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中文系

 ,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

 , ,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

 ,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月旦,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所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等该生素具创作夙慧.等”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

摘编自《人间草木》江苏文艺出版社

编辑/刘杨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云南昆明,由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共同组成的一所大学.校务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共同管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西南联大解散,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