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美华文学的几个关键词刘登翰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几个关 键 词 的阐释,讨论了美华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美华文学的语言形态、文化内质和族性规约,移民历史和移民者的文学书写,移民生存状态的不同导致书写状态的“唐人街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移民作家从国内到海外的双重经验和跨域书写,百年来美华文学文化主题变迁及其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由于美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典型意义和代表性,这些问题也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应予关注的.

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美国华文文学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丰富的分支.一方面,美华文学有着超过百年的漫长历史.我们现在虽还无法知道,当19世纪中叶,一艘艘远航的“猪仔船”将中国劳工运往美洲时,在他们之中是否已经产生了相关的文学但可以确定的是,1905年在上海、广州、厦门、青岛等地掀起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已经出现了诸如《苦社会》①那样由旅美华人创作、“书既成,航海递华”的小说,从而为美国华文文学开篇；另一方面,在美华文学长达百年的发展中,几乎都交错在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之中,不仅中国赴美移民的迁出动因,交织着不同时代中国社会的诸种问题,而且移民中的文学书写,也呼应着不同时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命题和文化命题,在域外的人生经验和文化语境观照中,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从而使美国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十分密切和特殊的关系；再一方面,百年美华文学每个时期都有的堪称杰出的作品,不仅建构了美华自己的文学历史,而且丰富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

美华文学既然作为中国移民者的文学,因此,在进入讨论之前对“移民”的概念必须有所界定.世界各国对于这一国际人口迁移的定义,各不相同,在中国的移民研究中也是歧义纷出.《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一定时期人口在地区之间永久或半永久的居住地的变化,人口迁移成为移民.这个定义有很大的模糊空间,什么叫“半永久”的居住地变化,是三年、五年,还是八年、十年,没有确定的量化指标是很难把握的.《中国移民史》的作者之一葛剑雄也认为：“移民是指迁离了原来的居住地而在其他地方定居或居住了较长时间的人口.”这里在时间的量化上同样也是含糊的.若把“定居”视为永久性的迁移,那么“居住了较长时间”是多长,同样也无法说清楚.因此又有了“永久性移民”和“暂时性移民”之分,但无论“永久”还是“暂时”,都属移民.倒是《美国大百科全书》对移民有了明确的时间规定,它认为“在接收国居留至少一年的人被列为移民”.这给了我们一个讨论的前提.本文虽不是对移民的专门研究,但美华文学的创作主体不能不涉及到移民身份.我们选择比较宽泛的“移民”定义,即将并未获得永久居留权的留学生及其他居停一年以上的移居者,在居美期间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都纳入美华文学的讨论范畴.这不仅符合《美国大百科全书》的移民定义,也适合中国移民研究中的“暂时性移民”概念.

由于美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和代表性,本文所讨论的美华文学研究的几个关键性概念,实际上也将涉及到整个华文文学领域.

一、世华文学／美华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顾名思义,是指在世界上运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中国是个有56个民族的国家,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都以汉语作为自己国家的通用语和通用文字.汉语成为“华文”的代表性语种.因此“华文”在这里,只是狭义地指称汉语.世界华文文学,实际上是与世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等并列的一种世界性的汉语文学.

美华文学,指的是在美国运用汉语创作的文学.

这个定义在近年引起一些不同意见的讨论.百年来中国的海外移民经历了三次身份的变化.最初他们是中国的海外子民,称为华侨,无论在血统、文化还是国家认同上,他们都是中国人.其次是上世纪中叶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双重国籍,许多长居海外的华人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选择加入所在国的国籍,成了外籍华人,他们在国家认同的政治身份上脱离了中国,但在血缘关系和文化认同上则并未脱离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或许说是将自己的文化身份变为身份文化,参与所在国多元民族和文化的建构,从而形成既源于中华文化又融摄了所在国土著文化的海外华族文化.第三是作为移民后代在海外传延的华裔,其中也包括了部分华人与所在国其他民族通婚的混血后代.他们在族属关系上虽然仍被视为华族,但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却已融入了所在国社会.他们已大多不用汉语书写,而以所在国的主流语言思考和表达,从而形成了另外一脉非汉语书写的华裔文学,并作为一种民族交融的文化现象,引起包括文学界在内的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有人以“华文”文学难以包容华裔的非华文书写为由,而主张改称为“华人”文学.

