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也是一种马拉松

料峭三月,春和景明,在湘南城郊一处度检测山庄的会议室里,肖建国同当地的文学朋友及在校大学生进行了一场文学交流活动,下面是他们在交流中的部分对话内容.

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文学的?

肖：要说喜欢文学那就早了,大概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有了这种意识.我从小对图书非常痴迷,只要是有故事、有情节的文字,总是看得津津有味.那是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图书本来就不丰富,我生活的嘉禾县城又是个相对比较闭塞的地方,能借到、看到的图书是很有限的.我们看的,大多是连环画,到了读初中以后,才看原作.我们那里称“字书”.那些书主要是两类：一是当代文学,如《林海雪原》《红日》《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野菜花》《迎春花》《平原作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二是古典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七侠五义》《隋唐演义》《说岳金传》《三言二拍》《杨家将演义》等等.我们那一帮同学常常在一起念味道,比谁记得往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名字和绰号,比谁能数得出天下第一条好汉李元霸之后,第二、第三、第四都是谁,各使什么武器,想象自己在那个年代会使什么兵器,其乐陶陶.

小时候零零星星也写过一点书.我同我妹妹在课余时间都要找点零工做,捐点钱贴补家用.我们搓过草绳,推过煤炭,锤过石子.有时做零工的收入稍微多一点,母亲就会给我一点零花钱.零花钱我从来不舍得用,都是积起来,有一定的数量后就跑到新华书店去写书.我写过《优秀作文选》,也写过一本赵树理的《三里湾》,父亲还给我写过一本《中国民间故事选》,很厚.让我爱不释手,欢喜了好久.

认真想要学习文学创作是进工厂当工人以后.我1968年10月下放农村,一年后就招工进了长沙卷烟厂.下放在农村的时候,想要有机会招工进厂,进了厂以后,又不安分当个工人了,想要能有别的出路.那个年代能当个国营工厂的工人,是很神气的.我们一起一进厂的就大部分都很高兴,很安心.但我不满足,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做点别的事情.我那是也就十岁,知识很贫乏,但还是大概知道做文学的人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道“观千剑而后识器”,一定要多读书.要读文学作品,要读名著.但那是的书店几乎没有这类书,写是没有地方写的,主要的途径就是靠借.二我一个外地人到了长沙,人生地不熟,虽然知道民间有很多藏书,但要借来一读却很不容易.我真是想尽了办法借书.那时候烟厂的职工每个月有三条次烟的指标.次烟和正品烟的质量没有区别,不同的只不过烟用的反包装,价钱都要便宜三分之一.我把次烟指标给别人,条件是借书给我看.每次借到书,都宝贝得不得了,读一遍不过瘾,反复读,有的还整篇抄下来.我抄过《聊斋》的很多片段,抄过唐诗,抄下了整本的《宋词选》.有次借到一本《古今格言大全》,也全部抄了下来.厚厚一大本,全是古文.一边抄一边默读.既学了语言,又学了做人,让我明白了很多事理.一些好的小说、散文,也都抄.契诃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小说,散文.杨朔、刘白羽、秦牧的散文,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作家王汶石、茹志娟、李准的小说,工人作家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的小说,我都抄了不少.后来,还抄过县志.我还把《柳庄神相》整体抄下来了.抄了厚厚的十几本笔记本.

问：你创作第一篇小说是什么时候?

肖：是在1971年年底吧.那时读了一些书,有了点基础后,就有了创作的冲动.第一篇小说的篇名叫《师傅》,写的是老工人带徒弟的故事.故事很简单,文字也很幼稚、立意就完全是概念化的东西.但在当时还有一点可取之处是,它是从生活中来的.我从年底动笔,断断续续到第二年年初还没有写完.这时候就快过年了,厂里放了检测,工人们都回家了,整个宿舍区就剩下我一个人,非常安静、冷清.我决定那年不回家过年了,留在厂里把小说写完.大年三十的下午,我生了一炉火提到宿舍了,关起门,给我的小说结尾.那天长沙下了很大的雪,天气奇冷.我把火炉子夹在腿下,专心致志地写.直到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才发现有一股焦糊味.低头一看,原来是火炉子把棉裤烤焦了.那火炉子是自己做的,只有一个铁皮筒,没有炉膛,一个下午,炭火把铁皮筒都烧红了,然后又慢慢暗下去.天冷,我把两条腿夹住火炉子,棉裤就烤焦了.我起身开开门,走到宿舍外面,正如《水浒》描写的,外面大雪纷纷扬扬下得正紧.站在雪地里,空虚无人,我很兴奋,也很寂落,突然想起千里之外的父母亲,转身回到宿舍,背起黄挎包,就赶到火车站.我很幸运地写到了一张到郴州的慢车票.那天因为是大年三十晚上,火车上人很少,一节车厢只有不到十个人,火车上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免费的晚饭.那餐饭吃得好香.

