、连续性等特征.政治行为是它的外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因此,政治文化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11]

由此可见,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成员关于政治的信仰、态度、感情和价值观,同时,它也是政治系统内社会的各种传统、历史记忆、公共机构的精神、集体理性以及政治领导人的风格和行为规范等.它们构建该政治系统典型的“文化”属性或特征,形成强大的情感和行为取向合力,影响、推动、阻碍、或颠覆该政治系统的发展和巩固.

作为一种如此强大的隐性制约力量,政治文化必然影响国家大战略的缔造和实施,进而影响国家的命运；政治文化与大战略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复杂而又多重.鉴于政治文化与大战略悠久的思想渊源和复杂的历史演化脉络,本文以西方政治传统的源流,亦即古希腊和古罗马颇具代表性的历史片段为背景,通过考察政治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国民性格和精神文化要素,来展示政治文化与大战略复杂的内在关系.

二、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404）是古希腊历史的转折点,也是雅典命运的转折点.战争伊始,雅典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构想并实施了他认为能保证雅典得胜的战时大战略,那就是采用“扬己之长”、“克敌之短”和“避敌之长”的战略,即“非对称性战略”,形成雅典海权对斯巴达陆权的长时间战略僵局,以此消耗和磨垮斯巴达从事战争的意志.战争爆发后,雅典采取陆上战略守势,闭城退守,坚拒出战.雅典农民经说服而放弃田产和家园,任其由斯巴达及其同盟军队蹂躏,同时全部乡村人口迁至城墙以内坚守.另一方面,雅典舰队不时袭击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斯巴达的同盟城镇.伯里克利战时大战略的目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心理上最终战胜敌人.他相信,一旦斯巴达人无可置疑地明白雅典人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坚持遵从他的战略,他们就会认识到无望战胜雅典,从而最终不得不同意经谈判达成和平――伯里克利追求的、斯巴达人在心理上不能不接受的均势和平.[12] 因此,他谆谆告诫雅典人：“如果雅典等待时机,并且注意它的海军的话,如果在战争过程中它不再扩张帝国的领土的话,如果它不使雅典城市本身发生危险的话,雅典将来会获得胜利的.”[13]

然而历史证明,伯里克利的大战略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失败；他去世之后,雅典逐步走向战略转折,即由大举进攻取代战略防御,从而发动了导致雅典最终战败的灾难性的西西里远征.此后,战局几经波动直至雅典海军被彻底摧毁,雅典永久失去了曾有的绝顶辉煌.

究其原因,导致雅典失败的最致命因素正是希腊文化中独具特色和相对新颖的雅典政治文化.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雅典因其海权优势和城墙系统而具备强大的战略防御能力,从而严格规避发动攻势,这实际上反映了伯里克利的某种多少僵化的“防御崇拜”心态.[14] 事态发展表明,这一心态及其影响下的伯里克利战略包含他忽视或轻视了的一项根本两难,即它与雅典政治文化的一大要素――雅典的社会政治特性和国民性格――相抵牾甚或冲突.

雅典崛起的历史造就和显示了它的特性.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政体诞生伊始即面临波斯战争的严峻考验.在波斯大军面前,雅典人放弃城市,拆毁家园,登上舰船,全部人民成为水手.这种激烈的行动可谓令雅典永远改变了自身的性格,或者用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演讲中的话说,使雅典“伟大的是有冒险精神的人们”.[15] 这番历史和活跃的政治培育了雅典人冒险、革新和不甘安宁的进取性,那是伯里克利时代最突出的政治文化特色.[16]

显而易见,伯里克利的十足防御战略尽管可能绝对必需,但它与雅典自波斯战争后形成的能动、进取和扩张精神相违.不仅如此,它还与希腊传统文化精神相悖,因为塑造希腊文化的首要因素是这么一个传统：战时的勇敢是最高的荣誉和美德.那由荷马史诗熏陶,并且由几个世纪的其他诗歌、传奇以及战争和竞技得到加强；战争中的勇敢坚定和乐于拼杀成为自由人的基本价值.尤其在战争持久不决、艰难经年累月的情况下,伯里克利的战略在制的雅典殊难持续,或者说殊难维持其公众舆论基础.