这一争论持续多年,于是又有学者以世界华文文学简称“世华文学”,利用汉字的多义性,认为“世华文学”的“华”字,应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是外在层次的语言方式,即用汉语(华文)作为书写的媒介工具；其二,是内在层次的中华文化,这是世华文学的精神内质；其三,是指创作主体的“华人”或“华裔”,这是对世华文学的族属性规定.这一解释,虽然有些牵强,但它确实能包容性地回答我们曾经争论不已的一些问题②.

在这三个层次中,核心是中华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包容在广义的文化之中,同时又承载和传达着更为深广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家.世华文学如果不把这个“华”字,既理解为华文,更理解为中华文化,显然会有所欠缺.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层次.如果说第一个层次的“华文”,还兼指着并非华人的华文作品,如同样洋溢中华文化精神的韩国作家许世旭的华文诗歌,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显示了华文广泛的世界性；那么第三个层次关于创作主体的华人或华裔,则从族属性的规定上对世华文学作了限制.这个族属性的限定,事实上已经包括了华人或华裔的非汉语写作.大量在异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并在政治身份上已经归属于所居国的华人,尤其是移民后代的华裔作家,他们的书写方式大都必然转向所居国语言,已成事实.如现在已引起广泛关注和研究的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他们写作的主要语言是英语.但尽管如此,他们用英语或其他语种表现的,还是来自父祖辈的原乡文化,即便是对原乡文化的解构和重构.这是他们的根,是他们进入异国文化的环境中自己族裔的文化身份.随着华人在海外定居的时间越长,海外华人或华裔的非汉语文学书写,将越普遍,其所表现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现象,也将更具有普遍意义.将世华文学的“华”字,理解为“华文”、“中华文化”和“华族”,把华人或华裔的非汉语文学书写纳入世华文学的视野,不仅包容了一直争论不休的“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的问题,也是对客观现实及其未来发展可能性的尊重.我们倾向于这一观点,但鉴于目前的争议尚无结论,本文仍约定俗成地以“华文文学”称之.

随着中国海外移民的越来越广泛,华人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庞大族群.华文文学也随着华人足迹遍布世界,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存在.可以将它的存在划分为中国本土和海外两大部分.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特殊的历史遭遇,香港和台湾先后沦为英国和日本的殖民地,澳门更自16世纪中叶就遭到葡萄牙殖民者的强行占据.在一个多世纪甚至更长时间里,台湾、香港、澳门迥异于祖国内地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不同社会形态,使同属于中华文化的台、港、澳文学,也有着与祖国大陆文学不尽相同的历史进程和存在形态.因此,在中国本土的华文文学,又有着由大陆、台、港、澳四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板块所构成.而在海外,即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一般可以划分为三大板块：一是亚洲板块,不仅包括历来为我们所关注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如新、马、泰、菲、印尼、缅甸、越南等的华文文学,还应包括东北亚的日本、韩国、朝鲜以及蒙古等的华文文学.二是美洲板块,主要是北美,尤其是接纳中国移民最多,历史也最长的美国华文文学,近年加拿大的华文文学也呈蓬勃之势,自然也在热切的关注之中；已有了众多中国移民的南美诸国,情况如何,则也应当进入我们的视野.三是欧洲和大洋洲板块.欧洲是传统的中国移民和留学生聚集之地,华文文学也有较长的历史；而大洋洲,尤以澳大利亚为中心,自上世纪末出现的华人移民潮,使不仅来自中国大陆,也来自台湾和香港的移民,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相对宽适的生存环境,成为澳洲华文文学迅速崛起的基础和背景.

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格局中,美国华文文学一个世纪来持续不断的丰富创造,呼应历史与时代的文化主题变迁,多元的艺术经验,以及对中国社会和文学现代性探索的推动,都格外引人注目,自然成为华文文学研究者所特别关切的对象.

二、移民和移民者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实质上是移民者的文学.

中国的海外移民,可远溯到唐宋甚至更早.不过,真正形成移民浪潮,并对中国和世界发生影响的,则在19世纪中叶以后.战争之前,中国的海外移民人口,约在百万,主要的移入地区在亚洲；到二战前夕,已超过千万,足迹也越出亚洲,远及欧洲、美洲、澳洲和非洲.时至今日,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侨和华人人口,在三千万以上.

