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困境与艰难选择

摘 要：辛亥革命迅速胜利和失败的巨大落差给锐意革新、做着“好梦”的鲁迅造成了重大影响.此后,鲁迅一直在思考和总结辛亥革命得而复失的痛苦教训.从小说、杂文、书信等一系列著作来看,鲁迅的反思涉及资产阶级的文化选择、理论纲领、国民精神等方方面面.这也是鲁迅一生所致力于的中国文化改造与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 键 词 ：鲁迅 辛亥革命 文化反思

20世纪初,中国经受了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与传统文化的剧烈震荡.其必然结果之一就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鲁迅曾叙述自己在这一历史时期满怀希望、欢欣鼓舞地迎接辛亥革命的胜利,经历了革命后的种种事变,又跌进了完全失望的苦闷之中.“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而陷入“无可措手的”悲哀和寂寞.他力图“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呐喊自序》）,试图麻醉自己的灵魂,然而“精神的思缕”使他始终不能忘却,真诚地呼吁“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华盖集忽然想到三》）.１９２５年又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华盖集忽然想到三》）这段凝重、悲凉、苦楚的心理感受是鲁迅在历经“新漆剥落已尽”,“旧相”又显出,“奴才主持家政”等种种难以名状的苦痛之后,对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全面总结和文化反思.

一、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陷入了西方文明和传统文化冲突的困境中

辛亥革命后的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方面遭遇到的最大的艰难就是文化的决裂与传承的困境.鲁迅认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存在着两重思想:“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热风随感录:五十四》),资产阶级在西方文明和传统文化冲突的困境中,终于复归“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坟灯下漫笔》）.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走出的文化困境.因为传统文化的封建毒素沉潜在中国资产阶级的血液中,加之与封建阶级骨肉相连而带有的先天软骨病,使得他们不仅不具备与封建阶级一刀两断的勇气和能力,而且他们的机体内部也因遗传的基因而致缺少透析的功能,传统的封建文化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在资产阶级机体的内部产生对抗,使之陷入了举步维艰的文化处境.

在这场中西文化的较量中,虽然革命派以大力倡导西学、猛烈抨击国学为其革命寻求理论依据,并以之作为反对反动势力的斗争手段,然而却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困境之中：实现民族富强需要彻底破除传统的束缚,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又要求认可民族文化的内在价值.中国资产阶级是在外国侵略资本直接刺激下产生的,经济上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受排挤又要依赖,这就决定其在政治和文化上既反抗又妥协,也就又不可避免地带着这种先天缺陷走上解决中西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中国社会危机的征途,其文化选择的视野也必然为这一不足所局限.资产阶级革命派,爱国愿望极为强烈,决心以从西方输入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取代本国的封建文化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但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客观存在的复杂性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由于阶级利益与所受教育引起的对中西文化认识的矛盾性,使革命派中产生了各不相同的文化选择.比如其理论家章太炎思想的矛盾、变化最能反映当时相当部分中国国民的思想状况：对儒家传统既反对又依恋,对封建政治专制既反对又依赖,对西方文明既向往又害怕.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曾以笔为武器,批判改良,倡导革命,抨击邪恶,张扬正义.希望建立一种既不同于封建古代又不同于西方现代、既保留东方国粹又接受西方文明的“第三种社会”.但是,他常常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摇摆,而且越到后来表现越严重.其不彻底的思想在革命阵营内部造成了思想混乱,起到了封建势力所期望的瓦解革命队伍的不良作用.因此,鲁迅沉痛地指出：章太炎一步步远离了主义思想,最终“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他“用自己的手和别人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资产阶级的文化选择为何会产生如此的困惑以致复归导致自己的失败呢?这是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生长的特定文化环境的影响,哪怕是有意识地批判与疏离传统文化,但其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难免陷入传统的窠臼.何况孙中山、黄兴、朱执信、廖仲恺等国学功底颇为深厚,在接受西方文化时,也就不可能不自觉地框以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因此,鲁迅指出,“中国大约太古老了”,“所谓旧文明”是“根深蒂固的”（《两地书:八》）,制度的变革和观念的更新是极其艰难的.鲁迅的目光是敏锐的,军阀官僚统治下的中国,国学家依然崇奉国粹,文学家依然盛赞固有文明,道学家依然热心复古,甚至抽大烟、蓄辫子、扶乩、缠足等层出不穷.新引进的文化、思想、科学技术诚然有一点,但照例是新的进来,旧的便有一种异样的挣扎.传统旧文化的情结的顽固,决定了资产阶级在文化选择上必然陷入两难的境地.

如果说洋务派的文化选择是“中体西用”,改良派的是“托古改制”或以“西化”为特征的“中体西用”,那么辛亥革命并没有构筑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化选择方案,这不能不说是资产阶级的一道致命的内伤.且不说章太炎一边宣讲国粹,一边走向以伸张个性为特征的西方浪漫思潮,就是孙中山也常以国粹印证其“三义”之正确.仿佛中国的国粹可以与西方文化和平共处而没有半点冲突.资产阶级文化选择上的两难,在革命后“光复旧物”的乐观中,就放弃了文化启蒙.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是资产阶级在不自觉的层面上无法完全摆脱的幽灵.其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是有保留的,对传统的感情是比较深的.其自身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体现得非常激烈：从传统中游离出来,又留恋传统；追求着现代性,又困惑于现代性；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旧传统.这种边缘化的情感注定了他们要经受“灵魂分裂”的更大痛苦.中国“四面八方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热风随感录:五十四》）.这种矛盾和痛苦时时交织在资产阶级的行动中,导致了对西方文化意义理解上的变调与走形.由于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的烙印最深,所以其“文化反弹性”也最强,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文化思想根源即在于此.

