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学的中国

编者按:全媒时代,中国文学出现许多新的气象,使中国文学的生态呈现出空前繁复的格局,科幻文学兴盛可谓一脉.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把科幻文学归类于儿童文学,主流媒介也鲜有对其推介与研究.为此,本刊与五位当下科幻文学创作与研究最活跃的实力派作家批评家相约,企望做个能全方位感受科幻文学时代气息的小辑.吴岩教授对科幻文学历史脉络的梳理,令我们明白这个文类今日的困境或成就来之不易,而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何方,韩松、飞氘则聚焦于当前在纯文学领域中的发展,并提出“科幻”与“现代中国”的互动,杨鹏聚焦于全媒体、儿童文学和市场化中国之后的诸多发展,刘慈欣作为当前最走红的作者,写出了自己的感悟与思考.弥足珍贵.

吴岩,1962年出生,满族.16岁开始发表科幻作品.著有《心灵探险》、《生死第六天》等长篇小说和《科幻文学概论》、《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科幻文学论纲》(即将出版)等理论著作.1991年起主持中国高校第一个科幻课程,2003年与王泉根共同建立中国第一个科幻硕士方向,2004年获国家社科基金第一个科幻研究项目.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和文学院副教授,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评委会主任,曾在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日本、中国台湾及香港等地访问和讲学.

中国人一直期望按照自己的思路阐释科幻文学.

1902年,梁启超主编《新小说》杂志.在规划如何实现“小说界革命”时,该杂志曾提出过一个包含着十类作品的清单.在这个清单中的第三类,就是“哲理科学小说”①.分析梁启超有关科幻文学那些散乱的翻译、陈述与点评,可以发现他的科幻理念大致包含着深度哲理和全新视野两个部分.高深哲理指科幻作品必须兼顾科学和哲学,以高深学理作为核心.这种科学小说跟哲理小说共同占有一个空间的状况暗示,科幻此行说与那些描述生活或情感过程的人生文学有着较大的差异,它应该是一种通向形而上学的文学.梁启超科幻理念的第二个要点,是认为科幻小说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叙事空间.“寄思深微,结构宏伟”是梁启超给凡尔纳小说《十五小豪杰》的一个小批注②,与另一些批注汇总起来,能传达出梁启超对科幻文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思考所寄托的那些形而下的故事或物理现实的方法学关注.这种寄托,不但成就了科幻文学,也成就了一种认识世界的全新视角.有趣的是,梁启超一生唯一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跟他翻译的科幻小说《世界末日记》等具有共通性,都是面向明天的未来主义文学.

鲁迅是另一位在中国最早研究、翻译、点评、阐述科幻文学的先行者.几乎是在梁启超全面布局“新小说”的同时,鲁迅就开始了自己的科幻翻译.在1903年出版的《〈月界旅行〉辨言》中,鲁迅正式提出了科幻小说应该具有“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文本构造方式,并指出“导中国人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

始”③.与梁启超更多关注中国旧文化的时代更新话题不同,鲁迅更多关心科学技术如何能够从国外引入并到达普通百姓,他不强调形而上的玄思,而是希望科学能透过故事,被编织进日常生活.

从梁启超和鲁迅开始,中国的科幻文学发展出现了一个两极性的文化空间.在梁启超的一极,科幻应该沿着科学上行,到达全新的哲理境界,进而破坏中国旧文化的思想根基,为中国人建立一种新的、高瞻远瞩和富有想象力的视野.因此,梁启超的科幻思想应该是寄希望于科幻能有所创造.而在鲁迅的一极,科幻应该沿着社会等级下行,尽量被纳入日常生活并渗透到寻常百姓.因为只有这样,科学作为一种思想和工具,才能真正被国人所接受.可以说,鲁迅的科幻思维就是更加应该关心科学在中国社会中传播的效能.

在1902―1949年之间,有更多学者表达了他们对科幻文学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几乎没有超越梁启超和鲁迅所创建的那种两极文学空间.诸多讨论,诸多对立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看起来变幻复杂,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文学,作为一种可能为中国找到更多出路、更好发展路径的“梁启超式”思维逐渐式微,而科幻应该是一种吸纳西方文明、倡导科学精神、传播正确知识的“鲁迅式”思维逐渐壮大.在科幻文学领域内,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也渐渐显露出雏形.

在上述思想的引导下,科幻创作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晚清到五四再到新中国成立前,科幻小说的创作积累了一定的数量,作品的风格也相对多样.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顾均正的《在北极底下》和老舍的《猫城记》分别达到了两类创作的第一次巅峰.前者的故事和情节完全具备了当代西方科幻小说的特征,包含着紧张和悬念,隐藏着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作家把惊险的故事跟深度的科学教育相互结合,极大程度地完成了鲁迅所设想的科学普及任务,而后者则聚焦于对中国文化劣根性的反思,把公民责任的缺失、吃喝嫖赌、玩物丧志等阻碍中国发展的文化现象,投射到一个荒诞的、由火星人管理的社会之中,极大程度地符合了梁启超有关中国文化必须革新的阐释.

