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

关于金融危机的悲情观

人类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可理解和解释却不可预测的.

这是一句名言,也是一句充满悲情的废话.

说其为名言,因为它揭示了金融危机历史的真实.如果金融危机可以预测,人类就会采取各种可能的办法来阻止它的发生.遗憾的是,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没有被预测到而真实地出现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这就是不可预测的明证.事后,人们对已经发生的金融危机评头品足、说三道四,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起来看,那便是一幅金融危机发生、发展、走向巅峰而转向,最后平息下来的逻辑演示图.由此,我想到了爱因斯坦那句话――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的,就是世界是可以理解的.金融危机也一样,它的确是可以理解从而可以被解释的.至于理解和解释金融危机这件事本身,是不是可以理解和解释,那就是后爱因斯坦时代里小爱因斯坦们的事了.

说其为充满悲情的废话,因为它不仅没有提供给我们对付未来金融危机任何“实用价值”的信息,可理解性和可解释性在金融危机的预测中显得软弱无力,而且由此判定也容易让人类产生无奈、无助和无为感.的确,金融危机的可理解性和解释性,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从这样的理解和解释中获得对于未来金融危机发生可能的预测,金融危机还是不期而遇.或者说,人类也可能从已经发生的金融危机的理解和解释中获得了某种行动的指导,从而可能性地避免了一些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凡是没有发生的金融危机,我们并不清楚是人类自己主动预测、管理、调节和控制的结果,还是历史进程本来就没有发生这些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一句话,没有发生的金融危机都是不存在的,我们无法检测定它们的存在而认定人类理解和解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预测价值,从而肯定这种理解和解释能够让人类避免或减少金融危机.用句中国老话说,人类只是金融危机的“事后诸葛亮”,而“事后诸葛亮”不过是无用的别名.而且,“事后诸葛亮”又总是伴随着悲情的.

十年前,以泰国货币泰铢贬值开端的亚洲金融危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蔓延到了多个亚洲国家,并深刻地影响到了整个全球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理解和解释这次金融危机的论文和著作从危机开始的那一时刻起就铺天盖地地涌来,至今还余波荡荡.当我们理读这些作品时,我们脑海里就有了一幅较清晰的危机发生和结束的逻辑演示图.不论是将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发生国不完备的金融和银行体系,归结为经济转轨过程危机发生国政府控制与市场规则之间僵硬的关系,还是归因为国际投机巨鳄的阴谋,以及部分归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起初不当的应对方案,我们可以综合地说,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范围看,我们试图理解它也在一定的程度上理解了它,试图解释清楚它也相对清楚地解释了它,但我们真不敢说,由此我们可以建立预警,安排对策,将金融危机永远地钉住在1997年而成为记忆中的历史.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类社会的金融危机不可预测从而不可避免?人类理解和解释金融危机的“事后诸葛亮”又有什么价值?

货币财富积累的无边界游戏

货币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随着货币形态由一般的普通商品（历史上就用过贝壳、石头等做货币）变化到特殊的金银商品,又变化到纸币和电子形式及数字记录,相应地,人类社会围绕货币就衍生或创造出了规模日益增大、内容丰富的一种特殊活动,这就是所谓的金融活动.撇开当下五花八门甚至于可以说是光怪陆离的金融制度、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组织和金融运动形式不论,货币的发明和由此而演化至今的所有金融活动,便给人类自己提供了一种永远也无止境的生命追求游戏――货币数量的积累游戏.

货币是财富的一般代表.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追求货币,也就是追求财富.当货币形态受限在普通商品甚至于特殊的金银商品之上时,人们追求货币的积累就是受到限制的,商品类货币的自然数量就是这种积累的自然边界.毕竟个人、家庭、企业甚至于国家等人类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都不可能超越地球上商品类货币自然数量的限度来积累货币,例如,一个国家就是揽尽了整个地球上所有的黄金白银货币,那也是有限量的.这正如有人鸡血石,量肯定不会超过地球上存在的鸡血石数量一样.

