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动态2016年第1期

茅盾文学奖引发热议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湖光山色》、《暗算》四部获奖长篇小说,结果公布后引起社会的热议.热议本身也证明了茅盾文学奖仍然是人们比较关注的一项全国性的文学大奖.因此施战军说：“新一届茅奖评出来后,人们对长篇小说似乎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也是茅奖所起到的最积极意义了.”邵燕君也说,对于茅盾文学奖的诸多争议,“背后其实包含了政府意识形态主导力量、文学精英力量以及读者市场力量争夺审美领导权的斗争”.她认为这一届的茅盾文学奖的结果说明,“意识形态完全整合了曾经的挑战力量,‘和谐’的主旋律居于绝对主导”.她评价这届茅盾奖“可以说是和谐社会的主旋律在文学界的大获全胜――无论在题材上、思想上还是形式上都避免冲突,这一主导原则在此前的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已给人深刻印象.在这里,曾经挑战的力量被温柔地整合了：首先,‘纯文学’作为一种对社会任何方面都没有实质性触及并且卸去了形式挑战鳞爪的‘雅正艺术’,构成了和谐主旋律最体面的‘雅音’.其次,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的指向不再是现实关怀而是阅读快感,并且套上革命的包装,革命与通俗联手――这与涉案片叫停后,大量有关地下党的红色经典被改装成间谍片、侦探片的影视潮流直接相关.”

一些批评家通过这届茅盾文学奖反思长篇小说的问题.洪治纲认为,从评奖可以看出,“近几年长篇小说的发展始终没有解决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平衡问题”.他说,长篇小说创作数量依然庞大,但质量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其中所隐含的也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譬如作家的艺术积淀和精神准备问题,创作的精细和完善问题,结构设置问题等等.由此所导致的结果是,很多长篇都是一种半成品,缺点和优点都非常明显,缺乏丰富的解读空间.洪治纲还谈到媒介信息对社会审美趣味的影响问题.他说：“媒介信息对长篇小说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的片面性引导越来越大,也导致了一些优秀长篇被搁置、被忽略,而那些借助于作家名声或影视影响的作品反而备受关注.看报纸、杂志或网络等媒介时,我常常读到一些十分夸张的、没有多少理性可言的评介,缺乏必要的理性审视的立场.但是,它们左右了大众的信息资源甚至是审美趣味.比如,像冉平的《蒙古往事》、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艾伟的《爱人同志》等一些精致而又不乏深厚内蕴的作品,总会被不断地忽略.我甚至相信,这种忽略还会越来越普遍.”

彭学明作为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的人员始终参与了评奖工作,他认为这届评奖反映出长篇小说创作的问题有三方面：一是有高度却无高峰,二是有广度却无厚度,三是有质感却少美感.他说：“我们总感到太多的作品老、弱、病、残.老――无论叙述方式还是语言语境、故事情节,老掉牙的老套和雷同,不少作品看起来像同一个人写的.弱――看起来洋洋洒洒几十万上百万,实际上外强中干,弱不禁风.病――语病,精神病.语病说的是有的作品语言简直是文字垃圾,根本没办法读下去.精神病,主要是指的是自我的迷恋和意淫,有的小说通篇都是喋喋不休的自我欣赏、陶醉和喃喃自语.残――不少作品虎头蛇尾,往往是前半部厚重扎实,后半部空洞轻浮.如此,作品就轻飘飘的,没了文学的厚度和深度.”

施战军则提出另一个关于城市叙事的问题.他说：“目前长篇小说创作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无论是年纪稍长的作家还是年轻作家,对都市经验的表述往往不如对成长、记忆等个人经验的描述.城市经验与个人经验完美融合的作品真的没有出现.比如,邱华栋对新的城市现象的描述做得非常出色,他的城市小说是真正的当代意识下的产物,他注意到人与城市精神的物化、符号化的关联,他几乎是唯一一个对城市‘新人’赋予巨大热情的中国作家,但他的问题还在于写了这么多年的城市新变化,而他的长篇还尚未成功地塑造出新城市人的核心性格.城市青年的内心到底有些什么?除了我们自认为的迷茫、颓落、随波逐流、迷乱和决不善罢甘休之外,对他们内心世界非常生动的、可以感知的复杂性的集中描述现在还做得不够.写城市写得较好的长篇往往是借一个人、借一个城市史的变迁写一个特殊人物的一生,比如《长恨歌》.凡是直面城市普通生活的作品往往都不成功,缺少对笔下人物内心深层次的挖掘,写出的多是符号化的城市.”