多数雅典人是农民,伯里克利的战略要求他们丢弃城墙之外的房舍、葡萄园、橄榄树和田野庄稼,在他们迁入的城内无可奈何地旁观斯巴达人毁坏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拒不出战必定引起他们的不满和愤懑,也引起对无所事事的牢骚和对家园的渴望.由于斯巴达及其盟邦一再入侵和破坏加剧,雅典城内的不满愈益广泛和强烈.更严重的是祸不单行：战争第二年,人满为患的雅典城内爆发难以预料的偶然灾祸――大瘟疫,夺走了雅典三分之一人口,大大消耗了雅典的力量,严重削弱了雅典人的意志,扭曲了他们的心理. [17] 而所有这些鼓励了斯巴达及其盟邦的战争意志.

普鲁塔克认为,伯里克利――雅典战时的领袖――精神上也发生了改变.在他最后的弥留时日,也从崇信科学堕入迷信错误的知识和可怜的观念.他戴上护身符,以求将他自己从使其衰弱的疾病中拯救出来.在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前,雅典人在看待事物上比他们伟大的领袖在临终之时所表现的迷信更为严峻可怕.瘟疫之后,雅典人崇拜、迷信风气日盛,更加害怕神的愤怒.来自东方的更多的拜神祭仪――东方的山林女神西贝尔、色雷斯的狄奥尼修斯和亚细亚的巴库斯――很快由围困中的雅典人引进,以免传统的奥林匹亚诸神,像阿波罗、雅典娜、宙斯等在未来不能带来救赎.正当雅典人疲于抵挡外部的敌人之时,城墙之内,在城邦历史上开始发生巨大的精神变化和宗教不确定时期.[18]

所有这一切超出伯里克利的战略预计.他对战争的心理动能估计不足,未给战争中的偶然性留下必需的战略规划余地.对战争有非常深刻理解的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两大活生生的力量之间的冲撞”,其首要属性即暴力本身有其逻辑,即武力的不断升级倾向；其中的根本动能,在于两大活生生的力量冲撞时产生的仇恨、、恐惧、兴奋和心态等,从而没有哪一方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行动.[19] 斯巴达和雅典作为两个大致势均力敌并都崇奉希腊英雄主义的城邦,实际上有着大致同样强烈的战争意志.何况,“一个强国决不会让自己臣属于另一个强国的意向.”[20] 伯里克利的战略在这一点上失算了.同样按照克劳塞维茨,战争当中有一类非常基本的、与暴力和政策（政治）同样基本的因素,那就是使得真实的战争有别于纸上谈兵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料性,连同它们对决策、对士气、对战争和战斗结果的影响.可以说,伯里克利的战略在这一点上也失算了.伯里克利去世不久,他的战略就被雅典逐步抛弃并最终酿成西西里远征失败的惨祸,进而决定了雅典的命运.雅典的战略转折是必然的,因为雅典冒险、能动、扩张和大力进取的政治文化与国民性格比伯里克利的战略更为有力,而这种民族性格在丧失强有力的制约后更为可怕.在最后输掉战争之前,雅典政治文化的蜕变已使战败难以避免.

三、

公元前218-202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是西方历史上一场决定性的较量,罗马的胜利使之成为“世界性政治力量”,迦太基沦为必须听命于罗马的附庸城邦.

对于这场战争,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目的是重新夺回迦太基因第一次布匿战争而丧失的地位,取代罗马在西地中海的优势.他首要的军事战略目的,是使罗马的盟邦与罗马分离,从而剥夺罗马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优势.战争初期,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出人意料地在意大利北部从天而降,经过连续三次歼灭性战役（尤其是极著名的坎尼战役）,摧毁了占绝对数量优势的罗马军队,以致罗马权势接近崩溃.然而,是什么令罗马经受住汉尼拔的一次次巨大的打击,长达十几年之久而不屈服并反败为胜?

罗马战胜汉尼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面对汉尼拔最初绝对的战略优势,罗马压倒一切的大战略就是国家的生存.按照多项杰出的研究,[21] 从战争的全过程看,罗马的大战略经典地体现了所有优良的国家大战略的本质内涵,那就是武装力量、政治安排、财政规划、外交操作、对外宣传等所有各类国家战略手段及其资源基础都得到充分动员和高度协调,以怎么写作于保障罗马生存并进而彻底击败迦太基的权势变更尝试.另一项最主要的优越性,在于罗马杰出的战略能动性,亦即战略随战争大局的重大变动而被积极调整.罗马战略的坚韧可变见于初期连续败北后毅然采纳执政官费边的战略,它的生气勃勃则尤其见于名将小西庇阿在战局僵持不决之际决定性地变更“战略重心”,将主战场从意大利半岛一举转向迦太基本土.不仅如此,罗马的战略能动性还杰出地表现在自坎尼惨败到战争全胜,在战略上始终避敌之长、克敌之短和扬己之长,或者说从费边到小西庇阿始终实行有利于罗马的“不对称战略”.[22]

然而,从更深层意义上讲,罗马的胜利是罗马精神的胜利.罗马战胜迦太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和罗马几个世纪里形成的精神特质提供了异常强劲的政治文化力量.