当货币形态变化为纸币、电子形式及数字记录时,事情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货币的数量边界消失殆尽,人们积累货币的边界也消失殆尽.在这里,前者只需要人类的主动安排,即印制钞票和权威机构写币数字就可以实现（由银行发行纸币,或是由银行直接注入到商业银行体系之中货币数量）,后者则只要人们积极地追逐就可以达至,货币数量成了一个随意可以扩张的量了.尽管如此的货币已经不能与商品类的货币（如金银）同日而语,但人们对于货币是财富代表的理念却恒久地留存下来.货币已经虚幻,人们对于货币财富的理解还是实实在在的.这时,货币重要的,不是它是什么,而是它的数量多大,它的数字多大.时代出现了质的飞跃.

事实也是如此.各国的货币数量以一定的比例一直在增长,这只要看看各国货币发行或流通的历史连线图即可.与此同时,在以往时代只出现的“万元户”,随后就被百万富翁代替,如今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都不足为奇了.人们不必去比较各自的实际资产内容,即不用比你手里有的是房产还是股票,只要说你有多少数量的货币就分类出你是什么等级的富人了.翻开任何一个财富排行榜,那里只是数字的堆积,堆积量最大的就是最富裕的了.

货币数量边界的消失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货币所面对的商品世界日益显得渺小,尽管人类社会的商品数量增长是一个持续向上的直线.换言之,商品数量的增长总是无法与货币数量的增长保持均衡态,商品数量增长永远也追赶不上货币数量的增长,从而越来越多的货币数量要去追逐相对较少的商品.如此的格局,带来了商品的自然快速增长,也就带来了人们对于货币数量无边界增长的另一种忧虑,这就是所谓通货膨胀的忧虑.

如果说货币数量在个人、家庭和企业等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布总是保持一个公平合理比例状况,那么,不管货币数量如何变化,也就是不管如何变化,社会财富的分布就是公平合理的,通货膨胀也就不必忧虑.问题在于,货币数量巨大增加造成的通货膨胀,一定会带来社会财富的重新分布,引发社会矛盾并导致社会组织内部的巨大冲突,造成社会经济生活及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混乱,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成了现代货币数量制约的一种“人为的”边界,当下整个世界各个国家都害怕通货膨胀而主动地约束货币数量的制造行为.

然而,人类总是在试图突破这个边界.人类在这样的货币时代里做了两件自己为自己制造无边界游戏的事情.一方面,在制造出一般的日常商品的同时,制造出了规模日益增大的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金融产品”,如股票、债券、基金以及数不清的金融衍生产品,开辟了一个更大的金融商品交易市场,以此来创造更多的货币数量接纳空间；另一方面,从中央银行里印制或直接注入商业银行体系越来越多的货币数量,与金融市场不断“衍生”出来的金融产品相对应.这样,围绕这些“创新”而来的新游戏就层出不穷了.它们又进一步地促使新的金融产品的出现,促使更多的货币数量从中央银行的印钞厂里印出来,或是从中央银行官员的手下写出来.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个人、家庭、企业甚至于国家,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拥有巨大数额的货币量而“富足”,也可能瞬间就一贫如洗,这就要看谁掌握了这种游戏的诀窍,从而会玩这种游戏罢了.

历史就是这样地有趣,总有种东西会成为人类活动的天敌而让人类不得不自我约束那些无边界的“主观活动”――商品市场上的通货膨胀是一例,金融市场上的“资产泡沫”则是另外一例.就在人们津津乐道于金融产品的创新带给了人类又一种财富增长和集中的方式时,过大的货币数量对于某些金融产品的追逐,就成了完全的游戏,渐渐地,另外一道天敌性质的大墙建筑起来,这就是经济学家们命名的“金融资产泡沫”.例如,一张一元面值的股票,可以完全脱离发行股票的企业经营情况而被“炒”到十倍、百倍面值之上,本来就是“虚拟”的金融产品,被再一次“虚化”成为纯粹的数字,这就是“金融资产泡沫”了.

