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直其文学批评

一

古直(1885―1959),字公愚,号层冰,别署遇庵、征夫、孤生,广东省梅县龙文乡滂溪村人.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

作为革命家,古直于1906年即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的第二年年初就加入了该会,此后就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进行革命活动.1907年冬,他与钟动、李季子、曾晚归、曾伯谔等人组织“冷圃”学社,传播革命救国思想.1911年初,任汕头《中华新报》编辑,在该报刊发《告广东父老兄弟书》,鼓动反清革命.辛亥革命爆发一个月后,他与钟动等人发动了武装起义,一举光复梅县,任梅州军司令部秘书长.1912年,他在担任中国同盟会汕头分会秘书长期间,创办了《大风日报》,并担任社长.1913年1月16日,《大风日报》发表了题为《万恶政府》的社论,揭露袁世凯种种倒行逆施的罪行,成为广东讨袁斗争的先声.结果报社遭到查封,古直也被反动当局悬赏通缉,只好避居香港.1919年,他先后担任广东军政府陆军部秘书、封川县县长和高要县县长.1920年10月,他看到南北军阀内战不息,百姓蒙难,自觉无力改变国家命运,遂辞官归隐,退出政坛.解放后,曾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

作为教育家,古直于1908年响应中国同盟会“教育兴国,办学育才”的号召,与李季子在梅城北岗创办了梅州学校,成为梅州地区最早的公学之一.次年2月1日,他在梅州学校开学典礼上致辞说,“国群盛衰,关乎志节,志节隆窳,系乎学风”.当时的形势是“长夜漫漫,狂澜滔滔,此诚忧时之士之所痛心,大雅君子之所叹息者矣.予为此惧,爰咨诹同德,倡立兹校”.“予望诸生:第一,当以高尚思想,尊其人格.夫学先求是非,先致用,用以亲民,非以干禄”,“第二,当以专厉精诚,研求学问”.“盖学之为物,可以立身,可以持世,可以救国,可以平天下”(《梅州高等小学入学辞》,1909).这充分反映了他“教育救国”和“德慧智术”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这所学校不仅培养了早期干部熊锐(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巴黎成立了中国旅欧总支部.1927年4月22日,被广州军阀秘密杀害),后来叶剑英、古大存、李金发、林风眠、黄药眠、曾宪梓等人都在这所学校接受过基础教育.1912年,他又在家乡创办了滂溪小学.1914年创办龙文公学.1925年至1939年,任国立广东大学(孙中山先生创办,1926年易名为中山大学)文科教授,1928年起担任中文系主任,1935年担任研究生导师(当时只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是教育部批准的首批设立研究院的学校).解放后,曾担任南华大学教授.

作为作家,古直于1909年年底,在由柳亚子等同盟会员发起成立进步文学社团“南社”刚一个月,就立即加入,是广东最早的“南社”社员之一.他先后创作了《转蓬草》(1916)、《新妙集》(1922)、《东林游草》(1928)和《解放诗钞》(1958)等诗集,编有《层冰堂诗集》四卷(1934)和《层冰诗存》,有散文数十篇,编有《层冰堂文集》五卷,此外还有54副对联,编有《抱瓮斋联语》一卷.他的诗歌都是情系国运,有感而发,真实地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诸如,1910年日本入侵并占领了朝鲜.朝鲜籍“南社”社员申圭植闻讯自尽,以示.他写了《哀朝鲜》一诗,歌颂其“身死国亦从”的爱国精神.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写了《感事》诗“滚滚珠江水尽冤,巫阳不下复何言”,“黄花消息教谁问,死抱枝头为国魂”,悼念死难烈士.1931年,“9•,18事变”后,他写了《寇来二律》诗云:“坐拥貔貅百万师,寇来荡荡竟如飞.翻哀今日偷生勇,不及当年浪死宜.”抨击了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38年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他闻之欢欣鼓舞,马上给李宗仁司令长官寄去一首诗,“赖你精忠能贯日,凭君恩好与同仇”,赞扬其抗日精神.解放后,他看到自己曾经为之追求、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终于在中国的英明领导下实现了,所以心情特别愉快.1956年7月1日,他写了《七一生辰口号》诗,“请看太阳温暖下,世间何物不光辉”,“河清时节近中年,爱日长依共产天”,热情歌颂中国的正确领导.由此可以说,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诗人.

