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雄文学思潮的兴起与演变

新英雄文学思潮是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文学思潮,是伴随着当代文学的开始而兴起的,而且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创作实绩也最丰厚.然而,这一当代文学中的重要现象,至今少有人总结和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与当代文学开端同时兴起的新英雄文学思潮也因此是独特的.这一文学潮流的模式形成以后,就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自身也就有了惯性和动力.新时期前期就较明显地表现为这种现象,新英雄文学理论潮流衰落后,文学创作的潮流仍在继续.新英雄文学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１９４２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希望根据地作家写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说的“新的人物”,就是把人民作为创造历史的英雄来塑造.因此,他在１９４４年观看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信称赞他们把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来表现,几个月后他看了丁玲和欧阳山写的两篇边区合作社的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后,又写信表示祝贺.

明确提出创造“新的英雄人物”的口号,是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东北解放区的东北文代会上,随后《东北文艺》展开了“如何创作正面人物”的讨论,讨论中最值得重视的观点是,“要把‘英雄人物’与‘正面人物’区分开来”,“正面人物,不一定个个都写成十全十美的突出的英雄”,而英雄人物则“应该写成是十全十美的”.１９４９年７月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把表现“新的人物”作为“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同于过去一切文艺的特点”,并将“新的人物”解释为“各种英雄模范人物”.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３日起,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于９月由上海海燕出版社出版；１０月,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这两部长篇小说的问世,标志着新英雄文学的开端.仅从小说的题目上我们可以看到都标有“英雄”二字,甚至《新儿女英雄传》就是“新英雄”.虽然这两部小说中的英雄塑造得还较粗糙、不够理想,但一个文学上“新英雄崇拜”的时始了.

“新英雄主义”这一概念是由担任中南军区长的陈荒煤提出的.他自１９５１年４月起连续发表几篇文章,呼吁“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认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主要的在于这部作品是否真实地表现了革命的新人的典型”.陈荒煤主张的“新英雄主义”,就是大大发扬革命的浪漫主义,描绘人可能以及应该发展的样子,夸大英雄人物身上优秀的东西,选择没有缺点的英雄来写.

１９５２年《文艺报》展开了“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参加讨论的作家批评家对能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和英雄人物从落后到转变的问题,意见分岐.有人认为,英雄人物本身就是完整的新人,可以说是没有缺点的人,不能写他的内心生活,更不能写他的私生活.有人认为,要写出英雄人物“在困难面前有一刹那的动摇”.多数人认为,写英雄人物要真实可信,符合生活逻辑.英雄人物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写了缺点也不一定就损害和歪曲了他们.要在矛盾斗争中写英雄人物显示其性格的发展,并且要写出英雄人物的“这一个”.关于英雄人物“从落后到转变”的问题,多数人认为,文艺作品应该表现反映事物发展趋向的从落后到转变,而且生活中也确实有一部分英雄人物经历了这一转变过程,但如果把英雄人物一律写成“从落后到转变”,就成为“公式主义”了.有人认为,写英雄人物的“从落后到转变”,是“小资产阶级公式主义”,表现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打垮了它就摧毁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盘踞的重要阵地.