“金融资产泡沫”从本质上讲,它不过是发生在金融市场上的巨型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商品市场上有形商品的普遍上升,“金融资产泡沫”则是金融市场上虚拟金融资产的无边界狂升,两者的质地一致,只是表现形式前者远远不如后者猛烈和蔓延更广而已.因此,“金融资产泡沫”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乃至全部社会生活的破坏性作用,与通货膨胀毫无二致,只是具有更强的冲击力和毁灭性.在此,人类又一次遇到了不得肆无忌惮地安排货币数量的“天然屏障”.

糟糕的是,人类总是要在通货膨胀和金融资产泡沫出现之后,才认识到这样灾难的严重性,才发现原来人类不可以恣意而为地“创新”一切.更糟糕的是,人们即便认识到了通货膨胀和金融资产泡沫问题,深刻地理解并解释了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历史经历,认识到了它们对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危害,却仍然在不经意中一次又一次地制造了这样的历史灾难.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妙?

人性的贪婪推动游戏的

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来看,任何人类改造世界的举动或创新活动,都会有某种边界限定的,超过这个边界,便是人类自己在“创造”自己的灾难.人类其实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而不在认识的基础上去自我主动自觉地约束,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边界去“创造”自己的灾难,这只有用人性的特征或弱点才能解释了.

按照经济学主流学派的一般理解或检测定,人是经济理性的,总是试图以最小的成本耗费去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种人性特征的基本理解,也是人性弱点的基本理解.以通俗的话来说,人性的本质是贪婪的,无自我限制的边界――有一百元想一千元,有一千元想一万元,同时,希望最小的耗费并没有任何的风险.当人类社会存在着的不仅有有限的商品市场和交易,还有人类自我创造的无限的金融产品市场和交易,更有已经完全脱离了自然限制,永远也找不到边界的“人造”货币财富数量时,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或贪婪本性,便由此获得了不受限制的绝对性张扬,进而转化成了现实生活里追求无限制货币数量积累的“疯狂”.在这里,经济学理论讲的“理性”,其实是生活中因贪婪而导致出的“疯狂”的别名.

毫无疑问,如此“疯狂”的集聚,必将冲垮一切自然的、社会的、心理的约束边界,直到制造出又一次的通货膨胀或金融资产泡沫,让灾难的降临来构建一道屏障,收敛住“疯狂”到相对合理的“经济理性”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当代修正了的经济学主流学派也认同,人的理性实际上是“有限理性”,因为受限于知识,受限于信息,还受限于传统,受限于现行制度等多种历史的因素,他不可能想得到利益的最大化,就能够得到.相反,在“有限理性”的天然规定下,人容易盲目地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进而演化成为“疯狂”下的历史悲剧.例如,仅就人们根本不可能达到信息完全充分掌握的状况来说,人们就不可能将市场的趋势看得一清二楚而自我约束投资或投机行为,让自己总是处于一个“理性”状况,最后带来没有损失的最大净效益.经常的情况是,在利益无限追求本性的驱动之下,没有足够的信息也甘于铤而走险,结果损失惨重.

因此,经济学主流学派关于人性的“经济理性”的一般理解或检测定,只是对人性本质的基本认定,而不意味着人真正能够“经济理性”地去面对和处理经济实践过程中的一切,最后达到耗费最小,利益最大化.经济学主流学派对人性的基本检测定,是属于动机而不属于过程的,更不属于结果.通俗地讲,人有贪婪的本性（动机）,却在贪婪的活动中,因对多种因素不能“完全理性”地面对,更不能“完全理性”地处理,结果无法实现贪婪的目的,耗费没有达到最小,风险重重,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泡影,甚至于形成对自己的严重损害.就此而论,当人只有“有限理性”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和冲动,就会在外部的财富积累出现无限可能的情况下,走向极端性的选择,疯狂的经济活动就这样来了.