“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华人.”这句略显夸张的话说明中国的海外移民,使华侨和华人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存在.这种存在的世界性,在文化意义上,首先是使中华文化随着华侨和华人的足迹而远播海外,成为华侨和华人在海外生存中建构自己身份的文化基础,也成为他们参与所居国多元社会建构的文化资源,使中华文化成为传播于世界的最广泛也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其次,华侨和华人在进入所居国社会的文化碰撞与融摄中,形成了华侨和华人既源自于母国文化,又一定程度迥异于母国文化的独特性,即所谓华族文化；同时又将这种文化的世界性融入和体验,回馈原乡,推动了中华文化和中国人感悟世界的现代性进程.华侨和华人的这种世界性的生存和体验,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学基础.因此,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不能不追溯中国的海外移民史,追寻他们――华侨和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境况与体验.

中国对美国的移民,始自19世纪中叶,最初主要的移民方式是“劳务”.其时美国西部发矿,亟待开发.中国的劳工经历了19世纪50年代的旧金山淘金、60年代横贯东西部的太平洋铁路修筑和7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农业垦殖,出现过三次移民浪潮,最多时移民人口达20余万人.这是史学界所谓的“自由移民”时期.华工对美国西部的开发作出巨大贡献,在美国参院的一份档案中写道：“没有华工就没有西部的垦殖.华工使荒土变为良田,使整个加利福尼亚变成一座花园,一座果木园.”然而就在华工致力于美国西部开发的同时,却遭到者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极不公正的待遇,一些地方还不断出现有组织的烧杀抢掠的排华浪潮.1882年美国总统签署《执行有关华人某些条约的规定》,1888年国会通过《禁止华工来合众国法案》,美国便进入了长达61年的“绝对排华时期”.华工,连带正当经营的商人、学生和旅游者,受到迫害、驱逐,使此时在美国的华侨、华人人口降至7万余人.华工作为早期中国移民的主体,已成为一种历史.这是中国早期海外移民的一份来自底层的美国生存经验,它曾经诱发了1905年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天津、南京、汉口、青岛、烟台等城市以“抵制美货”为核心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并以“反美华工禁约文学”为美华文学开篇,成为美华文学最早关注的一个移民群体.赴美华工的艰难生存体验和早期华人形象,成为此后一个世纪美国华文文学、华裔文学和西方作家不断开掘、形塑、诠释,从歪曲到辩正,从而进一步反思和深化的文学母题③.

在大批华工赴美同时,中国也开始有留学生赴美就读.1847年抵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被公认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此后半个世纪,赴美就读的留学生虽还继续,但不成气候.其中以容闳归国后于1872年向清政府倡议选派学童留洋的计划最具规模.此计划原定每年选送12―15岁的学童30名,分四批共120名,由容闳亲任留学事务所监督带往美国,学制15年,先学语言后习专科.此议虽已成局,120名学童亦陆续到美,然却因清政府视新学如洪水猛兽和美国的排华政策所牵及,终于1881年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全部学生,使这一宏大计划流产.有资料表明,从1850-1900年中国赴美留学生共170人,扣除容闳带领的120名学童,平均每年赴美留学人数仅一人.直到1909年,美国以在“庚子事变”所获的不义赔款,用作教育,开办清华留美预科学堂,中国赴美留学的人数才骤然增多.此时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激烈变革前夕.战争的历史教训,使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文化以强国富民的重要,于是出国留学形成热潮.最初是到明治维新以后一衣带水的日本,继而转向西方英、法、德、意、比、奥等国,但以赴美留学的人数最多.据1917年的统计,中国在美的留学生已达1170人,其中庚款生370人,公费生200余人,自费生600余人.在从1921―1925年中国派往西方的1189名公费生中,留学美国占了7855％④.

留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因种种原因陆续转为移民身份,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向美国移民的主体.与早期的华工不同,留学生的移出地已不再局限在中国南方的闽粤等省,移民的成份也不再是破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而包括了有着较高教育背景的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青年知识者.他们出国的目的,大多也不出于经济的考虑,而是文化的原因,即西方科学文化对于希图救亡图存和社会发展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属于“知识移民”或“文化移民”.当然在这个“文化”背后,不同程度潜隐着他们各自时代的政治诱因和经济背景.不管他们学成归来还是长期滞留,都对中国社会发生重要影响.他们构成了美国华人群体中迥异于早期华工的“知识移民”群体和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与介入美国社会的生存经验.