１９５３年９月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恩来指出：“首先歌颂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并且“应该把人物写得理想一点”.周扬说：“文艺创作的最崇高的任务,恰恰是要表现完全新型的人物”,“决不可把在作品中表现反面人物和表现正面人物两者放在同等的地位.”就写英雄人物的缺点问题说：“我们的作家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我们的现实主义者必须同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邵荃麟说创造英雄人物“不是等于客观主义地按照实际怎样就怎样写”,“因此在创造英雄人物的时候,有意识地舍弃实际英雄人物身上某一些非本质的缺点,是完全允许和必要的.”他们的这些主张显然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要求文学写本质及其发展趋向和规律；实际上,周扬本人就是《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翻译者,他在１９３３年就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真实性中包含有浪漫主义的理想.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运动中,周扬在６月１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正式传达了的指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所谓“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其实质并不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各占一半的“结合”,也不是将浪漫主义融入现实主义中,真正的重心在于强调浪漫主义,强调理想,强调无限扩张的主观愿望.周扬说：“没有高度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就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风格”,“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就会容易流于鼠目寸光的自然主义”.《文艺报》１９５８年第１９期的社论指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要求真实地反映不断革命的现实发展,并且充分表现出崇高壮美的共产主义理想；要求文艺创作者创作出最真实的同时又是具有最高理想的文艺,忠于现实而又比现实更高的文艺.”当时“两结合”的代表性作品,就是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浮夸风和伪浪漫主义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膨胀到了极致,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老人赛黄忠,少年赛罗成,妇女赛过穆桂英”.在理论方面,则提出英雄最本质的特征只有一个,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提出“要创造出完全合乎标准的员的英雄形象”.在对“写普通人”的批判中,独尊英雄的理论倾向进一步加强.在１９６０年７月第三次文代会上,周扬对“写普通人”、“写小人物”提出批评：“他们热衷于写缺乏意志的人和他们的身边琐事,看不见或不愿意表现今天的英雄人物和伟大斗争,或者把资产阶级卑鄙空虚的心灵硬装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人身上去.”

当代文学开始后几年,在新英雄文学的理论指导下,创作上显示出了实绩.新英雄首先来自革命战争中工农出身的战斗英雄.较早是１９５４年的《铁道游击队》（知侠）,生动地刻画了刘洪、王强等游击队英雄群像,《保卫延安》（杜鹏程）塑造了周大勇、李诚、王老虎等英雄群像.１９５７和１９５８年是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丰收的年份：《林海雪原》（曲波）中的少剑波、杨子荣等英雄在奇特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斗争中被塑造得生动可爱；《红旗谱》（梁斌）塑造了三代不同性质的英雄,侠义英雄的祖辈朱老巩、走上革命的农民英雄朱老忠、革命新人的江涛和运涛；《红日》（吴强）描写了从军长到连长、班长的系列英雄群像；以及《青春之歌》（杨沫）、《苦菜花》（冯德英）、《战斗的青春》（雪克）、《烈火金刚》（刘流）、《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敌后武工队》（冯志）.这里具有新的意义的是《青春之歌》,小说虽然也是“革命历史”题材,但主人公林道静却不是工农出身的战斗英雄,而是在革命道路上逐渐成长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给革命战争题材中的新英雄人物形象增添了新的类型.因而引起了较大规模的批评和争论也是必然的.中、短篇小说《黎明的河边》（峻青）、《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党费》（王愿坚）等也成功地塑造了新英雄形象,而《在和平的日子里》中的阎兴即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又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同样为新英雄人物形象增添了新类型.１９５９年,《创业史》（柳青）在《延河》上开始连载,值得重视的是梁生宝这一形象,又一类型的新英雄人物出现：他不再是革命战争中的战斗英雄,而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民,他之所以成为新英雄,是由于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定走指引的农村合作化道路.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三家巷》、《苦斗》出版,小说中主要英雄人物周炳的塑造也引起了讨论.

由此可见,新英雄人物,首先是工农出身战斗英雄,这是英雄人物的主流,也是绝大多数小说中全力塑造的.从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走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领导干部,是又一类型的英雄,但也是第一类的变种或衍生物.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逐渐成长为革命斗争中的英雄,虽然同是革命队伍中的英雄,但由于阶级出身不同,应属不同的类型,这是阶级论决定的.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主要是革命历史和农村合作化道路两大类题材.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就是与阶级敌人和落后农民做斗争,坚定走合作化的道路.从性质上来看,这也是一种革命.