在共和国早期,接连不断的外部危险和战事塑造出一种尚武风尚,使罗马社会从头到脚烙下强烈的军事化特征.作为罗马公民,最重要的义务是服兵役,从军的权利和义务只属于公民.罗马公民在17岁至46岁生日之间,有义务为国家服军役16年.特殊情况下,法律允许政府延长军团官兵服役时间至20年.[23] 长期残酷的战争生活和尚武社会的传统铸造了罗马人冷酷、蛮狠、凶残的性格.军队若在战斗中可耻地败北,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罗马蒙羞,将由执政官下令,百人队队长执行,每10名士兵当中处死1人.[24] 家长式专制也保证了罗马的军事纪律.每个家庭的家长对全家拥有绝对权威,保有对家庭成员的生杀大权；家族体制的公共类似物,即任期一年的执政官的极端权力以及罗马元老院令人生畏的集体权威,足以解释罗马军团里士兵们非凡的纪律、服从和默许.[25] 罗马人残酷的品性尤其表现在他们对待被征服者的态度上.波利比阿注意到,当蹂躏一个城市时罗马人能做到极致――他们甚至将狗也予以肢解.[26]

尚武好战不仅体现于普通公民社会,而且尤其体现于罗马社会最高层、争胜好强的罗马贵族身上.罗马贵族崇尚英雄主义,血刃拼搏和荣立战功是获得政治和社会声誉的必备要素.罗马人对其祖先顶礼膜拜,而其祖先的炫赫在于武力成功,这也就等于政治上的成功.[27] 法律规定,罗马公民只有经过十年征战生涯,才有资格担任政治公职.包括执政官在内的罗马军官在战场上同士兵一起冒死拼杀.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10年里20位作为最高行政官员的执政官当中有12人战死,比例极高.[28] 不足为奇,尽管有特拉美西尼湖战役和坎尼战役那样的军事灾难,共和国仍然不屈不饶地生存下来.

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罗马人也打过许多败仗,但媾和时罗马几乎从未将土地割让,这归因于农民-士兵的土地情结和坚忍不拔.罗马基于广大公民对土地的拥有,农民-士兵的精神本质是罗马军事机器优良的最基本原因之一.迦太基在这方面远比不上罗马.波利比阿评论道：迦太基人使用雇佣兵,罗马军人却是本地公民；“罗马人虽然最初遭受失败,却能以永不枯竭的兵力东山再起,那是迦太基人做不到的.罗马人为他们的国土和子女而战等以顽强的决心直到战胜敌人.”[29]

经由两个多世纪,罗马的威望业已内化于意大利半岛.罗马与迦太基各自对盟邦或附庸的统治方式和由此形成的习俗大为不同.罗马较为宽厚,迦太基却极为苛刻.与罗马的长期交往甚而融合导致多数意大利城邦自视为罗马的自愿伙伴,而非受罗马压迫的奴隶.相反,迦太基人在意大利却素有狡诈、不义、残暴、野蛮之恶名.而且,在意大利半岛各邦眼中,迦太基人种不同,语言文化古怪,宗教迥异,乃是十足的、不可居于其下的外族.[30] 因此,从政治文化视角看,汉尼拔分离罗马同盟的战略目的包含很大的不可实现性.

