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怀方式的文学书写

倘若以在社会原则、价值关怀原则、人文精神原则、艺术良知原则等基础上进行科学规整后所形成的复合性视角对作家的整个文学创作进行分析,我们便能够非常惊喜地发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古往今来的那些中外文学大家们在对各自的文学世界进行艺术建构时,都毫无例外地会首先呈示为一种充满着善良品格、善良精神、善良情怀的书写.饱拥了这种品格、精神、情怀的作家,一方面能够自觉自主地对自身所处世界的诚实、公允、正直、真理等自始至终保持着善美的情感、醇厚的人文关怀、本质的美学书写,另一方面能对社会存在中的虚检测、丑陋、邪恶、罪薮等则予以高度的精神警觉、尖锐的文化痛斥、深刻的审美批判,也才由是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堪称经典意义的文学名著.从某种意义上讲,冯小涓正是一位朝着这种情怀不断迈进的作家,她创作的散文集《倔犟之眼》、《幸福的底色》、《北川无语》以及未能收入这些文集的诸多优秀散文,便是一种非常有力而真实的佐证.

在散文集《幸福的底色》的代后记《灵魂的幽香――关于散文的一种解读》一文里,冯小涓曾这样写到：“在今天这个浮泛的时代,焦虑已经成了人类的心灵通病.如何把握这颗心,使之在时代大潮上安稳独立,在虚浮的深渊上安然栖居,在时间的飞逝中悠然回眸?心灵的拐杖和据点在哪里,哪里就将是内心的乐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的散文,让自己的心不再焦灼.等心,要脱离恶俗与庸常.有所不为,才能在善和美的王国里自由放魂.这是散文作家艰难的历练,如同去除顽石沙泥,最后练就一颗玲珑之心、澄澈之心.”在这一段富于强烈感彩和充满精神意向的文字里,冯小涓向我们坚定地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她从事散文创作的目的,并非为了在文坛上求得所谓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彻底“脱离恶俗与庸常”、“去除顽石沙泥”,以此拥有一颗玲珑澄澈、诗意栖居的心,最终实现在“善和美的王国里自由放魂”.或许正是因为灵魂深处根植着这个富于崇高意义的精神追求,她才能够排除现实生存里的一切纷扰,以一颗沉静的自由之心非常从容地进入到由中外哲学、文化、宗教、文学等优秀著述所铸造的丰厚世界,也才得以在新世纪初的当代散文创作领地的首度亮相――出版文集《倔犟之眼》,通过两种截然异趣的审美精神表达――对真、善、美的极力赞美与对检测、丑、恶的尖锐批判――给我们以非常强烈的情感冲击和审美感受.

一进入冯小涓在《倔犟之眼》这本文集中所创造的审美世界,我们便能够在《生命的依托》、《瞬间永恒》、《幺爹》、《静穆的力度》、《质朴的生长》等一系列散文里非常强烈地感触到她那颗充满善美精神的魂灵的脉动.在这些散文中,作家以宽阔的视野、人性的情怀、博爱的目光、正直的灵魂深切关注那些处于现实社会生活底层或自然世界中的芸芸众生――或是在严酷的大自然背景下极力发现人的生命存在与向上的内在动力,或是在苍凉贫瘠的厚土与灯红酒绿的都市的鲜明比照中探求人们代代相继的情感支撑和精神底力,或者是以对大地深处那些高大、伟岸的自然生命物象书写来人的善美灵魂,拟或是深层次地考量大千世界里各种生命如何以对真实、善良、美丽本质的认同来规整自身的人生言行,并以此传达自己对于他们的人性注视、人文关怀、精神烛照和美学表述.与之相应的是作家对历史进程和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病态畸形、阴谋权术、丑恶罪行等进行针锋相对的尖锐批判,《中国需要人道主义》、《封建社会与主子文化》、《作家的宗教精神》、《存在与死亡》、《恒定的尺度》、《坚执》等散文便是其中的代表.在这些散文里,她以一种已成常态的傲然挺立灵魂和健硕俊朗的精神伫立于世俗社会之上,以神性贯通的人格魅力和崇高自觉的灵魂整合着俗世生活的自我,借以抵达对庸俗、丑陋、畸形、怪诞的深刻背离,进而对它们予以深刻的批判、尖锐的讽刺、辛辣的嘲弄.因而在她的笔下,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封建思想的毒痈、主子文化的病疫、反人道主义的罪行,当下现实社会存在中的那些畸形病态、虚伪检测善、丑陋罪恶,皆成为口诛笔伐、痛加鞭挞的对象.正是因为她在散文集《倔犟之眼》中所体现出的这两种截然异趣的审美精神表达,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作家所富有的善良情怀及其进行文学书写的意义与价值：作为一个本质意义上的善怀者,一方面应当永远葆有一颗思想正直、精神健硕的富于社会良知的心,以坚定地捍卫人性善良的尊严和人文精神的价值,另一方面必须自始至终同历史进程与社会现实中的丑恶、虚伪、阴谋、罪恶保持对抗状态,也只有如此,我们人类社会才能在充满善怀、正直、向上的精神时空中稳步前行.因而作家在《倔犟之眼》中所凸显的赞美精神与批判态度,既是从美学角度对善良情怀、人文精神的另一种释放和最为有力的确证,又是一个人道精神坚守者拨弄那些失道者以令他们彻底醒悟的重要手段,更是一个文学精神圣殿的建造者要对民族必须完成的美学使命和历史责任.

