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对提高全党理自觉的认识和

[摘 要 ]中国是一个由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提高理论自觉并努力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是党的鲜明特征和根本优势.密切联系抗战初期的国内形势,对如何提高党的理论自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认识和思考,并形成了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善于总结历史经验、重视调查研究这三个提高党的理论自觉的途径.

[关 键 词 ]抗战初期；；理论自觉

中国是一个由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提高理论自觉并努力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是党的鲜明特征和根本优势.如何随着党所处时代和所面临环境的变化不断提高理论自觉,更是党的建设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

一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一方面党的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党担负了领导抗日战争的重任；另一方面,党的建设又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任务.大批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经验；老党员、老干部也由于情况和任务的变化而发生提高水平的问题.同时,对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影响还严重存在着.所有这些,都要求党密切联系抗日战争的实践,联系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特别是联系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两个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进一步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完成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艰巨任务,使党在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而这样一个党的建设任务,又必然会推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自觉和成熟.对此,在抗战初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著述,对如何提高党的理论自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地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中国提高理论自觉的三个路径,即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提高理论自觉、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提高理论自觉、通过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现状进行来提高理论自觉.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任何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武器,也是中国提高理论自觉的理论指南.中国自成立伊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但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则是不断深化的.始终倡导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地研究,并主张应该结合丰富的革命实践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而提高理论自觉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认为,党之所以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个人,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实践斗争中被证明了是对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领导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他联系1938年的国内抗战局势,针对当时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状况,向全党发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2]的号召,并认为这对处于新形势下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3].在如何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理论自觉的问题上,认为必须遵循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与方法.关于如何学习和看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历来存在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认为,如果不将这两种倾向,尤其是教条主义倾向彻底批倒,正确地学习和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树立不起来.回顾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曲折发展历程,并联系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进一步强调,不应当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党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来,全党经过延安整风,党内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受到了彻底地批判；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作风得到了很好的发扬；党的理论自觉也得到了应有的提高.

重视历史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是中国的特点和优势,也是个人的优点之一.他认为党要注重通过总结中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提高理论自觉,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避免出现更大的风险和失败.结合抗战初期的复杂形势,强调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如何总结这些“珍贵的遗产”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注意这些历史经验特定的时空性,不能采取盲从、迷信的态度,而要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和方法.这样,就将批判继承这一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确立为审视历史、总结经验、提高理论自觉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方法.此外,他认为总结经验还要采取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经验既要善于总结正面的经验,还要善于总结反面的经验即教训；既要善于总结中国的经验,还要善于总结外国的经验,不可偏废.成功的经验符合实事求是的客观规律,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失败的教训具有刻骨铭心的意义,具有鲜明的警示作用,更能让人自觉向正确的方向努力.进入抗战时期后,他对党内一些留洋回国同志忽视中国历史、“言必称希腊”的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作为员,应该不要割断历史,“不单要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4].审视历史、总结经验的目的在于关照现实.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如果它不善于从这一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它也不可能实现自身的发展.

调查研究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历艰难困苦并走向胜利的重要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全党提高理论自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看来,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政党不能对它所处的环境以及周围的一切事物进行周密的调查,它就不可能制定出合乎实际情况的行动策略；即使制定出来,也一定是错办法和错主意.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前所未有的客观形势和党内思想状况的实际,更加强调对中国革命现状开展调查研究对党形成优良作风和提高理论自觉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全党只有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着力研究中国革命现状,并通过调查研究提高党的理论自觉,才能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5]次年,他在谈到我们党的发展历程时进一步认为,正是因为当时对中国革命现状、中国革命规律不了解,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的问题不了解,我们党才会在历史上屡次遭受挫折.在这里,将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现状与提高党的理论自觉有机联系起来,指出党在历史上始终没有跳出“左”的羁绊,归根到底就是僵化、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没有自觉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正是在的大力推动下,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通过对中国革命现状开展调查研究,端正了工作作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了更加自觉、更加深刻的认识,为后来抗战胜利及整个新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

学习理论要指导实践、总结经验要联系现实、开展调查研究更要有理论指导,三者既分别为党提高理论自觉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经验上的支撑和现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构成了相互渗透、紧密联系、有机结合的统一整体,贯穿于党提高理论自觉的全过程,统一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全过程.“理论上的成熟与自觉是政治上立场坚定的基础,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更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6]党只有不断提高理论自觉,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才能增强为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坚定性.而从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关系来看,中国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其能否实现理论自觉,又是关乎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核心问题.

笔者认为,回顾和分析抗战初期有关提高全党理论自觉的论述,对当前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经过调查研究实际情况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以及改革发展的实际,坚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指导实践,不断提高理论自觉,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引向深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2][3]《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4]《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5]《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535页.

[6]《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名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互动关系研究——以1956至1966为时限；项目编号：11SSXT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