金融危机正是这样疯狂活动带来的直接结果.我们说,金融危机之所以不可预测,更不可避免,就在于人性层面上的“经济理性”或贪婪只要有绝对张扬的外部环境,它就将转化为“疯狂”而不可理喻,它并无自我抑制的内在力量.恰恰现代社会赋予了这样基本人性规定施展的无限空间,现代货币数量积累的完全无边界性,成就了人性这种“疯狂”生成的可能.因此,要避免金融危机,就要消灭人性中的“经济理性”或贪婪之性,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人性的层面上,我们得到了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一种“解释”,无可奈何地充满着悲彩.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

在技术层面上看,世界上金融投机游戏的巨鳄嗅觉灵敏地发现了亚洲货币体系中的巨大漏洞,随即展开市场攻击得手.他们玩的是金融市场上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投资写卖游戏,短短的时间里,就将泰国的货币价值拉至极低,而让外国的货币价值炒至极高,进而带来了亚洲邻国的货币恐慌.大量借有外国货币的亚洲国家在外国债权人抽走货币资金,或是被迫不得不偿还价值升高的外国货币时,国家的外汇储备迅速被掏空,甚至于出现居民贡献黄金等硬通货来偿还对外债务的情况,本国的货币就贬值得如同普通纸张一样了.金融危机就这样从一国到另一国蔓延开来,制造出了震惊世界,更让亚洲许多国家许多年还无法走出金融深渊的悲惨一幕.对此,我们可以批评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和银行体系不完备,批评投机巨鳄的乘人之危,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拯救不力等,但这只是技术性的问题而已.

当时,亚洲各国的货币体系已经是货币数量的虚化相当严重,连同一些国家政府体制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国家财政之力虚弱,外汇储备不多,货币价值脱离了市场定值,而且,相关各国又与国际金融市场已经有了直接的连通,货币体系时刻都有被攻击的可能.如泰国货币泰铢的市场价值就已经较低,却还在维护一种固定的价值水准,市场压力下的危机迫近一触即发之际.在这样的格局下,就是世界上的投机巨鳄不乘人之危,这种货币数量的无边界性扩展带来的货币价值低下,迟早也会带来一场金融危机.事实上,有些卷入这次金融危机的国家,并没有直接受到投机巨鳄的攻击,而只被牵扯进来陷入危机之中的.从这些情况看,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亚洲各国当时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本国货币数量的虚化问题造成的.

然而,深层的问题在于,受到人的“经济理性”的推动,亚洲这些国家并没有对当时货币体系进行改造的动力,甚至于没有对其货币体系认真加以分析和理解的动力,如一些权力群体就享受有固定货币价值的特殊好处,又如那种不透明的财政和货币体系让一些政府官员能够得到相当的“灰色收入”等,他们不可能考虑改造如此的货币体系,从而为投机巨鳄的进攻留下了空间.当然,包括投机巨鳄在内,在人的贪婪本性驱使之下,别说亚洲各国留下了进攻的空间,就是没有留下,他们也会去创造这样的空间来发动进攻.可见,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同样在于人的“经济理性”决定了亚洲这些国家没有自我改造货币体系的动力,而外在的投机巨鳄又一定有发动攻击的“疯狂”,两相结合,如此的金融危机想不发生都不可能.就是对金融危机实施拯救对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了人格化的“经济理性”――强调自身的目的和利益来实施拯救,强制地要求被拯救国完全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计来改造财政和金融体系,结果在危机的早期出现拯救的重大偏差,让一些国家陷入到了更深的危机之中.

“事后诸葛亮”是一道让人乐观的光线

尽管人类社会的金融危机不可预测而总是在发生,人类却从未放弃过试图通过预测来阻止它发生的努力.在一次又一次对金融危机的理解和解释中,人们顽强地寻找着某种未来金融危机可能发生的逻辑,提出理论,提出警示,有时甚至于提出具体的技术性对策.基于人的“经济理性”和现代社会货币财富数量积累的无边界现实,我们只能悲情地判定,这种“事后诸葛亮”很难有预测之功.