作为古典文学专家,古直从事学术研究也比较早.1910年他在主持梅州学校期间,就开始研究清人汪中的诗文.但是,他的大部分著作是在36岁辞官退政之后陆续完成的.他研究古典文学的面比较宽,著作也很多,大约有40多种,其中正式出版的有16种(不算重版、再版),著名的有4、5种.诸如,研究汉代文学,有《汉诗研究》(1928)和《汉诗辨证》(1929),研究唐代文学,有《韩集笺正》(1936),研究宋代文学,有《黄山谷诗注补正》,研究金代文学,有《元遗山诗选》,研究清代文学,有《清诗独赏集》(1944)、《王渔洋诗选》、《汪容甫文笺》(1923)、《黄公度诗笺》等.其中,研究的重点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诸如研究作家的著作,有《诸葛忠武候年谱》(1924)、《曹子建年谱》(1928)、《陶靖节年谱》(1922)、《陶靖节年岁考证》(1926)等,研究作品的著作,有《曹子建诗笺》(1928)、《阮嗣宗诗笺稿》(1930)、《陶靖节述酒诗笺》(1922)、《陶靖节诗笺》(1923)、《陶集校勘记》(1923)、《陶诗卷第考》(1932)等,研究理论批评的著作,有《文心雕龙笺》(1937)、《钟记室诗品笺》(1927)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钟记室诗品笺》一书,行世者已有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8年、台北广文书局196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三个版本,共印行五次,成为古直的代表作.此外,古直学术著作以选集行世者,只有《层冰堂五种》,收入《曹子建诗笺》、《阮嗣宗诗笺》、《陶靖节诗笺》、《陶靖节年谱》和《层冰文略》等.该书有1934年刻本、1935年排印本和1984年台北编译馆本等三个版本,影响也较大.如果将这些著作全部列举出来,那将会是一串长长的名单,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

总之,这就是古直,一个革命家的古直,一个教育家的古直,一个作家的古直,一个古典文学专家的古直.他的这四种身份都是名副其实的,富有建树的,令人钦佩的.这四种身份由一条精神主线贯穿着,就是“愤时救国”.他参加革命是如此,他办教育是如此,他写诗作文是如此,就连他研究古典文学也是如此.譬如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取向上,他对于陶渊明的偏爱,对于黄遵宪的钦慕,都与此有关.人一生中要成就一种事业都挺不容易,但是他却成就了四种事业,而且都做得如此之好.因此,古直先生也算是一位奇才！

二

古直先生既是作家型的文学批评家,又是学者型的文学批评家.作为作家,他“以文章为性命”(方孝岳《题〈层冰文略〉》).其诗出唐入宋,气韵高迈,其文众体兼长,味道醇厚,每得时贤好评.作为学者,他融合汉宋,字句义理皆在人上,所以“心光所到,往往发千载之秘”(陈三立《与古公愚先生书》).古直先生以作家和学者两种眼光来进行文学批评,故能入其内,体察细微,又能出其外,烛照宏通.每发一言,皆中肯綮,堪为定评.

首先,谈他对于文学作品的批评.古直先生通于文献,熟于掌故,精于注释.所以,他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评,往往眼光四射,言不虚发,发则中的.譬如历来人们常以“平澹”论陶渊明的诗,他认为这不全面.“夫公(指陶渊明)诗百三十篇,似平澹者,独有田园诸什.然一索其实,则清刚之音,仍复流于弦外.若夫饮酒述酒、荆轲三良、杂诗贫士、拟古读山海经七八十首,声情激越,盖嗣宗、越石所不能尚.而乃以平澹概之,岂知公者哉”(《陶靖节诗笺序》,1924)他对于清代客家诗人宋湘、李黼平和黄遵宪的诗评价也很高,说:“三先生诗,光焰万丈,江河不废.”(《客人三先生诗选序》,1930)其中,他尤喜爱黄遵宪的诗,推崇备至.说:“诗至晚清,疲益甚.曹蜍李志,厌厌欲绝.风雅不忘,是在善作.黄公度先生于是崛起其间焉.观其钧百家,斟酌乐府,有语皆铸,无能不新,屹乎如华岳倚天,浩乎如百川赴海.阳开阴阖,千汇万状.虽不遽云上薄,下掩杜韩.盖棺论定,则固旷世独立,绝于等伦矣.”(《黄公度先生诗选笺序》,1926)在散文方面,古直先生更偏爱骈文,因而对于骈文有较多评论.他选编了《客人骈文选》三卷,并对所选八家骈文逐一评论.如评张九龄为“文场元帅,庶几称情之赞”,评李黼平为“清转华妙,较思朴而更遒”,评吴兰修为“扬手绣乱,雅无卫服”,评张其翻为“有体有常,汉魏于焉欲至”,评温仲和为“笃好斯文,征扬雄之吐凤.弥纶群典,酌刘氏之雕龙”,评丁惠康为“文采风流,庶几侯生.手谈一赋,盖病蚌成珠矣”,评钟动为“以枚发之体,据精征之辞,控山引渊,亦玄亦儒”,评谢贞盘为“性悦松菊,心慕柴桑.山居既赋,池草忽春.无闻作启,有目知工”(《〈客人骈文选〉题辞》,1931).他对于清代乾隆朝骈文名家汪中评价说:“今观其《广陵对》、《哀盐船文》、《自序》、《吊黄祖》等篇,至诚激发,溢气忿涌,形貌不同,而皆合于《小雅》、《离骚》之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夫惟大雅,卓尔不群,容甫谓之矣.”(《汪容甫文笺叙录》,1924)他还评价友人钟动“其为文也,彷徨纵肆,条决缤纷”,“志隐味深,委宛清澜”(《钟季子文录序》).由于古直先生本人诗文就写得好,所以这些批评便是内行的批评,知甘知苦,挠痒挠痛,非常到位.

