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文学”的可能

1953年,竹内好曾就赵树理的作品写过一篇文章：《新颖的赵树理文学》.在这篇文章里,他引用了一位名叫冈本的学生对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的评述.

在冈本的评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她最初接触《李家庄的变迁》时的“惊讶”和“新鲜”感.她提出,《李家庄的变迁》是“过去的小说中不可能见到的”；并且,她还提到了其中“人物和背景的统一问题”,她分析说,这问题乃是“新文学的本质问题”.

她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赵树理的文学跟她接触过的日本或外国文学不一样,并非“以个人的个性为中心”.她很激动地写道：“他们通过抛弃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而获得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并在那世界中得到了自由的自己.没有得到自己安身的环境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他们可以在无限广阔的空间游弋.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悠然自得地生活在与自己息息相通的世界之中.上述情况,是只有作为集团(民族、国民)的典型而完成时,才能达到的境界.因此,小常和铁锁在完成典型的同时,就融入背景中去了.不言而喻,这时的所谓文学作品的背景就是社会(集体)了.”竹内好指出,冈本完全抓住了赵树理文学的核心；而竹内好本人,则一直给予赵树理文学非常高的评价,这后面有背景.

铃木将久在《竹内好“国民文学论”与中国人民文学的问题》里指出：“更重要的是1950年代初期高度评价赵树理的作品,同时倡导了日本国民文学.”竹内好对赵树理的评价和国民文学论之间显然存在相当密切的关联.据铃木将久介绍,194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竹内好开始讨论国民文学问题.他很激烈地批判日本普罗文学缺少负有责任感的政治意识,而且没有拯救民族的意识；也批判日本文学的“近代主义”――由于日本文学只有“近代主义”,所以没有能适当地处理民族问题；由于过去的负面的历史,他要拯救日本的民族意识.对他而言,1950年代的国民文学问题不只是“文学”的问题,它更是日本独立的问题.他重视赵树理或“人民文学”对民族意识的保留,他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当成日本国民文学的榜样.

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里,我特别关注的,是竹内好提到的以冈本为代表的当时的“青年”和“文学”的情况.“最近,现代中国文学一般说来是受欢迎了.我想读者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是青年吧.但我认为,大概并不是所谓的文学青年.现在所谓文学青年,很多是投机分子,他们不能成为创造未来文学的力量.基于求生的而读文学作品的读者,在当今是不能成为文学青年的.否则,进行探究求索的真正读者好像就产生在他们之中了.”

从上面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竹内好对所谓“文学青年”的失望,这表明竹内好所想要的“文学”和当时的“文学”的面貌不同.中国文学的读者是“青年”,但不是所谓的“文学青年”.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看中国文学呢竹内好接着说：“我所接触的学生们,由于不满现状,总是想追求某种带根本性的东西.因此,他们想接近中国文学.固然,也有学生从开始就想专攻中国文学.但是,与其那样说,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在学习西欧文学、日本文学时感到不满足,于是就不断摸索,最后终于找到了中国文学这个方向.这样的学生数量居多.他们素质好,而且很热情.这种学生的数目正在与日俱增.他们中间有不少优秀的学生.冈本氏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日本的1950年代,乃是人们研究或介绍赵树理最热烈的时期之一：到现在能查到的不少关于赵树理的文章,大部分是当时写下来的；不只是赵树理,人们关于“新中国”的研究,在当时都是最活泼的一个时期――当时,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数量相当多,人们对中国的期待与兴奋由此可见一斑.釜屋修在其著作《赵树理研究与小野忍》相似度检测绍了日本赵树理研究的情况.釜屋修认为,二战之后的中国研究有两个很有特色的观点,第一是祝福中国革命的胜利、确信此胜利在世界史上的意义――这跟日本将来的政治展望密切相关；第二是反思军国主义与侵略战争,在讨论日本再生的问题时,将中国与亚洲的历史和文化当做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反思日本过去的中国观――竹内好也抱持这样的观点.而且很有趣的是,关于赵树理的研究并非发表在学术杂志上,相反,很多文章都发表在一般的“文艺杂志”上.就是说,一般的“文艺杂志”也很瞩目中国或世界的文学的情况,一般的读者也能看到关于赵树理的文章.由此看来,当时很多老百姓可能比较关注中国的情况；日本的青年也可能比较关注中国的革命.换句话说,当时的“青年”还相信革命有改善社会状况的力量,而日本在当时也还比较活跃,所以对他们而言,新中国是让他们相当兴奋而期待的存在.