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早期,跟随着中国政府数次对“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全民呼吁,科幻文学的创作也于1956―1957年、1960―1962年、1978―1984年三次进入数量上的期.1954年,郑文光第一次在《中国少年报》以“科学幻想小说”为名发表小说《从地球到火星》.这是华语世界中第一个以科幻小说定名出现的作品.这一从原先与西方同类作品保持一致的文类名称的变更,也实现了中国科幻文学理论跟苏联科幻理论的初次接轨,因为只有苏联科幻文学的名称中才有独立的幻想元素存在.1958年,郑文光在《往往走在科学发明的前面――谈谈科学幻想小说》一文中写到:“科学幻想小说就是描写人类在将来如何对自然作斗争的文学式样.”因为科学使幻想成为现实,因此,科学是科幻产生的基础.科幻要立足科学理论,且必须有科学根据.“然而,这绝不是说,科学幻想小说是未来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的最精确的预言.等只要不违反基本的科学原理,作家完全有权利在作品中加进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天才臆测.”④撇开郑文光文章中受到俄国科幻理论影响的部分不谈,其整个阐释的内核,仍然含有鲁迅式思维的许多纹理,而他所强调的科幻的社会功能,也跟鲁迅所倡导的普及科学的初衷相互吻合.

在这一时期,不独郑文光的创作紧紧围绕着科学普及,几乎所有中国作家的创作都直接为科学普及怎么写作,1978年,叶永烈的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行销160万册,创造了发行量的世界纪录.但是,梁启超早已被人们忘却.加上文化思想上一些禁区的设置,科幻作家无法创作出与民族文化切实相关同时饱含科学精神、真正面向未来的作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粉碎“”以后的1978年.

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在科幻文学领域中对无形创作禁区的突破也逐渐展开.以金涛的《月光岛》、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等为代表的一批反思科学与当代社会和中国现实关系的作品,再度将梁启超式的文化更新提到创作议程中来.1978年童恩正的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并没有普及任何科学知识,而是大胆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就饱受争议的海外华人的爱国精神平反.该作品发表后经过票选,以极大票数获得了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为此,作家欣然接受邀请,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看法》的短文.在这篇短文中,童恩正面对已经统治了中国科幻文坛三十年的科幻小说只能怎么写作科学普及的论调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包含着科幻文学的科学文艺作品,其主要目标可能不是普及科学,而是传达一种科学的人生观⑤.童恩正的“质疑”立刻获得了郑文光、叶永烈等知名科幻作家的热切呼应.面对思想解放运动在科幻文学中展开,面对一种想要从纯粹鲁迅式思维转向更加丰富思维的呼唤,顽固忠实于旧有模式的人大为不满,他们以童恩正的科幻理论是“灵魂出窍的文学”,反思社会变革的科幻文学是“精神污染”为由,对其大加鞭笞.很快,这场文学争论被诉诸政治权力的裁决,科幻一方最终败北.在这个案例中,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政治霸权联姻,直接打击了文类的繁荣.直到世纪交替出现全球性的反思过去、面对未来热潮之前,科幻文学在中国仍然没能进入复苏阶段.