二、共和政权体制的文化困境

在“光复旧物”的口号下,汉族地主、官僚通过反满窃取了军政大权,辛亥革命以出乎意料快的速度取得胜利,也以出乎意料快的速度走向失败.孙中山借鉴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任何政权的建立均需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之上.单是体制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具备.中国从未有过、共和的概念,更不可能具备、共和的意识.有的仅是世代相袭的帝制土壤,封建朝代更迭不过是改姓易代,而非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哪怕是如光绪皇帝般的改良,最终都只能是惨败下场.在缺失了和共和的政权文化土壤的中国,袁世凯把临时政府迁入北京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身份就实现了由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到终身大总统的过渡,不带任何硝烟地完成了由临时政府的资本主义性质向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军阀、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权的过渡.没有摆脱传统意识的束缚,使得所引进的西方政体只能是以一种畸形的形式出现.基于此,鲁迅强调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

本来,革命党人成分就极为复杂,多数是资产阶级中下层分子,也有一部分反满的地主阶级分子,还有一些和地主写办阶级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本身大多不能明了共和之真谛,更遑论将之植入人心、民心的行动努力了.加之阶级地位不同,革命的“终极目的”自然迥异.早在留学时期,鲁迅就指出：“很有一部分人抱着革命的思想而所谓革命者,其实是种族革命”（《而已集略谈香港》）,即“光复旧物”.此后虽因接触西学,民族主义觉悟提高,但有些革命党人始终未能摆脱此思想影响.鲁迅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二心集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狭隘的种族革命者始终不可能将其斗争纳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轨道,革命只能是半途而废.

三、资产阶级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文化机制的局限

鲁迅认为,资产阶级“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这最终都取决于资产阶级嗜血的阶级本质.虽然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有西方资产阶级的发家史,但是其骨子里流淌的是嗜血的血脉.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联合是其获得最大利益的途径,如果可以保留中华民国,宁可与其妥协也不愿两败俱伤,鲁迅常说辛亥革命只是剪掉了辫子,一切如旧.

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渗透下,晚清的上层社会结构,分化出写办、新式技术官僚、绅士、新知识分子官僚等新的社会阶层,原有的阶层一元化格局被多元化格局所取代.“这些阶层在社会地位、政治理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它们都是现代性的产物,他们对现代性都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情感认同.”①他们因新的经济关系及其由此决定的等级关系的原因而结成为新的阶级,即由传统的地主阶级中分化出的资产阶级,所以,土地问题直接牵动着他们最敏感的神经.由于他们既是现实政治的受害者、批判者,也是现实政治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几乎是带着自我既得利益保护的本能来参与变革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传统与革新问题上往往表现出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态.正如指出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等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②

此两重性在农民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辛亥革命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鼓舞了其反清革命的斗志.但革命党人对农民彻底推垮封建势力的行为并不感兴趣,他们要尽快实现共和,以为“中华民国”宣布就使共和伟业成为现实.认为农民的斗争是不必要的骚乱,不但对革命没有益处,影响共和的进程,而且可能危及自身的切身利益.为了早日实现共和,革命党人采取了竭泽而渔的做法,遣散同志军、民军等农民武装,有的地方甚至镇压农民革命.《阿Q正传》就形象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的这种心态和内在本质：在辛亥革命到来时,昔日不准阿Q姓赵的赵太爷改变了态度,赵秀才和检测洋鬼子也相约去革命,城里的知县、把总等都已改头换面,做了革命党.就这样,资产阶级与旧军阀官僚、封建遗老遗少很快勾结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不准阿Q革命,还诬陷其为强盗,拿来杀一儆百.

四、资产阶级有意或无意缺失的思想文化启蒙,导致与农民等下层民众的文化隔阂

这是辛亥革命的一个致命的弱点.资产阶级与农民等下层民众虽也有相似的封建土壤长成的共同基因,但却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意识之间的对抗.他们有意或无意缺失了思想文化启蒙.无意是指资产阶级没有意识到民众的重要性,他们仅仅重视获得政权的政治斗争,轻视民众；加之自身力量的薄弱,无暇顾及民众的参与.而有意则是指他们意识到下层民众是强大的力量,一旦觉醒,就可能逸出他们控制的范围,甚至成为他们新兴的对立力量,于是就有诸如阿Q的“不准革命”.

近代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精神上奴役和麻醉,造成了民众精神“厚重的麻木”.辛亥革命后,鲁迅长期任职于民国教育部,耳闻目睹袁世凯、张勋为复辟帝制,鼓吹纲常名教,尊孔祭天,继续唱着“老调子”愚弄人民.专制主义统治者竭力“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不仅如此,鲁迅忧虑的是,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种传统文化虐杀和麻醉了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策的奴化和虐杀,中国社会变得更加黑暗,更加贫困,更加愚昧,更加麻木.而民众愚昧和麻木、政治意向与信仰模糊的精神状态,恰恰构成了封建反动统治的牢固的思想基础.因此,当辛亥革命到来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主力军的农民没有近代以来尤其在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深刻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精神.“五四”运动爆发,学生、工人、商人等阶层都广泛地参加和支持,唯有农民没有介入,更是一个明证.

鲁迅准确把握了辛亥革命时期民众的迷信愚昧和与资产阶级革命的严重隔膜.在《药》中,资产阶级革命家夏瑜的革命行动和启蒙说教不但不为国民所理解,而且他的血被国民做成人血馒头当成治痨病的“药”.这确令真正的革命者悲哀.

鲁迅以其创作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大纛,他当之无愧.

① 丁三青．辛亥革命：“不流血的革命”[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３）：７３.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６４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