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社会学视角中国古代女性缠足现象

摘 要：身体具有双重性,女性身体的改造反映出性别文化与社会的构建.本文试图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以古代女性缠足这一身体改造入手,探讨女性身体与权利的关系以及女性的社会地位状况,进一步分析缠足所反映的身体规训与自主意识之间的双重性问题.倡导女性的自我解放与自我发展.

关 键 词：身体社会学；缠足；女性身体

作者简介：陈梅,女,1988年2月25日生,河北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2013）-19--02

一、身体社会学的视角

人的身体是具有生物性、社会性以及个体性的实体,人的身体受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制约,身体不仅仅是天生塑造的,更是是一种权利与文化的符号.

后现代主义者米歇尔·福柯的身体权利控制理论把社会学家的注意力引向身体社会学的研究.他认为,如何看待我们的身体,如何经验我们的身体,完全是一种社会的构建；身体可以成为权利的焦点,身体的变化是社会构建的结果.福柯在《性史》中将性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并且把性作为身体行为的一种表现,进而探讨了身体、权力与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福柯还提出了“生物权力”（bioPower）的概念,认为此时权力已经透过权力——知识的建构体系包围个人身体.[1]布莱斯·S·特纳把社会学定义为“人类事件中身体管理的历史与后果”[2]的研究,强调必须把我们的身体理解为一种社会构建,强调身体与社会结构的二重性.但在他的著作中,仍然把持了身体的生物层面的重要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资本分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身体资本又是文化资本的一部分,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经过漫长的积累,最终只能体现在特定的个人特质上,而这是区分社会之中与社会之间的人们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身体的某些表现,具有了特殊的符号意义,身体是权利的符号,区分出了不同等级的人群,例如,因肤色问题而引起的.可见,身体社会学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身体物理性质方面,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的一种身体社会性质方面的研究,即从身体的改造探讨社会变迁及权利变迁等社会现象.

对于女性身体的研究涉及多方面的学科,包括文学、哲学、医学、心理学等.本文试图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女性身体所反映出的某些文化与社会权力特征,探究身体的社会性以及身体的性别性.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后天改造的.”[3]布莱恩·特纳曾指出：“对身体的控制本质上是对女性身体的控制.”[4]女性身体的改造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同时也是社会事实变迁的一种生动表现.缠足,往往被认为是古代夫权制社会下对女性身心的一种迫害.然而女性身体的这一改造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而这又反映出怎样的社会构建,这一改造的结果又如何呢?

二、缠足所的女性身体与权利

对于缠足的起源,说法不一,而且大部分来自民间故事传说.有的说是隋朝,有的说是唐朝,众说风云.缠足就是用布将女性的足踝裹住,使得肌骨变形,从而限制其生长.古代女性从五六岁就开始裹脚,直到成年.裹脚女性往往要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所谓“小脚一双,泪水一缸”.那么小脚为什么称为“三寸金莲”呢?其说法也莫衷一是,一种说法认为,金莲得于南朝齐东昏侯的潘妃的步步生莲花的故事,一种说法是得于五代宦娘莲花台上起舞的故事,而“金”往往是被古人用来修饰美好的事物.后来“三寸金莲”就成为了小脚的代名词,成为了女性美的代名词.什么样的小脚才是最美的呢?燕贤《小足谈》中提出小脚的“廿美”标准：“瘦小香软尖,轻巧正贴弯,刚折削平温,稳玉敛匀干.”[5]“三寸金莲”是封建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对女性身体美的一种评价标准,而这种美有着强烈的社会性.

(一)女性之美

女性美是由男性的审美标准确定,女性并没有发言权.即使这种美有损于身体,只要男性喜好,也必须如此.缠足作为封建社会与男权社会的产物.在我国奴隶社会,女性就受到礼制的制约,地位远低于男性,而这种男尊女卑、夫权至上的观点到了封建时代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女性要遵从“三从四德”,并且要遵守“女主内,男主外”的分工原则和生活规范.所谓“三从”,即“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仪礼·丧服·自夏传》）.“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周礼·天官·九殡》）.这些都强调女性的从属地位,要求女性必须服从丈,正所谓：“夫,天也,妻,地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6]并且要有从一而终的婚姻贞洁观念.这些都说明了女性的附庸地位.整个社会是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女性话语权丧失,因而何为美也是由男性决定的.女性的身体文化思想由男性来设计.缠足可视为在夫权制下对女性的一种身体束缚.至宋代,以弱为美得到了发展.由于宋代的衰弱,“重文轻武”思想的加剧,以及女性在封建家庭中更加成为男性的附庸者,男性更加倾向于慵懒、柔弱的病态女性美.在男性看来,缠足更好地体现了女性的柔弱、温婉和顺从.许多文人墨客纷纷赞美小脚的美,因而也就有了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咏叹缠足：“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菩萨蛮》）

(二)婚姻、生育的象征

“女为悦己者容”,正是由于存在着缠足这一男性审美标准,促使古代女性不得不努力缠出“灵、瘦、弯、小、软、正、香”的小脚,以博得男人的喜欢.缠足是为了变美和具有生育能力,是为了自己能够嫁的好.小脚的女性才能成为男性喜欢的对象,而大脚往往会嫁不出去,当时社会各阶层娶妻,都是以小脚为荣、大脚为耻.在宋代,若女子不缠足的话,就会被人笑话,会被称为“半截美人“.因而缠足是通往婚姻的一个必然选择,正所谓“缠足一事,虽慈母之于儿女,不得不忍心害理以行之.揣其本意,亦甚可笑,盖恐将来不能嫁耳”[7].缠足虽限制了女性的身体活动,但“为什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构束”（《女儿经》）,可见缠足并不是从女性自身身体健康的角度加以考虑的,更多的是男权社会建构的结果,无论是否出嫁,女性都要遵规守矩,操守贞洁妇道,以夫为纲,女性出嫁后要做好“分内”的事情,即“主内”.而缠足的女性一小脚的模糊性暗示变现自己是男性的来源,“瘦欲无形,越看越怜惜,此用之在日者,柔若无骨,愈亲愈抚摩,次用之夜者也.”（《笠翁偶集》）[8]男性把小脚看做是一种隐藏的性器官,因而,人们认为只有“三寸金莲”的女人才拥有生育能力.可见,缠足这一现象所折射出的是,男性对女性身体以及精神的双重控制.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只有迎合男性,才能获得应有的婚姻与生育权.在传统社会,实行的是包办婚姻,生育功能是家庭的主要功能；娶妻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待,实现祖宗“香火”的延续,因而,女性实际上成为了生育的工具.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而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只有通过生育这一方式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生育几乎成为传统女性社会参与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