我把第一篇小说投给了长沙市的《长沙文艺》.那时是“”时期,文学刊物非常稀少,我所知道的是省里还有一家《工农兵文艺》,分属省、市的群众艺术院所管,另外也听说《湘江文艺》（前身是《湖南文学》）正在复刊,市面上还没有看到刊物.

万万没有想到,《长沙文艺》很快给我回了信,信中约我去面谈一次,信尾还落了编辑的名字.编辑名叫杨里昂.我请厂办秘书邵云庆陪着去了市工人文化宫.杨里昂老师同我交谈了大约半个小时.平生第一次见到编辑我很紧张、拘谨,基本上是他问,我答.它叫我回去把稿子再改一遍.我照做了.稿子不久就在《长沙文艺》1972年第二期发表了.

问：从此你就走上了创作的道路,一发不可收?

肖：不可能.一个人的道路怎么可能那么顺?发表第一篇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人生的经历才刚刚开始.我后来才明白,丰富的阅历是支撑一个作家的骨架子.但当时并不明白,埋头猛写,一连几篇都遭遇了退稿.

但就在送稿、退稿的过程中,我结识了《长沙文艺》的主编郭味农先生,结识了编辑部的莫应丰、杨里昂、李慕贤、寇丹等老师,后来都成为了朋友.又参加了几次市里举办的工农兵创作学习班,得以结识了一些工人作者朋友.创作学习班没有老师讲课,主要是写稿、改稿.那时候大家都好发狠啊,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三个人、四个人一间房,一个人占住了房间里写作,另外的人就要到餐厅、走廊,甚至路灯底下去写.常常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写.编辑们也住在一起,稿子一写出来,他们马上就看,就提意见.郭味农先生那时年纪已经很大了（我们都尊他“郭老”）,郭老眼睛高度重视,看稿子是都是把鼻尖贴住稿纸两边移动.但他每篇稿子都看,看了就一定谈修改意见.他的那种认真负责态度,对我们业余工作者呵护有加的真诚,至今想起都十分感动.一篇稿子,编辑看了,作者之间也互相看,互相提意见,然后再改.一篇稿子往往要改几稿,甚至十几稿. 一年后,我的第二篇小说《斗蛇计》发在了该刊1973年第七期上.稿子是在市里的创作学习班上写的,在郭老和杨里昂老师的指导下,改了八遍.小说发表后,有改编成连环画,后来又选进了中学语文教材上.这让我对创作重拾信心.

不久,郭老调任《湘江文艺》主编.他又把我们这批青年作者引荐给了《湘江文艺》的编辑老师.我在长沙市八一路省文联院子《湘江文艺》的编辑部二楼的小说组,见到了刘云老师、潘吉光老师、肖为老师、李慕贤老师、李启贤老师、厉化南老师.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小说组,与他们共事了八年,成为很好的朋友.

那是几位极有亲和力,又极具正义感的老师.省里的写小说的作者,到了长沙都会去看看他们.那时还没有公款请客一说,他们都是把作者叫到家里去吃饭.在一起,无话不说.

借了《湘江文艺》这个强大的气场,我的文学朋友的圈子更大了.我们这些朋友,大多年龄相近,意气相投,也有很多朋友长我七八岁,或者十几岁,他们给了我很多支持、动力和启发,使我在文学创作的这条路上一直走下来.

这一走下来,竟是四十多年了.

问：据说您中间曾经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写作,是什么原因?

肖：准确说,只是中断了一段时间的小说创作.从1991年到2008年,前后有十七年时间.

原因很简单,工作太忙.这段时间,我先后在两家出版社担任社长,还先后兼过两家杂志的主编,后来还兼了党委书记,工作之忙碌,是可想而知的.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去上班.在办公室差不多没有停歇的时候.文艺出版社的工作,劳心又劳力,总让人疲惫不堪,没有安宁的时候.我是一个对创作时的环境,心态,身体状况都比较讲究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就很难坐写下来写作了.但后来我自己警觉了起来,我必须让自己时刻明白,写作,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我自己的喜好.我有好几次发现,只要有一段时间不写作,在要拿起笔来想写点什么的时候,竟变得十分困难,完全没有了语感.有时一连一些常用的字、词都记不起来.我担心日子久了,终会废除“武功”.于是久不久地,我就要挤出时间来,写点什么.无法构思小说,就写些短东西,随笔、散文、书评、人物速写.我不在乎写什么,目的在于保持对事物的敏感,保持文字的语感和灵气.我本无心插柳,但十几年时间里,竟也出版了四本散文集,写了近百万字.