如果我们以系统性的理论眼光对冯小涓的整个散文创作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考量,便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特征――作家的思想聚焦、善怀关注、情感投向及其所构成的审美书写处于明显的变动之中.在《倔犟之眼》的创作中,作家大多是将自己的善良情怀关注非常积极主动地“向外投射”,文学书写直接指向自身生命之外的极为广阔的丰繁世界,以对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人性、生存与命运的多向度审察,来表达自己的人文情怀和批判精神；而在《幸福的底色》这本散文集中,她则更多地把自己的善良灵魂、精神关注、情感指向有意识地转变为一种“向内注视”――通过对自我生命的存在自觉、家庭生活的琐事杂绪、情感内里的感知意向等的全面反思、深刻内省及其审美书写来表达自己对于生命存在的另一种认知.这样的变化,是作家对于自己散文创作进行的主动调整,并没有因为关注视角的“向内”便缺失了它的精神烛照的意义和对于普遍意义的探寻,也不因为它的表达对象的范围局限而显现出善怀关注的狭小、审美力度的弱化,反倒表现出对于生命关注的深沉探究与精微透析.因而在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里,她以更为成熟周详的思考、切实可行的规划来建构自己散文创作的未来世界.一方面她以更为积极主动的精神内力不断扩展着自身的生命游历范围与心灵放牧天地,以阔大的人文视野、健朗的善良情怀深层次地日常世事、现实人生、生命本体的内在世界,以细腻深入的情感聚焦、丰富多元的审美方式重新考量故土家园、人伦亲情、爱恋场域的存在意义,试图以更为全面的灵魂自省、精神反思来重构自己的故土意识、亲情理念、人文意向,从而使散文的书写内容更趋丰富、散文的写作题材更趋全面,并借以彰显对自己过往散文创作思想的有效突破；另一方面则在散文艺术表达上既坚持自己一以贯之的创作风格,又竭力寻求局部或整体的突破,用更加真诚、丰富、健劲的笔触和更为从容自如的叙事或抒情方式来建造自己的散文世界,以此抵达散文艺术的至真、至纯、至美的境界.于是便才有了她的散文集《幸福的底色》和长篇纪实散文《北川无语》的相继出版. 在已成定式的传统文化思想中,劳动无疑是我们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最为基本的手段,或者说是我们每个人必需具有的一种现实生存能力,从古到今的人们无一例外地都依照这一生存律则来实现各自的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劳动创造人”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经典的论断.然而当人类在现代文明、知识理性共同作用下,把握世界与分析问题的综合能力与时俱进,也才由此能够十分惊异地发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一样的劳动者和劳作方式即使存在于同一的公共时空,也会显现出完全不同甚或迥异的命运结局.倘若从经济学的角度予以考量,这是由于不同的劳动创造了不同的价值,价值的高低决定了不同劳动者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因而有些人一生一世都匍匐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却收入微薄,终身都难以抵达高端的幸福；另一些人虽然在劳动的时间长度、劳作的负重程度远远不及,但却拥有着异乎寻常的丰厚财富.这种反差强烈的社会现象或许便成为了冯小涓创作《劳作的意义》的真正心理动因.在这篇散文里,作家一起笔便这样写到：“劳动改造人.从小我就听见这个经典的论断,从来没对它产生任何质疑.直到今天,我看见这位老人,他的外形让我惊讶得目瞪口呆.等劳动对于这位老人,‘改造’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经年累月的劳作,居然可以把人的身体作一次漫长的造型.最终,一个九十岁的男人几乎失去了人形.”随着作家笔力的一步步深入,一个被称为全培老爹的人在一个又一个劳作场景中渐次呈现：为了不致使黄豆遇雨发霉,在黄昏里他像一个四脚贴地的动物忙着收割；他家的自留地在崖坡,他就背石头砌堡坎,把滑到崖下的土背回地里；半山的玉米地缺水,他上上下下担粪担水等全培老爹尽管一生都在农田里艰辛地劳作,即便把自己劳作成有如獾一般的人形,也仍然没有彻底改善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连人的自然意义维度的尊严都无法得到保障.