但是,我们却不能不看到“事后诸葛亮”的警示之效,它在金融危机（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资产泡沫带来）这堵灾难的大墙阻止住了人类无限贪婪的“疯狂”,从而让人们回到一个相对适度行为区域的格局下,在人们的内心里重新演示了金融危机的逻辑,并在人们的内心重新构建了这堵灾难的大墙,进而激发出了人们内心相当强烈的警示之力,添加了一定程度约束贪婪属性的心理或精神元素.正是这样的心理或精神元素,使得人们的行为有了某种自我的主动、自觉约束,它对于金融危机出现的频度和深度,应当有一定的缓和作用.我们说,“事后诸葛亮”也是诸葛亮,它是一道让人乐观的光线,就在于此.

翻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人类社会的活动大体沿着两条路前行.一条路是所谓的制度和技术变革之路,即从制度上通过建立或完善某种新的强制或非强制规定,从外部来激励或约束人们的行为,或是通过技术创新,以标准化、规则化和权限化来规范或掣肘人们的行为.另一条路是所谓的内心反省和约束之路,即从人的内心催化出某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或称之为道德的东西,通过人自觉、自愿、自动的约束选择,达到行为的适度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前一条路是知识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制度和技术都可以凝结为知识,为人类的行为提供知识性的行为管理和控制；后一条路则走的是信仰之路,通过人内心的警惕、对痛苦的记忆、反省和觉悟,形成某种约束性的意识,进而约束人的行为,再普遍化成社会性的活动影响.

在对待金融危机的问题上,在我们对数不胜数的“事后诸葛亮”之作进行整理时,我们看到了太多的逻辑分析过程,看到了太多的制度和技术改善的建议内容.这些是重要的,重要到它们甚至于已经阻止了某些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尽管我们并不能够肯定,这些金融危机在没有这些制度和技术改善的情况下一定就会发生.不过,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在于,这些关于金融危机的逻辑分析,包括由此而来的制度和技术改善建议,本身就含有相当成分的警示在内.毕竟它们展示了灾难的一切,痛苦的一切和许多无法再重来的“过去辉煌”的一切,并且从逻辑上演示出了某种可能的不再重蹈覆辙的前景,让人们在痛苦的记忆里,带着对美好未来热切的期盼,从心灵深处自我地划出一道心理的界线来,自觉、自愿、自动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但仅仅靠这些还是不足够的.以往金融危机的逻辑展示,未来金融危机可能发生的逻辑分析,以及制度和技术改善的建议,只有间接警示的作用.我们还需要直接的警示呼吁,需要直接诉诸于人的心灵的道德启蒙、体悟、反省和自觉的自我批判,从人性的基本层面,对“经济理性”或是贪婪之心的下意识约束,努力去逼近一个人人内心相对自我有控的社会整体心理状态,最终达到整个社会人们活动的相对平和来对抗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毫无疑问,这种直接的警示呼吁,即便是获得了最为完备的响应,甚至于成了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也不能够灭绝人类的贪婪之性,我们不必对此讳言.但它的确有抑制贪婪程度的价值,而且其作用通常要大于那些间接的警示方式,因为它直接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心灵之中.诉诸于这样的直接呼吁,加上制度和技术的改善,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程度应当会大为减少的.

令人仍然不得不充满悲情的是,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制度方面和技术方面的变革是巨大的,但人们从这次金融危机而获得的内心反省和觉悟,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有人性本身的顽固性,同时也有人性自我教化的严重不足.在我读过的大量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著作中,涉及到直接诉诸于人性层面并提出道德教化的作品几乎没有（也可能是我读书的选择范围不够所至）.我们说,“事后诸葛亮”有某种让人对未来乐观的价值,不是仅仅就制度和技术层面来说的,还有内心信仰层面的内容.我显然更看重后者.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住房抵押次级债市场出现了重大危机.虽然美国等国家协同采取了一些制度和技术层面上的措施,暂时地避免了一场可能由此而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但我敢说,这场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美国次级债市场危机只是间接地给予了人们某种警示,人们也相信制度和技术层面上的努力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大面积发生.正因为人们在内心上贪婪,并没有通过一次又一次危机的到来得到自我的反省和约束,下一次危机发生,特别是更大规模的发生,就一直在累积之中.我所唯一不敢肯定的是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已经十年了.

我点燃一炷香,写下此文,祭它.

为了记起,为了不忘记,为了在人们的内心增加些许直接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