我们还是回到竹内好.在评价赵树理时,竹内好还说,以冈本为代表的青年的“问题是跟中国文学寻求的一样”,就是“整体中个人自由问题”.按照竹内好的说法,他们的思路的核心与赵树理文学的非常相近.冈本这样解释自己的“羡慕”：“我在读《李家庄的变迁》的时候,不禁对小常、铁锁这些人物产生了羡慕之情.他们生活在一种悠然自得、自我解放的境界之中.我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达到这个境地.我是多么憎恨自己的小市民习性啊！因为过于习惯‘自我修身养性’,其结果对于我说来,很难恢复与别人感情上的联系.个人的事件同社会的事件,对于我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其实,是当时的日本社会,使这两者不得不对立起来.”冈本这里头说到的就是“个人”与“整体”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当时是很难建立一个“整体”的时代.

日本当时刚刚经过二战,国内情况还不稳定,而且跟美国有很强的依附关系,二战之前的日本民族意识已经完全被否定掉,我估计当时的人一直会自问“日本”是什么,他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意识,换句话说他们失去了“整体”.当时日本有一个重新建立“文学”的潮流,很多人在关心“文学”该怎么办.竹内好在别的文章里面也提到“国民文学”,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反应.二战以前的文学无法面对战争；二战之后,很多“文学家”搁笔了.这也许是竹内好对日本文学、对“所谓的文学青年”感到绝望的一个理由吧.

冈本不是很传统的“文学青年”,他要寻找的,乃是“整体中个人自由的问题”.我觉得当时的“青年”处于一个想要找到“整体”、却又看不清“整体”在哪里的时代,所以他们很羡慕赵树理文学里面的“整体”感,这是一个很大的理想,他们在赵树理文学里看到了这个理想.

也就是说,当时的“青年”是为了寻找理想,所以才看“中国文学”的.他们还相信“文学”的力量,就说明那是一个“文学”对社会还会有力量的时代.

现在我们换个时代来看赵树理文学.

现在的“青年”怎么看赵树理文学呢我认识的一位大学教授,在讲解现当代中国文学时,以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为题材.情况是,中文系本科生对《小二黑结婚》的感受让他很意外；大部分学生对作品有好评.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在学生的感受跟冈本的一样：“很新鲜”、“没看过的小说的类型”.但是他们的新鲜感大概起因于赵树理文学所具有的“连环画”性质,也就是竹内好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里分析过的其小说的结构特点：“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重叠交错.每个场面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有意义地向前发展和变化的.即随着情节的展开,场面本身也在开展.”这表明,较之冈本对文本里登场人物的共鸣,现在的学生是完全站在文本的外面来看作品的.

从1950年代到今天,日本社会也经历过了很多事情,有巨大的变化.经过在美国身旁的冷战、1970年代“安保运动”、社会党的解体等事件之后,“革命”和“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价值观在日本社会已很难建立,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东西已经过时.日本年轻人对社会(或者可以说某种“整体”)的关注、批判在1970年代达到(当时有很多学生运动),以后年轻人对政治或社会越来越没有兴趣了――比如,现在参加选举的人就非常少.对我个人来说,冈本对赵树理文学的感受很有隔世之感.冈本很羡慕铁锁、小常,因为他们融入到了“整体”里；而现在的“青年”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整体”了,有可能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无法从“整体”里感觉到共同的“价值观”的时代.

现在“文学”的情况也跟1950年代完全不同.现在日本文学里面,“纯文学”和“大众文学”已经没有差别了,可以说我们在像消费“大众文化”一样消费“纯文学”.对年轻人来说,看漫画、动画、小说(纯文学也好,大众小说也好)、电影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至少表明看以上的东西的时候,人们没有明确的统一的“价值观”.每个人的理想不同,就很难讲有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文学提到的都是个人的情况、个人的内心、个人的生活,这里面几乎没有“整体”.现在的学生也提到赵树理文学跟现在的很“内心化”的小说比起来,故事情节更清楚、很有新鲜感.但是,有可能他们的新鲜感起因于赵树理文学所具有的“整体”性,也即竹内好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里说的赵树理的核心――“整体中个人自由问题”；其实冈本也提到“个人的事件同社会的事件,对于我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就是说当时个人与社会之间也已经是对立的了,但是现在的“个人化”跟当时比起来,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有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知不觉地跟冈本一样寻找“整体”而感到“新鲜”,有可能他们的反应表现了现在日本的“个人化”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