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罗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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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文学圈内已博得了相当高的赞誉,其本人又正值写作盛年,才思不断,文风臻于精熟,罗伟章仍无意顺应“潮流”将自己的名声拓展到更宽泛的领域：他的作品至今没有翻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他也不曾在这方面做一点稍微主动的营销；他的名字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或许不及一个频繁在报刊发表随笔专栏的人.就安身立命、谋取利益和权衡利弊而言,罗伟章绝非一个佼佼者,甚至,他显得有些笨拙、守旧、顽固.他不曾以任何方式宣告说,他的生命只向着一个方向――纯粹的写作,但他在身体力行.

谦恭,勤奋,谨慎,朴实,始终如一.哪怕三十七八岁之后的他,早已不像早年那样默默无闻,生活捉襟见肘,罗伟章依然没有丝毫作家文人的派头,不论衣着还是举手投足,他都足以让不了解他的人把他视为无足轻重之辈.这个从艰辛岁月中汲取了大量养分的写作者,也从艰辛的历练中养成了低调的态度,坚毅的品格,并形成了安定清晰的处世观.在我看来,他恰是一个懂得“适应”的人：既不急于迎合,也从不激烈地排斥这个喧嚣、多变、下沉的时代,而是按照自己的步调,日复一日做他热爱的事情：写作,写作,写作.为之呕心沥血,也因之心醉神迷.

在举家迁居成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罗伟章的作息十分规律：上午写作,下午到公园里和悠闲的老人们下棋,其余时间阅读.看上去这是一幅虽不乏单调但也称得上恬静自得的作家生活风景画,但画面的背后,是罗伟章持续承受的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将却步的巨大压力：长达六七年里,他没有一星半点的固定收入,全家生活有时局促到一日三餐难以为继的地步.关键是,谁也无法保证他能写出什么名堂；谁也说不好,他的埋头苦干能把他带向一个云开雾散的光明处境,获得必要的足够的收入,以解全家的生计之困,也让他自己挺直腰杆,舒一口长长的气.而他呢,就像一个固执而耐心的老农,抽支烟,又回到自己那片地里,继续下力耕作.

在一个访谈里,罗伟章说：那时候他解决压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不断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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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前期的《饥饿百年》等作品,很遗憾我至今没有读过,我最早读到的罗伟章,是他相当成熟的两个中篇：《水往高处流》和《奸细》.

这是两部写得很结实的作品,把中学校园内外从老师到学生、从教育官员到家长的故事写得意味深长.小说的核心场景是校园,而折射出来的,是真实而地道的中国式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生存困境和道德困惑的复杂图卷.两部小说都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但尖锐的冲突、暗涌的波澜无处不在；小说的作者也并不着迷于新奇技法的开辟,只以稳健节制地叙事,冷静地探望人物命运的浅沟深壑,推动故事向纵深处开进.这样的作品令人瞩目地彰显出罗伟章的文学气象：庄重、厚朴、悲悯.它们也让我们看到了罗伟章的写作抱负和文学追求：尽可能描摹那些被命运的气压围困,在生活的洼地里扑爬滚打的人的境况,勾画出这片土壤滋生出的“文化地气”和繁衍出的基层人物的灵魂图谱,由此一笔一画,一点一滴,催生作者自己文学王国的扎实根系.

底层人物是罗伟章拿手的.但是,与其说他擅长描写苦难,不如说他执著于关注人的各种困境.我记不清谁说过这样一句话：“那道深渊,你只需看一眼,就永世不忘.”对“深渊”的迷恋,也许正是罗伟章写作的动力.当然,罗伟章自己说过,他写作是“为心灵找到一条通往自由的路径”.这与热爱“深渊”并不矛盾.一方面,在罗伟章这里,“深渊”即人生的永恒困境,因此,“他人的痛苦会成为血液流进你的灵魂”,因此他的作品中,布满疲惫的疼痛也布满叹息般的悲悯,因此他能源源不绝地找到写作题材；另一方面,只有进入写作,才能使他无视生计的压力,不为日常的繁琐所困,不为五光十色的外物所迷,不丢弃“与神对话”的权利.站在人类境况的深渊边上,抬头与神对话,这是罗伟章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写作者的姿态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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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底层作家”这个标签,尽管是对其已有作品和写作成就的某种形式的褒扬与肯定,却在一定尺度上把罗伟章“削减”和“缩小”了.罗伟章对此倒是坦然,首先,他自己不对自己作任何界定；其次,别人的界定他也不大理会.近年来他连续推出的两部长篇――有着咏叹调乐感的《大河之舞》和有着沉思录气质的《太阳底下》,便显示出他跨越自我的勇气和驾驭更广泛题材的能力.