问：在这四十多年中,你一直从事业余创作么?

肖：基本上是吧.这四十多年,我一直在上班打一份工,只能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中间只有过半年时间搞专业创作.那是1988年下半年,我从北大作家班毕业回来,（湖南）省作协就安排我搞专业创作.那是我这辈子最好、最自在的一段时光.一个人拿着工资可以专心地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事情,那真是天下最美好的事情.那半年是过得最舒坦的半年,可惜好景不长,那年底省作协和文联分家,独立建制,组织上又要我去搞行政工作.我是个守规矩、听安排、随遇而安的人,知道一个人再强强不过命,争也是没有用的,只能俯首听命.

总的我是很感激湖南省文联和作协的.他们给我去中国作协文讲所第七期读了两年书,又给我去北大作家班读了两年.四年时间里,除了听课,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读书写作,实际上也是专业作家的待遇了.

问：你从1991年到出版社工作后就中断了小说创作,时隔十七年后重出江湖,连续发表了九个中篇和两个短篇,你自己觉得在文学观念、表现于手法等方面有什么变化?

肖：应该是会有些变化的.在十几年的日子里,经历了很多事情,见识了很多人,对世道人心有了较深的了解,也坚持读点书,没有停止过思索,审读过大量的原创类稿件,判断力和鉴别力都有提高,这些对提高和改进创作都是有作用的.

还有,经将近二十年的煎熬、碰撞、融合,以及冷眼旁观,心态也平和了好多,更多了宽容,少了很多火气,滤掉了很多杂质,淡却了很多欲念,下笔时很从容,很淡定,每个字都有种沉甸甸的感觉.

这十几年,每年我都要回一两趟老家,每次回去,都要在县城的老街上慢慢地走着转圈.县城已经销蚀掉了几百年岁月,街巷都已经很老旧幽深,两旁的深宅大屋无不苍黑沉重,它们见证了多少人事更迭,里头埋藏着多少人生事迹.可是它们只是沉默着,寂寂无言.有的房子已经颓败了,也许不久就要拆毁,但很快在旧址上又会砌起新屋,人们照旧在那里生活.多少代人,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他们的生活,当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悲欢离合,但都坚韧地承受着,照常生活下来了.我想我的创作,就是应该表现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表现他们的生存状态.

问：你在中断了十七年以后,为什么突然又作起小说来,是有什么内在的动因和外部的原因?

肖：内在的动因和外部的原因都是有的吧!但主要还是内在的动因.1991年调出版社工作之前,我刚从北大作家班毕业不久,那之前则做了两年挂职副县长,分管政法和乡镇企业,做的是实职,半点不虚.所以那几年创作的劲头很足,写了一部长篇、十几个中短篇,接下去还有一些东西想写,可是却让一纸调令戛然中断了.虽然没办法写小说了,内心里躁动却一直是很强烈的.2008年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短火》,其实在1998年就有了构思,而且写出了开头,却还是因为工作和心情的缘故,没有能够继续写下去,把它完成.一搁十年.到2008年夏末的一个早上醒来,我突然觉悟到再不能如此稀松垮肆地生活下去了,于是发了一下狠,把稿纸从书柜里翻找出来,收拾心情,重操旧业,又写起来了.那时候每天照旧要上班,依然是忙乱,依然是纠结,依然是心累,白天、晚上都无法安静.我只好把写作的时间安排在了早上.我每天一早五点钟就起来了,冲个凉,然后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点上一支烟（我就是从那时开始了抽烟）,开始写作,一坐两三个钟头.到了八点钟,才起身去上班.久不写作,笔头显得生涩,思路常常受到阻隔.有时能写几百上千个字,有时一个字也呕不出.天天如此.即使在出差途中,或是偶尔睡得很晚,也没有间断过.我用了小半年时间,才把小说写完,小说有五万多字.毕竟很长时间没有写小说了,小说的成色到底怎么样?心里没有底.我把稿子给了《花城》的同事,请他们先看看,特别申明不是投稿,只是请他们提提意见.《花城》的同事很给面子,一天就把稿子看完了,然后说了两点想法：一、老肖当了十几年社长,真是浪费呀；二、稿子扣下来了,留在《花城》发表.我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次修改,就在2009年第二期作为头条发了出来.小说后来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