经过了三年的困难时期和文艺界的“左”倾,１９６１年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事实上,对于如何塑造英雄人物,文艺界高级领导层中也有不同的看法.回顾起来,１９５３年４月陈企霞提出,把写新英雄人物作为创作方向是不对的,容易使人误解为作品中不能写反面人物,也会造成公式化、概念化；“写英雄人物能否写缺点”问题的提法也是不对的,容易把“品质”、“缺点”抽象化、固定化,造成公式主义又一来源.１９５３年第二次文代会闭幕后,冯雪峰在《文艺报》第２４号上发表《英雄和群众及其它》一文,提出英雄是群众的一分子,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性格和品质,都是在群众的斗争中所产生,或者是群众新的性格和品质的萌芽,或者是群众新的性格和品质的集中,都应该是带群众性的,那种认为只有把先进英雄人物从群众中孤立起来才能成为高出于群众的典型人物的看法,是违背真实而把人物“理想化”,是反现实主义的.１９５６年下半年,随着“双百”方针的贯彻,文学创作有了新的突破,文艺理论也同样活跃,展开了关于写英雄人物的讨论,很多文章反对人物形象塑造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然而,繁荣和活跃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到１９５７年下半年的“反”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急剧转折并严重向“左”倾.这些理论文章都被打成了“毒草”并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而陈企霞、冯雪峰都被打成分子而被清洗出文坛.

在１９６１年６月和１９６２年２月,周恩来先后对文艺工作做了两次讲话,从理论上分析并批评了文艺创作中自“大跃进”以来“左”的倾向.周恩来指出,“不一定每个戏都搞英雄人物.各种人物都可以写”,关于“可不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问题,周恩来说：“有人提‘高标准’的英雄人物,怎么会有那样的英雄人物?”“说一切都好,世界上没有这种人.不承认英雄有缺点,这是不合乎思想,不合乎辩证法的.”“英雄人物不犯错误,是新的教条.”

也是在文艺政策调整期间,１９６２年３月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说：“１９５４年还是１９５５年,周扬同志他们在那儿讨论这个问题,问英雄人物写不写缺点?讲了：‘恩格斯有个意见,说我们写英雄人物要抓住他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是好的,细节问题就可以忽略,可以不必写.’”至此,延续十年的讨论因有了权威性的结论就自然结束了.当然,这个权威是政治的权威,在当时也被认为是文学理论的权威.

在文艺政策调整期间,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多次召开了各种重要会议,总结近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倾向和错误.１９６２年８月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主张在写好英雄人物的同时,也要重视写好中间状态的人物.他说：“强调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型,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

然而也就是在同时,１９６２年８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党的基本路线,紧接着在９月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强调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于是政治急剧“左”倾,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绝对化.这一状况表现在文学艺术界,是以前纠正过的“左”的错误卷土重来,并迅速恶化,更加严重.

邵荃麟的观点被称为“中间人物论”于１９６４年遭到了严厉批判,说是一个“反人民的概念”,邵荃麟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提出了一套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主张,用来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最主要、最中心的任务――创造英雄人物的任务相抗衡”.同时发表一篇概述《十五年来资产阶级是怎样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总结了从１９４９年《文汇报》开展“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以来十五年间关于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的历次讨论,认为这些都是“同表现工农兵的任务相对抗”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理论”.就在这一年,在“京剧现代戏调演”期间说,“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１９６５年召开了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会后《文艺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用思想武装起来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提出关于写英雄人物的理论：“看不到英雄怎么办?看不到,多向著作去请教,按照教导选苗苗；看不到,问群众、问领导,群众眼睛亮,领导站得高；看不到,勤把自己思想来改造,要和英雄人物走一道.”在创作方面,由于１９５７年以后的形势,长时间在“左”的状态下,仅有１９６１年文艺政策调整时期短暂宽松,涌现出一批短小的散文,而需要长时间写作的长篇小说,则显示出绝对化的趋向.１９６１年《红岩》（罗广斌、杨益言）问世,小说塑造了地下工作者的英雄群像,英雄人物的性格过于清晰、简化.１９６４年的《艳阳天》（浩然）,作品中的人物都有鲜明的阶级标签化.而１９６５年的《欧阳海之歌》（金敬迈）,英雄人物塑造的绝对化达到了高峰,没有缺点也没有个性.