两部长篇里,罗伟章将思考的触角探进历史,双足则沉稳地踩在现实的地面上.这符合他本人的文艺观,他认为,无论选择什么题材,最终书写的都是现实人生的困境.死者是曾经活着的人,而现在活着的人,又必然是将来的死者；生死接力,困惑和困境则代代延续.正因为人类有终极谜题,作家就须严肃面对.说起来这“现实人生的困境”是个相当宏阔的题目,罗伟章却每每能找到恰当的故事、恰当的形式来表现,不浮泛,不散漫,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扎实内敛之作.

近期的这两部长篇,罗伟章本人似乎更满意《太阳底下》,就作品反响而言,这一部引发的赞誉也更高.小说的主人公黄晓洋,是一个孤高的知识分子,不同于罗伟章笔下写过的众多覆满生活尘埃和内心杂质的灰色人物,黄晓洋的“色彩”单纯得多,个性明净得多,他外表俊朗儒雅,内心执拗高傲,故与环境格格不入.正是这样一个主人公,才会执着地追问其曾祖母当年被日军惨杀的真相：不是曾祖母如何被杀,死得多惨；而是：那个举杀他曾祖母的日本兵,在杀人的一刹那,内心想的是什么?是否有过悲悯的一闪念?

这似乎是一个“荒唐”的追问：有意义吗?无论被杀者还是杀人如麻者,都已化为飘散的尘土,无论多么惨痛的事件,都已成为日渐遥远的过去,但意义正在于此.罗伟章借黄晓洋这个人物,最终要追问的是,一个被战争“锻炼”为杀人机器和野兽、扭曲了灵魂的人,其身上是否还残存有一丝哪怕深埋难见的人性?借这个发问,我们得以看到作者所理解的人和世界：唯有人性留存,才是有希望和值得尊重的人世.

力图还原历史真相的黄晓洋死了,他的死构成又一个谜题.对主人公命运的这样一番处理,恰是作者以隐秘的方式,绕过读者的视线,为作品植入的一个颇费心机的隐喻.《太阳底下》在艺术上自我突破的努力显而易见.作品开篇,从容老道甚而有些清闲的叙述,展示出作者自信的把控力；当故事进入到黄晓洋的世界,文笔才凝重起来.这也给作品带来一股张力.在圆形人物的塑造上,作者也颇下了一番工夫.文体上,历史资料和新闻报道等形式进入小说,为作品带来了丰满、多元的意味.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部不算鸿篇巨制的长篇里,作者在引入历史资料等文本形式的同时,又相当节制,精心取舍,始终不曾失控.

当然,由于叙述者是隔着一个黄晓洋,去触摸那个尘烟滚滚,血肉横飞,人人活得如惊弓之鸟的年代的,如何越过已然离世（小说主体的一开始,就交代了黄的）并且亦未亲历那段历史的主人公黄晓洋的躯体,复原往昔的真实场景,描摹身临其境的感受和心情,成为一大难题.现场感和亲历感不得不被放弃的结果,是打动人的力量可能被削弱,而在作品中,我们依然能够读到不少情感充沛感人肺腑的章节段落,比如写到外省逃难学生和本地学生发生冲突的那一段,校长站出来对学生讲话,他说：“同学们,我现在不是你们的校长,我现在是你们的爹,是你们的妈等”足以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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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最推崇的作家,是托尔斯泰.他不止一次对朋友们说过,每当他在写作中遇到难题,他就会走向托尔斯泰,向大师寻求力量.他反复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揣摩他的深邃和博大,体味他的艺术情怀.对于罗伟章而言,托尔斯泰的意义是形而上的,是高山和大海,是方向和导师,同时也是具体的指引者,是技巧上指点迷津的人.无疑的,罗伟章庄重真挚的文学气象,受益于永恒的托尔斯泰.不过,或许因为传统的教育,也可能因为对女性的敬畏,罗伟章笔下至今没有可以媲美他敬仰的托尔斯泰所塑造的诸如安娜、玛斯洛娃、娜塔莎等复杂、丰满、令人印象深刻又感叹不已的经典女性形象.

借用库切评价君特格拉斯的一个评语,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描述罗伟章：他可能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文体开拓者和散文大师,他的力量在别处：精密的观察,精准的书写,探入社会底层激流和民族灵魂深层的恒心与能力,以及他的稳固性.这些,都足以让罗伟章出类拔萃.而正值盛年的他,还有足够的时间给我们带来意外和惊喜.

最后,我要讲一个小故事.在罗伟章生活最艰苦的那个时期,他写包常常得一元一角地凑钱.有一次,连这样一毛一毛地凑,都凑不出一包最廉价的的钱,他只好向儿子求援,觊觎儿子的压岁钱.儿子怀疑父亲的偿还能力,拒绝了.写作离不开的罗伟章,不得已,等儿子上学去后,偷偷打开儿子的存钱罐,当了一回蟊贼.

那段日子已成为过去,而伟章依然是那个朴素、低调、勤奋、持之以恒的写作者.

写作者,就是罗伟章的身份,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他唯一的标签.

我愿意用苏珊桑塔格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这里虽然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地降临.这里也有绝望,但慰藉的到来同样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