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南开大学“八七花开”纪实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简称“”.革命是指历史事件是进步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则是破坏性的,使国家和民族遭到了巨大的灾难,是史无前例的.1994年9月,我参加汉堡会议时,一位比利时学者曾提出应更正“文化大革命”的称谓.

“”时,民众被分成红五类（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和黑七类（指地、富、反、坏、右、叛徒、走资派）.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保皇派和造反派之分.干部被划分为毛派和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走资派,两派之间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武斗现象遍布各地,全国处于混乱、无政府状态.

就南开大学而言,被打成牛鬼蛇神的200多人,被抄家的186户.1969年被揪斗的有298人,占全校员工7.2%,被非法审查的共538人（内有教师干部510人）,办学习班的16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占93%,这是南开大学“”的概况.

“”一开始,河北省委文教书记张承先就来南开大学煽风点火,天津归河北省管辖,天津市委文教书记王金鼎来到南开大学与会,张不客气地说：“谁叫你来的,你出去!”时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的臧伯平随即组织了两个机构,一为“”办公室,设于行政楼,由庞诵逄负责；一为大字报整理组,由刘世凯负责,共个人.臧伯平还命令党委宣传部邢馥德臆造一黑名单,称“何（锡麟）娄（平）黑帮”,把他要打倒的人均列入其中,贴在校大礼堂内示众.臧伯平还于7月29日通过“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8月15日以前完成第一阶段战役,即完成对吴大任、郑天挺、滕维藻、李何林、李霁野、李华、邹本基、魏宏运等几位全校性重点人物的批斗.8月15日以后,转入第二阶段,由全校性批斗陆续转入各大队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斗.我、郑天挺、滕维藻、李何林等6人的罪状铅印成16开本的册子,到处散发.

所有受害者都被抄家、批斗、剃阴阳头、劳改,甚至被扫地出门,受尽人间屈辱.

这里就1966年8月7日臧伯平策划的“八七开花”的情景作一概述,来看这一运动的残酷性达到什么程度.

据说为了迎接8月8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臧伯平8月6日便命邢馥德等六七人开会,研究8月7日要批斗的对象和批斗的方式.臧伯平命各系尚掌权的总支正副书记上报权威学者和走资派的名单,各单位上报的人数不等,有的一两位,多的达到二十人左右.

8月7日,星期天,天气炎热.但在政治上,这一天是南开最黑暗的一天,乌云遮住了太阳,恐怖景象笼罩了南开园,此时的南开不像是个高等学府.

人群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先批斗后游街,然后准时向思源堂和行政楼之间的广场集中示众.

据初步统计,被批斗游街的：

校党政各部门：

李华、邹本基、张小璋、李国骥、杨嘉年、薛德诚、杜泽先

数学系：

曾鼎和、刘晋年、杨宗盘、胡国定、定光桂

物理系：

姜安才、沈受椿、何国柱、张云祥、赵景源

化学系：

何炳林、陈荣悌、高振衡、朱剑寒、陈英、王祖陶、吴恕求

生物系：

莆采瑜、顾昌栋、戴立生、卞鑫年、张玉玲等

外文系：

李霁野、李宜燮、陈建华、钱建业

中文系：

李何林、邢公畹、朱维之、姚跃、许政扬、马汉麟、朱一玄

经济系：

滕维藻、谷书堂、鲍觉民、陈荫坊、陶季侃、陈国庆、孙兆录等

哲学系：

温公颐、杨万庚

历史系：

魏宏运、于可

这天对我来说,记忆犹新.批斗我的地点在主楼东边101楼大阶梯教室,全系教师学生近300余人,教室坐得满满的.主持大会的是总支副书记,女,平时有病不工作,此时可精神极了,神气极了,在台上呼风唤雨.她将许许多多与我无关的事,都硬拼凑起来,作为炮弹向我射来,只见万箭齐发,千夫所指,可惜放了空炮.她组织得很周密,用心良苦,有专人喊口号：“历史系掀出了最大的走资派”“打倒魏宏运”“罪该万死”“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等.

批判者手中持有准备好的稿子,声色俱厉,都摆出了控诉的腔调和姿态.我站在众人前,低着头,不准平视.

据我回忆,批斗的内容如下：

揭发我招降纳叛,引进雷海宗、来新夏.事实上雷海宗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教育部由清华大学调来的；来新夏是1950年毛遂自荐,院系领导批准的.我当时还是学生.