又不仅仅只是全陪老爹这样的孤老之人,在传统思想极为浓盛的中国农村,许多农民曾一直怀有对土地的深沉敬畏、无限虔诚,他们一生都在土地上忙忙碌碌,他们相信土地一定会给予自己以丰厚的回报.事与愿违,因而许多人纷纷离开土地,欲意通过对城市的进入来实现自己的富裕之梦和人生价值,滞留于土地上的便只能是像全培老爹这样的一个个空巢老人,这样的老人在超过自己生命负重的劳动下安能有一个完好的人形存在?面对如此沉重的乡村生命图景,作家的内心仿佛被深深地刺痛,由此生发出一连串深沉的质疑：“检测如劳作不能改善生活,劳动者不能得到尊严、不能受到保障,这样的劳动究竟是改造还是惩罚?中国农民为什么世世代代都无法改变自己如同西西弗斯一样的命运?中国农民究竟因为什么触怒了天神而使世代都要受此永无尽头的惩罚?”这与其说是作家一个人的质疑,不如说是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共同的声音.作家正是通过这样的质疑之声表达了自己的悲天悯人之情,其中蕴涵着的作家的善怀书写也得以清晰可辨.

每一种物质性的肉身都无法避免与生俱来的存在缺陷――生理的、情感的和精神的、文化的,这样一些缺陷很大程度上会成为细菌、病毒、肿瘤等适时进入的便捷通道,直接造成肉身生命机理的破坏和整个生命系统的乱象频发,以致最终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散.一个生命的消散对于血缘系统之外的众多“他者”或许并不会构成情感伤痛的深沉体验,但对于血缘系统之内的少数“我们”却能引发一系列的精神痛楚,乃至生发对生命的深度感悟,对于富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思想者更能激发起一次又一次充满哲学意味的精神探寻.这或许便是冯小涓写作散文《肉体身体天体》的原动力所在.在作家对于血缘生命的情感回眸序列里,幺爹似乎正精神矍铄地与我絮叨着家常亲情,风华正茂的侄女也仿佛依然面对生活绽放出微笑,母亲八十一岁生日宴会的热闹场景更是历历在目等然而,他们在短短的几年时光里都纷纷离我而去,这就仿佛整个家族血缘系统中那些曾经紧紧相依相扣的亲情链条的突然断裂.无以言表的心灵深处的悲伤、精神内里的痛楚不得不引发她对于身体、生命、天体的重新思考：“身体的边界与无边的宇宙相比,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渺小,空间意识隐藏人对自身的悲悯.身体存活的长度与宇宙的永恒相比,人不得不感叹自身的短暂,时间意识中也有顾影自伶的悲伤.身体的局限和迫促,是与生俱来的宿命,是一切人的共同命运.”正因为在时空维度上的存在受限,人的生命便始终处于孤独状态,又在孤独中全力寻求对肉身、生命的突破,欲念、祈望、憧憬和爱情、德行、意志等便成为人的整个生命旅程中最为重要也最富有本质存在意义的内心指向和精神追求.即使如此,作家认为这些也都不过是肉身、生命的精神生存常态,或者说是肉身、生命存在的一种文化常态呈现,只有像新西兰的那些者倡导成立的天体营那样,把人视为一种真实的“天体”――完全自然状态下的生命存在形式――人类才能得以产生和具有空前的自信.在这种充满探索精神意义的思想考量后,作家认为：肉体与身体、天体理应融为一体,个体与群体、社会、时代、民族当有深层的内在相与,人的情感与审美意向、文化精神、哲学思想也定能产生深刻的互为.这就不仅从情感方面完成了个人对家族血缘生命系统存在的精神巡礼,而且也从哲学维度上完成了对人类及其生命存在意义的沉重思考和文化探求.尽管其中的某些思想情感不过是作家对于人类的存在状态或生命存活形式的理想化追求,却非常真切亦深入地揭示出人的现实生存境况；作家的这种充满哲学意义的精神探索,也更为本质地显现出文学书写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