罗马的盟邦大部分忠于罗马还有另外的精神文化原因.罗马人一向特别不能容忍盟邦的背叛.对待与之作战的叛邻,罗马人几乎总是报以彻底征服和严惩,而非仅仅将其打败.所有罗马人,不管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对那些敢于向其挑战继而被其征服的外邦,都以残暴对待为特征.罗马的同盟者知道罗马人是怎样的人,罗马人几乎必定施加的将是怎样的报复,因而可以说它们大多不敢真正背叛罗马.更广泛地说,罗马的“残忍”与罗马精神的另一成分即讲求实际难解难分.“罗马人的残忍极少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偶尔的怜悯仁慈出自经过谋算的自我利益考虑.”[31] 当汉尼拔的作战技能和战略对罗马构成致命威胁时,嗜杀的罗马便以讲求实际的审慎取代传统的勇猛,从费边开始“退避三舍”,继之以小西庇阿的深思熟虑的外向进攻战略谋划.这就是和上述其他精神特质一样植根于罗马文化中的“实用的冷酷无情”.[32]

如此可见,使罗马赢得胜利的战略和政治文化因素互相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精神文化优势是战略优越的终极条件,民族精神特质和政治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效应也最根本最广泛,可以说它无所不在.

四、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布匿战争揭示了极丰富的大战略和政治文化机理,对它们的研究和领悟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质以及丰富的现今和未来的意义.那就是,国家大战略的缔造和实施是与政治文化休戚相关的头等国务,宏伟辉煌的大战略成就可以急剧地塑造新的政治文化要素,而政治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战略缔造,帮助或损毁大战略实施,并且决定大战略的成败,从而决定国家的命运.在此意义上,战争中雅典大战略的最终惨败的关键是其政治文化和精神气质的蜕变,而罗马之所以战胜迦太基、确立地中海霸权,罗马政治文化中精神力量的强大当为主要答案.

注释：

[1] 关于大战略的概念和理论,详见B.H. Liddell Hart, On War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1967, Part IV,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chapter 1, 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1994,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Paul Kennedy, John Lewis Gaddis, et al., “The Grand Strategy Proje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Spring 2004, 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时殷弘：“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有关政治文化的概念梳理和研究现状,详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国际战略十一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3] 详见Hans Delbruck, “The Greeks at Their Height”, Book II, in his Warfare in Antiquity,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Edward Mead Earle, Gordon A. Graig and Felix Gilbert, eds., Maker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吴春秋：《论大战略和世界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4] 参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第19-20、63页.

[5] 祥见《荷马史诗》（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6章、第6卷第2章、第8卷第7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参见, Robert D. Luginbill, 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 Westview Press, 1999, chapter II.

[7] 王乐理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190页.

[8] [意]马基雅维利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0、11、43、47等章.

[9]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章.

[10] 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11] 徐大同主编：《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12] 关于雅典的战时大战略,详见[美]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载[美]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13]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9页.

[14] [美]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载[美]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57页.

[15]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2页.

[16] “政治在古希腊城邦中的优先地位和宪法形态对公民性格的塑造,某种程度上是我们难以理解的.”Donald Kagan, 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p.48.

[17]“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由于目睹生死兴衰无常）等公开地冒险作放纵的行为等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约束的力量了.”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9-160页.

[18] Victor D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How the Athenians and Spartans Fought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05, p.85.

[19] 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战略十一讲》,第77页.

[20] 利奥波德•,冯•,兰克语,引自Garsten Holbraa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Study in German and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eory, 1815-1914,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1970, p.87.

[21] 有关研究见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lume 1；E. T. Salmon, “The Strategy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GreeceRome, 2nd Ser., Vol.7, No.2., Oct., 1960, pp.131-142, James Parker, “Comparing Strategies of the 2d Punic War: Rome’s Strategic Victory over the Tactical/Operational Genius, Hannibal,Barca”, l, [美]威廉森•,默里等编, 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3章.

[22] James Parker, “Comparing Strategies of the 2d Punic War: Rome’s Strategic Victory over the Tactical/Operational Genius, Hannibal, Barca”.

[23] [美]威廉森•,默里等编, 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3章.

[24] Keith Hopkins, Death and Renewal: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Cambridge, 1983, V.2, pp. 1ff.

[25] [美]威廉森•,默里等编, 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3章.

[26] A. E. Astin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Second Edition, Volume VIII Rome and Mediterranean to 133 B.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24.

[27] Hartmann and Heuser, eds., War, Peace and World Orders in European History, p.46.

[28] Ibid., p.64.

[29] Polybius, Histories, Volume 6, .perseus.tufts.edu/cgi-bin/ptext

[30] Barry S. Strauss and Josiah Ober, The Anatomy of Error: Ancient Military Disasters and Their Lessons for Modern Strategis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158.

[31] 转引自[美]威廉森•,默里等编, 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3章.

[32] 同上书,第89页.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北京,100872）

收稿日期：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