１９６６年２月,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议纪要经三次修改,于４月作为文件下发.尽管建国以来文艺界领导人在推行和贯彻新英雄文学不遗余力,但《纪要》首先彻底否定了建国以后文艺界的工作,提出十五年来对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文艺界的负责人周扬、邵荃麟、陈荒煤等人都因此被投入监狱,周扬等人被８年零７个月,而邵荃麟则在被几年之后病死于狱中.

《纪要》明确提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为了完成根本任务,使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高、大、全”,１９６８年于会泳根据“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归纳出“三突出”原则：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并有一套复杂的创作模式.八个样板戏中的英雄都是缺乏生活感的人物,没有个性,没有完整的家庭,让观众感到是神而不是人.在中,浩然创作描写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长篇《金光大道》,用“三突出”的原则塑造高大光辉的英雄形象,主人公干脆取名叫“高大泉”,为“高、大、全”的谐音,于１９７２年出版.

“三突出”的创作方法毫无疑问是荒谬的,但追溯起源,却正是新英雄文学发展的极端发展形态.我们可以简略地看到这样一条发展线索：１９４８年即提出“要把‘英雄人物’与‘正面人物’区分开来”,英雄人物应该写成是十全十美的.１９５１年陈荒煤的“新英雄主义”提出大大发扬革命的浪漫主义,描绘人可能以及应该发展的样子,夸大英雄人物身上优秀的东西,选择没有缺点的英雄来写.周扬说：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我们的现实主义者必须同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１９５８年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造方法,作为文学创作的原则.１９６２年传达写英雄人物要抓住他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是好的,细节问题就可以忽略,可以不必写.１９６６年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实际上把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确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结束后,社会上积压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不满情绪,在文学创作中爆发出来,形成空前巨大的文学潮流.但实际上所谓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提法,过于笼统,不能完全概括当时的文学作品,新英雄文学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份量和很大的比例,尤其在“改革文学”中更加显著.因此在新时期前期,从创作模式来看新英雄文学仍为主流,是新英雄文学的一个新阶段.新时期的新英雄文学,比以前有较大的开拓和创新,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突破了过去的公式化、概念化、绝对化的模式,人物比过去丰满、真实,也有了较鲜明的个性,英雄人物的类型也更加丰富多样.

首先是对革命领袖形象的塑造.在十七年文学中,除了李伯钊在《长征》中塑造的形象,其他的革命领袖是忌讳或禁止在文学作品中作为艺术形象被塑造的.新时期首先打破了这种禁忌,直接塑造了周恩来、陈毅、贺龙、彭德怀、朱德等革命领袖的艺术形象.作品体裁主要是戏剧剧本,在新时期前两年仅大型剧目就有五十部之多；也有小说及其他体裁的作品.

其次,是把老干部放在建国后尤其是期间政治斗争的典型环境中塑造,成为新型的英雄人物.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将军吟》（莫应丰）、《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等.这一类新英雄形象在新时期前期的文学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其特点是继承了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阎兴的形象,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在和平年代的政治斗争中仍然是英雄.这种继承可能是不自觉的,可以看到作家在对英雄的认识及英雄人物塑造中,认为英雄出自革命战争,英雄需要经过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是英雄塑造中的“战争崇拜”.

第三种类型的新英雄人物,原是普通的人物,他们没有过革命战争的经历,但在新的政治斗争（主要是与“”斗争）中成为英雄.这类作品数量少,出现的时间也很短.