从整体观的视角进行考察,冯小涓的散文创作自始至终都充满凝练、沉重的情感内质,又在凝练、沉重中涵蕴着非常浓郁的诗意,或许正是因为富有了这种凝练、沉重的诗意情感内质,她才能够对于寻常生活中的细小之事、细节之美、温暖情景、崇高物象、普通人生等有着诗意的发现、善意的理解、情致的审美、精神的烛照和艺术的传达,诸如《养儿记乐》对于自己儿子幼时幸福快乐生活的情感化叙写,《忧郁的黄昏》对于湖畔黄昏美景真情描写和对于自我丰繁心绪的真实吐露,《筑居诗》从三个层面对李白的整个人生进行了富有浓郁诗情画意的审美表述等相比较而言,《美丽的邂逅》则是《幸福的底色》这本散文集中描绘丰繁情感、叙写爱情心理最为优秀的散文篇章之一.在人类的爱情文化词典里,邂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富含情感涵义和充满爱情意味的语词,或许正是因为在这个语词内层潜潜藏着较为丰富的臆想与会意、美妙和诱惑,人世间的不少青年男女才会时时刻刻地盼望着遭遇一个又一个偶然又美丽的邂逅,并由此开启一段迷人的爱情,最终缔结一场幸福的姻缘,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许多经典爱情、千古佳话、精彩华章才得以一直不断地延伸、续传下来.然而,时代与社会的不同、人的文化素质与德行修养的差异,使邂逅这个曾经着上了幻美装饰的语词变得愈发的模糊、含混,乃至发生了较大的变异性、异质性.对于灵魂的洁净者,他们或她们仅仅把邂逅看作是一个改变庸俗常态生活的偶然事件,或者是修缮自己业已呆板僵直的思维方式、认知水平的契机,拟或是整个生命旅程中的一种富有美感意味的心灵小憩；对于灵魂污浊者,他们或她们则会视之为又一场风流韵事的启程,或者是另一场“爱情与阴谋”发生的切点.冯小涓对于邂逅的态度显然属于前者,所以她在创作这篇散文时便如是写到：“邂逅的生命千差万别,人与人之间心灵的邂逅却是很难遭遇的.与有的人终身相处,却一世隔膜；与陌生人他乡相遇,却一见如故.个中道理,糊糊涂涂,不讲理智,超越逻辑,却早已在感觉和理性中,把个混合的情绪悄悄包裹起来,珍藏在温馨的记忆里.”这是她对于邂逅现象的直观把握与直觉理解,还是对邂逅个中的内在体验的艺术表达,抑或是对邂逅内里的哲理意义进行诠释?或许兼而有之吧.正是在这个基质上,她对自己的两次生命邂逅和因之生发的独特理解进行了精神维度的梳理和审美层面的艺术表达：在海南的那次与陌生人的邂逅,因为“摆脱了庸常的烂熟的环境”,并自然随意地步入到了一个由落霞有似嫣红、黄昏意绪深浓、椰香与海风共舞、音乐和陌生朋友相契的新鲜世界,她的心境便变得十分宏阔,思绪也随之飞扬,无论是对美妙音乐的倾听、对丰富晚餐的享受,还是在偶然发生的小小事件之中,她都极为分明地感受到了一种“极富含义”的人生韵味,“他和她的心之门,在人生的某个瞬间便向对方开启了一丝缝隙”.作为一个富有文化内涵的知性女性,她毕竟有着自己认定并一直坚持的情感道德底线和理性闸门,所以她才会委婉地拒绝那只伸过来的柔情之手,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走完男女之间的那种跨越”,也由此得出这样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人生结论：许多事都只能“在想象中完成”,也只能“完成在想象中”.比较而言,作家在文中对自己的第二次邂逅的审美描绘和艺术表达则充满着更多空灵更为虚妄的情感意味,这就有如一个得道的高人在从更为深彻的内层对生命的领解对人生的悟会进行梳理、剖析、辨正.正是在这样一篇充满浓郁情感意向的散文里,她通过对自己两次邂逅的生命体验、理性认知及其实虚相映的细腻描绘,传递出较为深刻的生命理解与直觉把握的思想意蕴. 从天而降的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不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情感表达和人生关注的焦点,也改变了冯小涓散文创作的审美视野和情感聚焦,她迅速地将一以贯之的善怀书写凝结于那些深陷特大自然灾难中的无数生命,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描写汶川大地震的散文,并出版了长篇纪实散文《北川无语》.在这部长篇纪实散文里,她以一个作家和亲历亲见者的双重身份深入到一个又一个灾难现场,或是以新闻特写与现场直击的结合方式,或者以局部凸显与全景展示相与融合的艺术方式,极写灾难现场中那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场面、景象、事件、细节,特别是人在灾难中所难以承受的身心重创、生命消逝、悲惨无助的场景,以及他们又是如何挺起沉痛的身躯同灾难进行顽强的生死搏斗.相比较而言,在她的这些描写汶川大地震灾难的系列性散文中,《铁皮,在风中悲吟》当是其中最优秀也最具代表意义的.在这篇情感内质极为凝重的散文里,作家以“汶川大地震”中的极重灾区北川老县城为描写中心,又极力辐射到整个灾区,以激越澎湃、涌动自若的情感发抒和分镜头、全景式展示的艺术方式非常真实地记述了这场地震给灾区人们造成的前所从未的精神痛楚.