揭发我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军阀出身,隐瞒了身份.群众组织两人到我家调查,结果证实我确实是贫农.1969年,全校在大礼堂开会解放我时,有人把我押到台上.后来宣布我是贫农,全体哄然大笑.

揭发我研究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是配合反攻大陆.这太离奇了,我的文章是批判“四一二”叛变后对武汉政府的围攻.

揭发我污蔑红军离开江西是“逃跑主义”.发言者的知识也太贫乏了,《毛选》他也不看.

揭发我销毁毛著100多部.实际状况就是我写了3本,剪切分类作为卡片,上课需要时,就念卡片.我那时《毛选》读得很熟的,“”时常引语录,能说出它们的原文在哪一页.

如此等等.

有准备的批判发言胜利地完成了,主持人宫春彦宣布现在要去游街示众了,就给我带上约二尺半的高帽子,穿上一身用大字报拼成的纸衣,脖子拴上草绳牵着.于可同志是系办公室主任,是陪伴批斗的,也带上一顶高帽子,拉到广场.

在广场上,各系受害者相遇,一片阴霾气象.每个人的愤怒与悲伤交织在一起.因为天气炎热,脸上被涂上颜色的,黑一道、白一道地流着汗水,阴阳头和高帽子是共同的待遇.我特别受到厚爱,穿着纸衣,闷得喘不过气来.人群把我和于可拉到我住的东村门前和于可住的宿舍以及大中路,转了一圈,然后再回到广场.受害者受尽侮辱,地质地理学家鲍觉民弯着腰敲着锣,哲学家杨万庚身患重疾,附中的红卫兵也把他拉来示众,让其下跪.著名的诗人、最早翻译《简爱》的翻译家李霁野和李宜燮等多位教授在主楼二楼洋灰地上跪了一夜.党委宣传部长张小璋和团委书记李国骥也在桌子上跪了一阵.研究阿拉伯文学的朱维之在主楼一楼中厅的凳子上站着,摇着蒲扇示众.本来给老校长杨石先也预备了纸篓做的高帽子在家中带上,准备游街,因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才免遭一劫.

我已失去了任何自由,没有人格了.整天挂着写有“黑帮”的大牌子扫马路.有一天在新开湖图书馆前扫路,红卫兵令我脱鞋检查.在“八七开花”以前,我劳改时还要打着幡（旧俗,人死后,送葬的子孙打幡将逝者送至墓地）,还不准我看报纸和大字报.一次我在从家到主楼的路上斜眼看了一下大字报,被一广东籍同学察觉,就遭到拳打脚踢.这位同学从系红卫兵组织领导的办公室出来就行凶.

我的生活从精神上到物质上都受到限制.粮本上贴着记号,不给大米吃.工资冻结了,家庭成员是每月发10元,我个人9元,说我：“反党有功.”难以维持生活,只能让两个孩子魏晓明、魏晓静到东村垃圾堆去捡大白菜帮来吃,墙倒众人推.邻居也制造麻烦,有的监视,有的摔门.我曾问自己“何罪之有”,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理性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失去判断力,只是盲从错误地领导.

这样的日子生活了几个月.1966年12月,新开湖畔的图书馆贴上了大标语――“踢开党委闹革命”.卫东红卫兵包围了行政楼,造了臧伯平的反.他的亲信邢馥德还打了他一个耳光.臧伯平和副校长娄凝先都被放到东门内的大车房劳改烧胶,供同学贴大字报用.原来只我一个人烧,现在变成三个人,彼此不说话,默默无语.在劳改中,臧伯平的肋骨被打断两根,扫洋灰时,洋灰迷了眼,一只眼弄瞎了.有一红卫兵用木棍打他的头,幸未受伤.真没想到,他也落到这种境地.

“”垮台后,教育部任命臧伯平为南开大学校长.因“”中树敌太多,全校教职工500多人通过画家上书,有一部分教师通过经济学家也上书控诉,反对这一任命.臧伯平离开了南开校园,成为历届校长中最“短命”的校长,仅半年多的时间.他离开的那天,只有少数人送别.我因他曾到我家道歉、承认错误,也出送别一声.

这是那特殊年怎么发表生的事.历史是由记忆组成的,今天的年轻一代人很难理解怎么会有这段苦难历史.研究“”的年轻人也只是纸上淡兵,难以有深刻的体会.现在已有不少回忆录,记录下那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反思,引以为戒.

（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三十二辑》/王兆成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