在20世纪持续不断的留美浪潮中,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初期至二战爆发.资料显示,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只有留美学生353人,平均每年35人；到第二个十年,留学生数增至1661人,平均每年166人；而到第三个十年,即1920年至1931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前,留美人数达到4175人,11年间平均每年约379人.二战爆发以后,大批留学生回国,赴美留学人数也大为减少.20世纪以来的这三四十年间,正是中国国难当头、社会转型、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背负救亡图存沉重使命远赴大洋彼岸的莘莘学子,在遥远的新大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思考,引发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生,成为这一严峻历史时期中国文化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主角.胡适的人生和学术生命,无不烙印着这一时期的历史痕迹；而30年代以后进入美国的林语堂,则以自己大量的英文著作,在沟通中西文化的同时,回响着中国抗战的呼声；到了抗日战争期间,虽然移民人口减少,但继续居留在美国的华侨和华人,曾掀起一个以抗战为主题的华侨文艺运动,尤为引人注目.

第二个时期应自战后到新中国政权成立.虽只短短四年多时间(1945―1949),赴美留学生数却达4675人.平均每年在千人以上.究其原因,从“推力”看,有抗战八年中国人才的积累和对知识的渴求,也有对战后国共分野的政治和战乱的厌倦与规避；而从“引力”看,二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及其科学文化的领先地位.这一时期赴美的学生,大都转为移民身份而在美国长期居留下来.20世纪后半叶几位华人诺贝尔获奖者,大多是这一时期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填补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华文学空白的“白马文艺社”,则秉持胡适的自由主义文学主张,带有这一时期回旋在中国对立政治空间的典型特征.

第三个时期在50年代至70年代.此时在冷战格局中的中国大陆已经关闭了赴美留学的大门,中国留学生主要来自台湾和香港.而在台湾,最初是随同父辈挟裹在政治漩涡中由大陆来到台湾的青年,失望于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而大陆又是回不去的“政治”异乡,所以选择留学以实现出走的目的.他们是继父辈“政治放逐”之后的“自我放逐”.后来逐渐延伸到本省籍青年.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大都成了“留”下不走的“学生”.这种纠葛在中国复杂政治历史之中的留学文化心态,成为这一时期移民美国的特殊生存体验,和美华文学的特殊主题.他们描写去国之前的坎坷,去国后在学业、婚姻、谋生等的困惑,倾诉挟裹在政治对峙中漂泊的孤独和无根的痛苦,喷发爱国的民族情绪等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书写,流播在整个华人世界,不仅成为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学最具华彩的一章,而且影响到80年代走向开放的中国大陆.其中一些优秀之作,为这一特定时代世华文学的经典.

第四个时期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自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据统计,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间,中国大陆公派和自费及以其他身份出国后转为留学生者(含访问学者),达40万人以上,其中20万人在美国.这是中国在中断30年海外移民之后最大的一波留学浪潮.他们学成的归国率初期只在15-20％,与80年代之前的台湾、香港差不多.他们留学之后大部分转为移民身份,构成了我们俗称的“新移民”的主体.所谓“新”移民虽是相对于“老”移民而言,却是这一时期移民的特定概念.不仅是一个“新”或“老”的时间区分,而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就“新移民”的对象而言,其身份虽然复杂,却以“留学生”为主体,一般具有较高的教育背景,因而在就业和介入美国社会方面,也有较好的选择和深入；他们处于中国历经波折的现代化进程中,希望从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文明发展中寻求借鉴和反思,成为这一特定时期“新移民”的文化标记.因此,他们从国内到海外双重生存经验互相映照的审思和文学书写,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华文文学具有时代特征的发展.

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移民,带着他们各自时代的历史印迹和文化记忆,影响着他们进入美国之后的生存方式和书写方式.从他们去国的那天起,他们在国内或许顺畅、或许坎坷的人生经历,都将成为他们不断咀嚼的温馨回忆；而曾经对他们充满诱惑的新土向往,或将成为他们重尝艰辛的现实人生,这一切都化为他们思考的背景和书写的源泉.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寻根究底,不能不从这一复杂背景和身份的移民历史开始.

三、唐人街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

华人进入美国的目的和方式,虽然各种各样,但基本上以谋生和创业的经济型移民和由留学或讲学转为长期定居的知识性移民为两大类型.由此带来了他们进入美国之后不同的生存方式、文化方式和介入美国社会的方式,从而构成了美国华人族群的不同区分.