20世纪末,经济改革取得重大成效,意识形态控制放松之后,鲁迅式科幻思维一家独大的局面终于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梁启超式科幻思维再度活跃.例如,面对中华崛起不可阻挡的趋势,科幻小说不可能停留在科学普及或日常生活的繁琐细流之中,它必须挺身而出,责无旁贷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在当下,还没有一种文学形式能像这一形式那样肩负着谋划民族和世界未来的责任.于是,在一系列涉及全新中国形象的小说中,星河以他纯科学主义的态度,力图用科技力量解决影响全球的重大问题,刘慈欣则强化了小说中的军事对抗,这种对抗的基础,是反对强权统治、解放现代化进程中的落伍者,王晋康用自己对中华文明的充沛信心,建构出基于儒释道思想的又一个繁荣的东方世纪.如果说上述作家展示了科幻小说在面对未来发展的谋划作用,那以韩松、马伯庸、陈楸帆等批判中华文化中蒙昧因素的小说为代表的一批全新作品,则在力图寻找现代社会与古老的中华文化之间的不协调成分,并从另一个侧面写出文化更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科幻文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自始至终有其自身的文化解读方式.早在上世纪初,威尔斯(H.G.Wells)就曾经将这类小说定义为一种“科学创建的浪漫故事”.这一解读很好地表达了科幻文学与启蒙、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后,科幻小说的繁荣重心从欧洲转向美国,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奇迹般地实现了凝聚人气、重塑信心的目的.在这一时期,大量的太空歌剧和机器人小说使美国人相信,科学能够给人类的生活带去一个美好的未来.于是,科幻作品被重新解读为具有强烈现代性和工业化倾向、联系着社会和人类“有关变化的小说”(如美国科幻大师Isaac Asimov就持这样的观点).进入20世纪下半叶,由于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的普遍接受,由于弗洛伊德主义泛滥,由于对环境污染的认知,由于能源的枯竭,由于左派文化的兴起,科幻小说开始面对社会科学和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以英国“新浪潮”(New We,一种以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和社会讽喻为核心的科幻)为代表的人文科幻此行说和以“赛伯朋克”(cyberpunk,一种网络背景下的朋克文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科幻,轮流登上历史的舞台.在这样的时代,科幻文学的阐释在继续多元化的状态下,也出现了中心化趋势.苏恩文(Darko Suvin)依据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科幻美学分析,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该美学理论试图将科幻小说的形式和内容结合.论者以“经验”和“虚构”的分界作为讨论的起点,把文学分成与现实关系密切的自然主义文学,以及描写人类独特想象的陌生化文学.自然主义撰写感觉经验,陌生化文学则撰写脱离存在的架空世界,它的美学价值也在这种陌生性上.但是,陌生化文学类型很多,神话、民间故事、超自然故事等都是陌生化的,却不能说是科幻小说,科幻小说还必须具有认知性.这样,在现实主义的一端,当自然主义文学与认知性相互结合,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而违背自然规律,不顾现实写些大团圆故事,就成了以当代美国通俗文学为代表的非认知性现实主义文学.而在陌生化的一端,如果陌生化与非认知性结合,那就是神话、民间故事、奇幻小说,与认知性结合,则是我们所看到的科幻小说.应该说,苏恩文的理论全面阐释了科幻文学在西方社会中的内容与形式的复杂关系.

通观中西科幻文学的不同阐释,至少有两个方面差异明显.首先,西方科幻文学一直将科学作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状态下讨论科学的发展,科学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跟第三世界完全没有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状态下所创作的科幻作品完全不同.其次,西方科学发展的自主步伐和中国引入科学后的赶超状态也截然不同.换言之,以古希腊精神和韦伯式资本主义态度所谈论的“科学”和“变化”,跟处于垂死的封建王朝和在帝国主义侵凌封锁下试图找到生存空间的知识分子谈论的“科学”和“变化”有着天壤之别.因为科学在赶超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科学概念,比西方国家更加富有霸权性.反过来也应该看到,恰恰是近现代中国急迫地需要科学,需要富国强兵,需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获胜的现实,促进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促成了中国式科幻阐释的诞生.

进入90年代末,中国社会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但如此,国家还在以无法想象的步伐进入经济大国的行列.在这样的时代里,对科幻文学的阐释是否会出现巨大的转变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幻文学的形式和作用的看法是否会发生大的动摇

一种观点认为,消费主义兴起,精英文化消解,后现代扁平化组织的出现,将使科幻文学进入流行文化的范畴,科幻将是卡通、动漫、小说、电影、游戏、城市创意等多种文化形式的一个元素.在这样的视野下,梁启超式思维和鲁迅式思维都将全面退化,科幻文学作家和作品中持续多年的强烈责任心、文以载道的精神都将消失.这一阐释已经在诸多后起的作家的作品中获得了检验,在他们充满想象力的创作中,科幻文学脱离了科学和历史责任的重压,将成为获得心灵全面自由的想象的飞船,也将成为新世纪中新一代青少年不可缺少的精神补助品.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中国文化中仍然存在着众多与当代社会无法协调的成分,如果采用科学方法观察社会、观察人生的视野仍然没有被建立起来,那么至少有很大一部分科幻文学就仍然(也必须)要继续在梁启超或鲁迅所创立的双极空间中运行.不但如此,恰恰由于科幻文学所传递的那种通过想象和科学视角超越现实、超越传统文化的力量,使它将在未来的时代中成为最能传达知识分子心态、最能抒发知识分子感受、最为具有文化革新能力的文学形式.换言之,被梁启超和鲁迅等主流文学家赋予了神圣地位的文类,在多年受到文学或政治霸权的压制之后,其中的一些将再度返身回归主流文学的行列之中.

【注释】

①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原载《新民丛报》(十四号),1902年.收入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58―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版.

②少年中国之少年:《〈十五小豪杰〉译后语》,原载《新民丛报》(第二号),1902年.收入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版.

③周树人:《〈月界旅行〉辨言》,原载《月界旅行》,日本进化社1903年版.收入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版.

④郑文光:《往往走在科学发明的前面――谈谈科学幻想小说》,见科学普及出版社编《怎样编写自然科学通俗作品》,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年版.

⑤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