麦家的《暗算》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成为人们热议的一个重点.如韩浩月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说：“《暗算》是裹挟着一股市场的锐气冲进茅盾文学奖的.它凭借同名电视剧的巨大影响力,凭借着读者良好的口碑,在本届茅盾文学奖中担当了‘搅局者’的角色.有人戏言,今年《暗算》获奖,四年后《鬼吹灯》这样的类型文学进入入围名单并最终获奖,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如果茅盾文学奖真能以如此宽阔的视野和胸怀,来发现和容纳多种风格的作品,对它而言倒是一件幸事.不过,可以预见的是,茅盾文学奖全面按照市场规律来评选是不现实的,它必须要坚守自己的文学品格.它向市场力量的‘屈服’,只是为了表明一下自己的开放姿态,而非沦为一个被市场所用的评选工具.”石一枫认为：“从获奖作品来看,这次没有板上钉钉的主旋律作品,反倒是《暗算》是一部讲革命战争的小说.而《暗算》偏偏又是特流行的电视剧的原作,这几年风靡的几个大众文化种类之一,谍战题材.革命故事充满传奇和冒险,《林海雪原》、《烈火金钢》之类的革命小说,基本就是革命题材加武侠小说,或革命题材加评书连播,《暗算》与其说是把侦探小说拽进了纯文学,不如说是再现了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加通俗’的伟大传统.另一个角度,或许说明茅盾文学奖也希望在精英阅读的同时,再考虑一下普通读者的喜好.”李敬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麦家获奖有两层突破性意义：“第一是作家的层次与过去有所不同,以往获奖的都是些80年代成名的作家,而麦家是90年代出道新生代作家的一个杰出代表,从麦家开始,文学创作力量将会有越来越多新的血液加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第二就是在审美视域上的拓展.过去小说的审美品质都集中于现实主义或者写实主义,而麦家的小说则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貌.这也会促进未来文坛的创作面貌向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麦家在专业文学评论领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也拥有非常广大的读者群,李敬泽说这两者能如此完美的结合实属不易.

当代文学批评过分学术化的弊端

施战军在《当代文学批评：离学院越近,离文学越远》一文中,对文学批评越来越受到学院体制束缚下的学术化弊端提出尖锐的批评.

施战军说,因为大学评价机制的数量和“层次”的规定,使得人文学科整体面临着伪学术批量生产的可怖情景,对文学专业的影响同样急迫：“为数不少的搞文学研究的人缺少耐心来读作品,只是为了出成果赶任务而写文章.看到某个好的作家作品,心里都非常高兴,急于写点东西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很正常.而有些人不是,他们并不关注新鲜的文学现象,而只埋头于造自己的文章,只要是任务完成了,多一篇文章都不会写的.这样的研究者对于文学的发展没有益处,他们不可能对文学场指点迷津,对文学走向提出的建议往往严重脱离创作实际,缺少起码的职业精神,只会堆砌学术模样的繁复饶舌的废话、理论模样的不痛不痒的废话,名义上是在写文章,实际上是在客串废话练习.也就是说,这样的研究和文学本身没有发生及物性的关系,对文学没有起码的感情和感觉.”施战军认为学术化的另一消极影响是批评队伍的流失,“造成文学批评队伍流失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一是搞文学批评很累,要时时刻刻跟踪新产生的文学现象,就要耗费很大的精力,而搞现代文学研究则既可以相对自如一些.二是缘于很多人对中国当前文学创作现状的失望,认为现在的文坛整体情况还不如现代文学时期,就干脆回过头去专门做现代时期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研究,其中是否有人把这个作为自弃那费力又不讨喜的文学批评的借口,也未可知.最根本的是,批评本身的意义遭到了怀疑,在高校文学学科的学术评价体制里,将文学批评放在了最低处,似乎研究古代文学比研究现代文学学问大,而研究现代文学又比研究当代文学学术价值高,总之,文学批评在学术价值方面一直被歧视,在今尤甚”.

施战军还指出,大学体制与文学刊物的共谋也助长了文学批评的过分学术化倾向.“由于大学产业化数字化考核的机制设置,与经费普遍不足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刊物达成了一拍即合的共谋关系,这种共谋关系理论上或者表象上有它的积极意义,至少在架势上使过去的文学批评期刊更显得学术化,但是,究竟增加了多少真正的学术含量,这还真是个问题.大学评价体制下的批评好像在排斥着非学理化倾向,但是我们看到太多的是伪学理,貌似一副论学的样子,好像有逻辑,有层次,有方法,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但其实大都是空对空,流于表面甚至是极其平庸、陈旧的观点和方法正襟危坐于权威的册页.这不仅对大学,而且对文学批评期刊的活力也是有害无益的,实质上是人文危机的载体化.”施战军尖锐地说：“现在大学评价体制所导致的大学文学教育的病状,对文学批评产生了一种扼杀性的传染,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仍不清醒反思的话,也许,再过几年,我们的文学批评就可以作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了.”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