早期以华工为主体通过契约方式进入美国的移民,大多是怀着“黄金梦”只身漂洋过海来的.他们有家和妻眷留在国内,并不一定都寻求在美国长期居留.然而客观形势的发展,使他们之中一部分人转为移民身份,并吸引了子女亲属前来投靠,形成移民潮的后续波.他们普遍较低的教育背景,使他们在语言能力等方面较难融入美国社会.逼于和排斥的现实压力,他们必须互相聚集在一起,以抵御外来恶劣环境的压迫,而这也更符合他们精神传统中对民族文化：从语言、习俗到观念的坚守.于是“唐人街”(或称“中国城”)便作为对付这些陌生而充满敌意的生存环境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伴随赴美华工及商人的日益增多而诞生.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周敏指出：“唐人街是法律上的排斥华人、制度上的和社会偏见,这三者综合的产物.”⑤由于的无法化解,早期移民的华人被排斥出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促使他们别无选择地逐步形成一个与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华人族群聚居区,以互相依靠和彼此提携.

这由历史形成的多重复杂原因,使唐人街成为世界移民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唐人街提供了一种延续于移民母国的生存方式,在这里,从语言、服饰、饮食、习俗,乃至宗教信仰,大致保留着母国的状态,即使数代以后,仍基本未有改变.大量的华人社团,诸如同乡会、宗亲会、兄弟会等在这里建立,发挥着华人移民族群的分类整合和社区自律的作用,意味着华人移民族群的一种自我建构的方式.而在唐人街社区中发展与传播的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则又成为移民抵抗文化失忆和建构身份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唐人街同时也作为华人移民文化保存的一种精神方式.虽然华人及其文化,对于移入国是一个少数族群的弱势文化,但在唐人街这类特定的地区,则成为一个主导的族群和强势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唐人街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一块“飞地”.

唐人街的这种存在形态,使一代代以投亲靠友为主要方式进入美国的移民,在他们缺乏融入美国社会的各种条件和背景(尤其是经济能力和语言隔阂)时,是最初的最好择居地；同时也使唐人街这一移民社区的聚居方式持续保存下来.尽管随着时间的发展,亦有一批批事业有成的人士,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而迁出唐人街,但唐人街在他们心中留下的文化记忆是永难磨灭的.这是移民对于母国的追念,无论他们是否迁出,他们精神上都有一条永远存在的“唐人街”.因此,唐人街实际上积淀着一整部中国海外移民史.

近百年来,以唐人街为书写对象的文学创作数不胜数,其作者不仅有华人,还有其他族裔.外裔的作家且不说,华人作家中也有在唐人街里和唐人街外之别.在唐人街外的多为一种带有研究和观察形态的文学想像；而在唐人街里写唐人街的华人作家,则带着他们自身经历的生存体验,是由自己的生存方式转化为文学书写.近年旧金山的一群华人作家,呼吁关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草根写作”.所谓“草根写作”者,是指来自社会底层的书写和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之视为是一种“唐人街写作”.

与“唐人街写作”相对应的另一种写作状态,或许可以称为“知识分子写作”.他们区别于“唐人街写作”的,首先是这一群作家移民美国的方式,不同于早期华工及其亲属子裔进入美国的方式.他们移民的动机不是出于简单的谋生的经济目的.他们大都怀抱理想,以留学的方式――官派或者自费而进入美国,随后由于种种机缘滞居下来.因此,他们在国内往往有着较好的经济背景,也受过较好的基础教育,且大多来自大、中城市；其次,他们学成居留美国之后由于拥有一定的学历,而有了选择较好职业的可能,因此也有了较好的生存保障,其中不少人在经济上大抵已达到美国中产阶级的水平；第三,他们大多并不选择在唐人街居住,或者在唐人街居住一个短暂时期后,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便迁离唐人街.他们不是拒绝而是主动地力图融入美国的社会生活之中,以自己的知识参与,活跃在美国诸多的经济和文化领域,成为美国华人族群的知识精英和代表.第四,他们的文学书写,有着比较从容淡定的姿态.他们善于从自己由故国到异邦的双重人生经历中进行对比和总结,使自己跨域的文学书写,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参照.他们或者从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差异,融入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感悟,重新体认和反思故国的历史和文化,做出带有批判性和前瞻性的认知和期待；或者从艺术的多元发展,进行前卫性的探索和尝试.他们这些以文学形式表达出来的思想成果和艺术成果,反馈于母国,往往成为母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上新变的契机和推力.