在她充满强烈情感律动、灵魂跳跃的笔力下,人们对“汶川大地震”的灾难场景再度进行了一次痛入骨髓的亲历和生命体验：“先是大地发怒,它嚎叫的声音雄浑而低沉,像是巨大的压路机轰隆隆地开来.村民说,那是地音,仿佛大地张嘴说话,噼里叭啦地又像鞭炮一路炸响.专家说,那是地裂,以每秒3公里的速度,从汶川到青川300公里刚好经历一百秒钟!等更多的人感到大地这个巨大的筛子在晃动,每一个生命就像筛子中一颗被颠来簸去的豌豆”；“尸体横陈：有头无脚,有脚无头,开膛破肚,脑浆迸裂；在瓦砾上,在石堆旁,在汽车中,在床上,在山间等仅仅两分钟,在从汶川到青川,三百公里的土地上,八万多人丧失生命”；“那是怎样悲惨的末日景象啊!我站在三倒拐那个地方,遥望脚下的北川县城.首先便看见摇身一变的王家岩,这个苍绿的精怪此时变成一张巨大的黄毯.等远远看去,土的巨毯如一个大坟场,上面横七竖八地插着树枝和灌木,岩石像一张惊异的大嘴,张开并停顿在那里.河边只有一幢未倒的楼房,残存在砖头木块之间,惊魂未定,摇摇欲坠”；“等两万多人的县城啊,仅有几千人逃脱,一万多人永远躺在这里!最为惨烈的是,三至十七岁的孩子损失太多,的数字是全县死亡、失踪学生1605人；民间的说法是,几乎造成惨绝的断代!”在跳跃式、分景头、全景化地挥毫概写出这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悲惨场景个中,她又以十分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对地震发生的前因后果予以多角度、深层次的探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对灾难中那些消逝的魂灵进行大气魄、多向度的深沉哀悼,以充满哲理意味的问思方式一次次地大声叩问山河大地、宇宙苍天、世道人心,从而在叙述、描写、议论与情感发抒、灵魂宣泄中又一次完成了对自我生命、情怀、内心、灵魂、精神的重新锻铸.

评论家何言宏先生在论及知识分子写作的身份危机时认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不仅在‘晚生代’作家的身份认同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其文本叙事中,‘知识分子’同样是一种遭致解构的身份形象,只是不同的‘晚生代’作家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持有不同的叙事立场.”并以徐坤、何顿、韩东、朱文、张等作家的小说创作为例进行了富有理论性的分析,旨在揭示知识分子写作在商业时代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精神困惑与现实难堪.面对这样的精神困境和现实难堪,冯小涓却有着自己的非常坚定的文学主张,她认为：“作家应该率先站稳脚跟,用强大的精神武装自己,才有照亮现实的勇气和力量,才能用文字理直气壮地告诉人们现实的种种不足,理想的生活和美好的情感应该是那样而不是这样.这就是我们阅读文学作品的理由,也是文学将永远存在的理由.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参与到精神价值的重建之中,小心翼翼地梳理值得维护的传统价值和普世价值,而不是一味打到或盲目排斥,让这些价值成为我们共同的心灵向度.”她不仅坚定地奉行着这样的文学主张,而且将之积极主动地付诸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从她的散文创作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从容于善良情怀的书写,不仅仅是她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原点,也必将成为她整个写作生命历程中绝不会放弃的一种高尚的精神品质.论者以为,这样的文学书写方式不应当仅仅属于某一个作家,而应该是当今所有中国作家需要一以贯之地奉行、恪守的精神品质.因为善良是善良的发现者、实践者、捍卫者,一名作家只有具备了这种善良的情怀、善良的品格、善良的灵魂、善良的精神、善良的文化,并有效地汇融于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中,他或她的文学书写才能够为我们这个民族为整个人类社会建造出一个健硕、明澈、朗阔、立体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