其次,谈他对于文学批评的批评.钟嵘《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批评专著.古直先生的《钟记室诗品笺》四卷(1928)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对于传世的钟嵘《诗品》版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陶公本在上品,《御览》尚有明证.等以此推之,魏武下品,郭璞、鲍照、谢等中品,安保不是后人窜乱乎”(见该书《发凡》)此论一出,震动学界.陈延杰本来在古直之前就出版了《诗品注》,但他完全倾倒在古直的观点之下.后来,他对自己的《诗品注》进行修订时,对古直的陶渊明“本在上品”的观点作了更为充分的论证.尽管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修订本)中早就指明了这种观点的错误性,但其影响还仍然延续到了八十年代.古直还对于钟嵘以“源流”论诗提出了异议.认为:“诗人篇什,如众华酿蜜,每源杂而难判.夫十五国风,贞淫不同,美刺亦异.自非季札,谁能鉴微则曰:某诗之体,源出某某者,亦其大较而已.”(《发凡》)不必太拘泥.这些观点在学界影响较大.古直先生此书也得到了学界的好评.许文雨评说:“古君此《笺》,实宗《文选》李善之《注》,条记旧文,堪称闳蕴.”(《评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引自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人间词话讲疏〉》,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曹旭评说古《笺》在“诸多方面,均有开拓,精义实多”.“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笺注中,古《笺》应算是力作,是较完备的注本,是这一时期《诗品》研究的重要收获”(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钟记室诗品笺》是古直的代表作,其影响至今不衰.2007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在该丛书的“大学经典”部分,出版了由曹旭整理集评的《古直〈诗品笺〉》.可见此《笺》在今天仍然是比较好的版本.还有件事值得一提.1927年10月,胡适在《现论》第6卷第149期发表《〈孔雀东南飞〉的年代》一文说,从《诗品》将陶渊明放在中品、没有提及乐府歌辞和《孔雀东南飞》等来看,钟嵘的文学鉴赏能力不是太高.同年冬天,古直读了胡适的文章后,在《钟记室诗品笺•,发凡》之后,又特意续写了两段文字.他对胡适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胡氏以此责嵘,可云不考.时至六代,诗、乐久分,彦和《文心》亦区‘明诗’、‘乐府’为二.嵘主品诗,不提乐府,亦何害乎夫胡说难持如此,本可勿论,而慕名之士,或遂信之,故辨析之如右.”(曹旭整理集评《古直〈诗品笺〉》《发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这里让我们佩服古直先生的有两点:一个是他言之有理,其见识不在胡适之下,另一个是他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因为,当时胡适在学术界是具有影响的人物,一般人是不敢轻易批评他的.这从其得意门生顾颉刚于1927年4月28日给胡适的信可以证明.顾颉刚在信中说:“在这一方面,我们固然为先生鼓吹,使先生的力量日益扩大,就是反对先生的人,他们也不敢说什么话,即使说来也是极浅薄的,比之蜉蝣撼大树而已.”(胡明著《胡适传论》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古直不仅敢于批评胡适,而且针对当时学界盲从胡适言论的“慕名之士”,负起辨明是非的责任.这两点是批评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现在文学批评界所缺少的.

再次,谈他对于文学理论的批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古直先生十分重视《文心雕龙》这部书,常放在案头,随时披阅.他除了多次引用之外,还对于研究《文心雕龙》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和评论.他说:“《宋史•,艺文志》有辛氏《文心雕龙注》(指辛处信的《文心雕龙注》十卷),其书久佚.明代校者十数家,梅子庾庆生、王损仲惟俭,其尤著也.清乾隆间,黄昆圃叔琳,依据增益,以成注本.纪文达昀,尝纠其缪.先友李审言详,复有补正之作.然黄注疏舛甚众,补不胜补,正不胜正.等黄氏注、李氏黄注补正之外,治此书者,尚有孙仲容诒让、黄季刚侃.孙著札,考据精审.黄著札记,持论闳通(记自《神思》以下).侃弟子范仲文澜,依傍师说,复著讲疏,虽乏妙善,亦照隙隅.”(《古氏丛书叙录》)1937年,古直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还撰写了《文心雕龙笺》五卷.这可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然而今天研究《文心雕龙》者却很少有人知道此书.原因是这部书稿在古直生前就遗失了.据古直儿子古成业(现居广州)回忆说,当年,有一位古直的朋友将《文心雕龙笺》书稿借去,就一直没有还回来,至今下落不明.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也是《文心雕龙》研究的重大损失.现在,我们热切希望有知情者能够帮助找到这部书稿,那将会是学界的一件幸事.

总之,古直先生的文学批评,涉及到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等方面,是一位完整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古直所批评的对象主要是古代文学,其批评观念和批评标准也都是来自传统的.虽然他早年偶涉西学,但是西方文学批评对他一生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古直先生的治学方法是相当传统的,也是一位相当传统的文学批评家.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古直文学批评的研究,目前还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最近,宗亲古小彬和古向明编辑了《国学家古直》一书(香港新闻出版社2008年版),求序于我.故特撰此文,聊以为序,并抛砖引玉,希望学界对于古直先生的文学批评予以更多的关注.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