其实,所谓“唐人街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都是后设的理论概括.而往往这两种写作状态是互相渗透或不时互相置换的.尤其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作家,情况就更千差万别.他可能先由投亲移民而后转为留学生移民；他也可能先以留学方式进入美国而后落脚唐人街从事一般底层的职业；他可能先在唐人街居住,亲历父辈或先人谋生唐人街的艰难生活,而后迁离唐人街,感受知识分子移民相对宽裕的人生；也可能为了写作或其他目的而从唐人街以外的人生进入唐人街,体认另一种生存状态等凡此种种,许多美华作家往往拥有唐人街生存方式和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的双重经验,为他们开拓了更广阔的思考和书写空间.

四、双重经验和跨域书写

相对国内作家,海外华文作家弥足珍贵的是拥有从国内到国外的双重人生经验.这是他们独具的文化优势.

一方面,海外华文作家――尤其是第一代的移民作家,都有一段难忘的国内人生经历和文化体验,这对于他们后来在异域的文学书写,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尽管这些经历人各不同,或者通达顺畅,或者坎坷磨难,甚或只是平淡无奇,但在去国之后,都将成为他们不可磨灭的故国记忆.这是他们进入异邦的人生背景和重新出发的基础与起点,不仅证见着他们的族性血缘和文化身份,而且也是他们跨域的文学书写的素材和进入异邦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他们往往是透过自己曾经拥有的这份人生经历和文化意识,来观察、辨识、体认、区分、比较和臧否异邦的人生和文化,从而一定程度地左右着他们融入异邦社会的心态和深度.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另一份异邦的人生经历,不是那种由参观访问得来的浮光掠影的印象,而是真正融入自己血肉和心灵的真实人生的体验.尽管这份人生也各有不同,顺利或者坎坷,也不管他们是投入还是抗拒,喜悦还是怨艾,这都构成他们新的人生内容和新的文化体验.国内的人生经验和海外的人生经验在移民作家那里,形成了一个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包容,既互相对视又互相解读的具有互文性的矛盾统一体.由此也构成了他们观察、思考和创作的一种“复眼”式的双重视域.在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文本中,不断提供了互相交错的国内与海外的文学场景,使具有独特色彩的异国情调和有着特殊命运与性格的人物扑面而来,成为我们认识的新的典型.而他们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对异国的观察,迥异于异国作家的描述；他们从自己切身感受到的异国文化,重新回味故国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体验,带有着文化反思性质的对故国人生的描述和对故国文化的解构或重认,也不尽相同于国内作家的书写.双重人生经验构成了一个互相交叉的文化视角,形成一个互有比较的新的思考空间和书写空间.

值得提出的是,海外华文作家的书写,是一种跨域的书写.“跨域”在这里不仅是一种地理上的“跨域”,还是国家的“跨域”、民族的“跨域”和文化的“跨域”,因而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跨域”.“跨域”是一种飘离,从母体向外的离散.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海外移民,远离自己的母土,漂散在世界各地,本质上是一个离散的族群,或者说是一个“跨域”的族群.离散或者“跨域”,是历史形成的,其中既有政治的原因,但更多恐怕还是经济和文化的原因.但将一个跨越全球的离散的族群整合起来,成为所谓“离散的聚合”,其联结的纽带主要是文化,是漂离故国而植根全球的中华子民共同信仰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因而对于跨域的离散族群,最为敏感的文学命题,不仅只是一个政治的命题,更有中华民族世界性生存的历史和文化的命题.这是跨域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

“跨域”是一种距离,而距离产生美.毫无疑问,海外华文作家在国内的人生经验,是他们不断咀嚼的愈久弥珍的创作资源.人生经验的贮存,随着空间和时间距离的不断增大,该深发的深发、该衰减的衰减,逐渐升华成为在更加理性的思考下的叙说.这种思考既有经过时间的汰洗,还有着不同文化的观照.许多海外华文作家的优秀文本,都表现出与他们去国初期的情绪宣泄相异的,更居高一层的哲理思索和文化眼光.这可能要拜赐于他们书写位置和思考角度的“跨域”状态.