将知识分子作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并塑造为英雄人物,是新时期文学开创的新领域.《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开端,但这篇小说又是新英雄文学潮流中的一环.作者在主观上却是把班主任张俊石作为“救救孩子”的英雄人物着力塑造的,尽管并不成功,也是开了将知识分子作为英雄塑造的先河.《人到中年》（谌容）成功地塑造的中年眼科医生陆文婷的美好形象,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梁晓声塑造的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显示出作者浓重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

“改革文学”中的主人公又是一类新时期文学中的新英雄形象.“改革文学”中绝大多数作品同时又是新英雄文学,主人公都是叱吒风云、大刀阔斧的改革领导人,不少作品中的改革家既有人情味又有“铁腕”,还是无所不能的全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非常浓重.值得注意的是,改革者都是一定级别的老干部,其模式仍然是从战争年代走到和平建设时期的英雄.如《开拓者》（蒋子龙）、《三千万》（柯云路）、《龙种》（张贤亮）、《祸起萧墙》（水运宪）、《沉重的翅膀》（张洁）等,《新星》（柯云路）塑造了年轻的改革家,虽然他本人没有战争年代的革命经历,有意味的是,他却有这种血统.他在北京的父亲是高级领导干部,他的改革有他父亲的老部下省委书记的支持.这些人物身份如此设计的原因,可能是作家在潜意识中,为了取得并强调英雄的合法性和改革的合法性.

新军人也是新时期文学中新英雄形象中的一个类型,塑造的主要是战士和下级军官的形象.这些新军人的形象和十七年文学中革命战争时期军人的形象不同,不再是只知打仗的单一性格,既是战斗中的英雄,也有着和普通人同样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新时期文学理论界的热烈讨论中,基本上没有涉及新英雄文学的理论,也许是在批判了“三突出”后人们就不再考虑这一问题.既没有文学理论上的提倡,更没有文学政策的要求和文学制度的强制,新英雄文学却在新时期开始的同时,自然地复兴了.其原因与新英雄文学最初的缘起当然不同.首先是文学大潮的兴起是多年来不正常的社会政治对人们迫害和压抑的控诉和宣泄,因此,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多是政治性问题.在文学观念方面,作家对于题材的选择仍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重大题材,如写革命领袖、写与“”的斗争、写改革、写战争和军人.这类题材本身就有创造出英雄人物的要求和基础.而且虽然批判了“根本任务论”,但仍然认为文学作品中需要塑造英雄人物.在政治观念和兴趣上,很多作家仍表现为英雄崇拜,认为战争出英雄.同时,重要的是文学传统的继承,这个文学传统一是欧洲１９世纪的现实主义,一是俄国和苏联文学,一是十七年文学,包括理论方面的现实主义典型化理论,“写本质”理论,叙事文学中人物塑造的模式.新时期文学大潮兴起的同时,并没有新的文学模式产生,因此,新英雄文学的模式仍占据着主导地位,支配着作家创作.文学继承与作家的年龄和文学经历有关,作家基本上是四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年纪大的有一十年代前期出生的.这一作家群无论是在创作实力上,还是在文学观念上,都在当时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因而在新时期文学的前期形成了新英雄文学的潮流,并取得了实绩.新时期的新英雄文学很多都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及全国优秀剧本奖等奖项,这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重要性和主导性.

新英雄文学到１９８５年基本终结.从新英雄文学历届获奖情况来看,短篇小说从１９７８年的第一届到１９８２年的第五届,中篇小说从１９８０年的第一届到１９８４年的第三届,均呈现为阶梯状逐渐减少的趋势,１９８５年退潮.

新时期社会的变化和文学观念的变化,是新英雄文学终结的原因.社会问题的多样化,作家兴趣的多样化,导致文学题材多样化.题材问题又是和人物问题紧密相关的,英雄人物都是在重大题材中被塑造成的.重大题材的逐渐退潮,是导致新英雄文学终结的原因之一.从作家群体来看,一部分新时期早期活跃的作家逐渐进入了创作的积累期或休眠期,但同时５０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作家进入了创作高峰,他们很少有人在十七年及中受到文学训练,受到欧洲现实主义和俄苏联文学的传统影响也较小,既缺乏相关的理论,对新英雄文学的叙述和塑造模式也不熟悉.另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的变革使得理想主义精神在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和人生观等领域低迷,新英雄文学的精神基础也因此显得不足以支撑.１９８７年被命名为“新写实”的写小人物生活琐事的文学潮流兴起,既是对新英雄文学的反叛,也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变迁的标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