“跨域”产生差异,也产生冲突,然而“跨域”还带来融通和共存.中国海外移民的世界性生存,其作为文化使者的意义,本身就是一种对于所居国本土文化说来是异质文化的进入.对于华人移民来说,他们必须使自己的族性文化逐渐适应所居国的异文化环境,由此在历经了不适和冲突之后,也带来自己族性文化与所居国文化的共存和融变；而所居国的文化也必须从对移民所携入的文化中,培养一种接纳不同文化的襟怀和气度.二者在这种彼此适应和磨合的过程中,既产生冲突(甚至是很激烈的民族主义的文化冲突),也走向和谐,其过程是互相包容与融摄.因此,“跨域”既带来差异,也带来互相融摄的多元整合.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主题,就常常表现出这种不同文化从冲突、排斥到包容和融摄的转换.早期华文作家大量存在的对故国文化和人生境遇的怀思,即所谓怀乡思归的主题,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移民对异国文化和生存环境的不适应和难以被接纳的困囿；而近年海外华文学的文化主题更多地转向对所居国生存环境和本土文化的融入和认同,正是华人在海外生存这一历史变化的文学体现.

作为华文文学创作主体的中国海外移民,第一代移民作家的生存经验和跨域书写与第二、三代华裔作家尚有很大区别.对于第一代移民作家来说,国内的人生经验是他们亲身的经历,而对于移民后代的华裔作家,他们对故国母土的体验和认知,基本上是来自他们对自己父祖辈经验的间接接受,既有对父祖辈亲身接触的体验,更多地是来自父祖辈本人的口头转述.因此他们对于故国母土的体验和认知,常常带有他们个人经历所限制的局部性或片面性.然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个被局部放大了的片面感受,则往往更容易激发丰富的想像力和冲激力；再者,第一代移民作家对移入国的文化常常是透过自身的文化印记来认识,处于一种既想融入又予排拒的犹豫状态,他们更为适应和珍惜的是来自故国母土的原乡文化.因此他们的文学书写常常倾诉着对于故国母土及其文化的怀恋,和对于所居国文化的既迎且拒的徘徊心态.然而对于完全在异邦文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华裔作家,他们不仅在国籍认同上,从属于所居国,而且在文化上也认同于所居国文化,然后才来追寻自己的华族身份和华族文化.美国黑人文化研究者杜波伏依曾经指出,美国黑人是将自己的美国身份意识内化之后,“又透过它来认识自己的黑人身份,捕捉非洲的旧景残迹”⑥.对于美国的华裔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也是首先将自己的美国身份意识内化之后,才来追寻自己的华族身份和华族文化.他们首先确认自己是美国人、美国作家,而后才补充说明自己是美国少数族裔的华族,是以美国正式语言――英语书写的华裔作家；他们的文学首先是美国文学,其次才是美国少数民族的华裔文学.他们站在美国文化的立场上,“捕捉”从自己父祖辈身上和口述中了解到的片断、破碎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许多就是他们先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故事,并且以美国文化观念和视角,对作为自己创作资源的故国母土文化,进行解构和重构.

五、文化主题和文学互动

20世纪的美华文学是在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文化传播学认为,人口的流动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载体,特别是这种跨地域、跨国家和跨文化的跳跃性传播.移民不仅是文化的承载者,还是文化的传送者,同时又是不同文化交融的媒介点.不同时期进入美国的华人移民,不仅承载着历史悠远的中华文化,而且背负着各自时代的历史命题和文化命题.他们进入美国之后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便也带着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印记,这便使在这一基础上发生的不同时期的华文文学,展现出不同的形貌.一方面,华人移民共同的民族属性和中华文化背景,规制了美国华文文学的族裔属性,使之不仅区别于美国的主流文学,也不同于美国其他少数族裔的文学,如非裔黑人文学、犹太裔文学、亚裔的其他族裔文学等；另一方面不同时代华人移民的历史际遇、文化背景、生存方式和人生经历,以及介入美国社会的方式与深度,在和西方文化的交会、冲突和融摄中,也发展出不同时期美华文学的不同形态和不同文化关注点,回应着他们对于故国母土的历史焦灼和自身生存的文化困惑.因此,美华文学文化主题的演化,既归根于移民在故国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移出动因中的时代与环境因素,同时又是移民在所居国生存状态和文化适应的反映.唯有紧扣这两个方面,对文化主题探询的深刻意义,才能突显出来.

20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变动最为激烈的时期.此时以留美学生为代表的知识移民,虽大多只是短暂居留的“暂时性移民”,但他们作为中国第一代走向西方的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风雨关头,怀抱理想,向西方寻求救国妙方,这一移居的性质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所说的：“乘风而来,张帆而渡,及于彼岸.乃采三山之神药,医国之金丹等以他人之所长,补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光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太阳.”他们以投身西方社会所体验的新的文化视野,回眸和反思古老中国包袱沉重的传统文化,提出新的文化选择,成为这一时期留美学人文学研讨和实践的共同文化主题.他们不仅扮演了文化“盗火者”的角色,而且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从而为中国文学的浴火重生掀开了新的一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华文学,以来自台湾(少量来自港澳)的留学生为主体.这是中国大陆在冷战格局中被迫关闭了西方求学之路,而台湾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笼罩之下所形成的一个特殊契机.这些以大陆去台人员的第二代(而后因社会风气延及本省籍青年)的留学生,不满于彼时台湾政治、经济前景而以“留学”为名实现出走的目的.他们以“流浪的中国人”自居的文学书写,便不能不交织着那个时代风雨凄厉的政治记忆,即如他们在美国的生存体验,从升学、就业、恋爱、婚姻到定居,虽然面临着重重的经济压力和复杂、微妙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但在这些书写的背后,都潜隐着一个挥之不去的政治阴影.如白先勇在《谪仙记》和於梨华在《傅家的儿女们》所写的,他们去国的所有动机和背景,他们曾经的炫丽和辉煌,以及他们无可奈何的失落和颓败,背后都有一个自己无法掌控的政治大手在左右.潜隐的政治命题实际上是这一时代留学生无论喜剧还是悲剧的最大制造者.排遣不去的故土记忆和中国人情结,使他们作品的情调显得沉重,也使他们的人物典型获得意义.他们与国内的文学一样,都在侧写一个时代.当留学生文学从五六十年代进入到70年代,他们从关心自身生存困境转向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于是有了丛苏的《中国人》和张系国的《昨日之怒》,从“浪子”到“赤子”,展示的是一个期待国家和民族崛起的时代主题.

美华文学的第三个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断了30年的赴美留学随着国门的开放而掀起大潮.自大陆而来的“新移民”――其中仍然以留美学人为主体,成了这一波美华文学新潮的推动者.他们在国内坎坷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从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系统和行为规范、重理想和道德教化、视集体高于个人的东方社会,来到一个如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自由的精髓在于我们每个人都参加决定自己命运”这样一个开放、自由和张扬个性的西方社会,不同文化的落差和他们人生经历的剧变,使对历史坎坷所引发的忧思和反省,成为“新移民文学”最初的普遍主题.他们从自己由国内到国外的双重人生经验和文化鉴照中,企图通过文学书写给以描述和回答.从而使“新移民文学”的文化主题,不仅是多元文化观照,还是多元文化批判的主题,这是一个尚在发展中的文学进程,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时至今日,美华文学就其整体而言,尚还难于进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圈.它的描写对象和阅读群体,主要还在华人之中.因此它们大多必须回到祖国大陆、台湾或香港寻求出版.这就使他们的文学书写不能不关注母国社会的时代氛围、文化心态和审美习惯.文化主题的变迁既是他们人生经验的提炼,还受母国社会、时代和读者的牵制,而使美华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深刻的双重互动关系.一方面,不仅是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传统,赋予美华作家族性的文化身份和文学出发点,而且来自母国不同时代的历史命题和文化命题,又常常是他们文学书写思索和回应的对象.另一方面,以故国母土和海外华人作为自己读者对象的美华作家,对故国历史、文化的反思和回馈,也影响着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发展.事实证明,美华文学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美华文学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学影响最为深刻的时期.因此,关注美华文学文化主题的变迁,希望通过美华文学中文化关注点的发展和变化,揭示出其背后潜隐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诸种因素,便不能不关注其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互相影响的双重互动关系.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是美华文学研究者值得选择的研究路向和策略.

①《苦社会》,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由上海图书集成局活字排印,申报馆发行,有六万余言,未署名,书前有石生叙,称“是书作于旅美之人,叙旅美之事”,“书既成,航海递华”.见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一版.

②2002年10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第12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华文作家杜国清在发言中就提出这一观点.

③有关华工赴美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情况,请参阅邓蜀生著《世代悲欢“美国梦”》第六章《华工血泪写春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

④本文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及相关数字,均采自黄润龙编著《海外移民和美籍华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⑤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鲍霭斌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第一版.

⑥杜波伏依《黑人的灵魂》,转引自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作者单位：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董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