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与文学现代性的反思

时下,草根文化已然构成人们文化言说的热点话题,从“郭德纲现象”到“超级女声”,从“芙蓉姐姐”到“馒头事件”的“恶搞”,从网络查重复率到“博客”文学等草根式的欢场文化全面占据着从电影、电视到舞台,从网络到纸质传媒等不同的文化空间.草根文化的迅速走红,既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解读当下中国文化的范本,同时还引发我们一种必要的反思：何以精英文化日渐暮气沉沉,而草根文化却如英雄凯旋?草根的凯旋给予精英文化怎样的启示?我们可否通过对历史的某种清理,获取对草根和精英文化新的解读?尽管现在我们对何谓草根仍然是语焉不详,但上述问题,已然构成我们必须面对甚至说迫切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原因即在当代精英文化所遭遇到的普遍性危机.如果抛开概念本身不谈,单就草根文化所体现出的精神向度来看,我认为最基本的因素,就体现在它的自然状态、独立性与自由精神.就其积极性而言,草根文化是根植于生命内部勃发的某种道德情状与意志,充满着自由、、平等、创造、愉悦、等精神气质.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尽管我们很难对“草根”作出准确定位,但大致而言,我认为“草根”释义的重要意义并不在区别它与民间、大众化、底层等现有概念的内涵差异（实际上作为交叉使用的概念很难界定清楚）,而在于“草根”这个命名本身,赋予它的外延以某种新的供我们重新理解的精神质素.

历史地看,草根文化或者说草根文化精神虽然并非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但无疑以中国最具重要性.这是因为,虽然西方现代社会大众文化相当发达,但大众文化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一种西方现代文化形态的特指,而草根文化除具有文化形态涵义外,更与古老的中国社会分层和等级制度密切相关.西方社会,自古至今知识分子都是职业化的阶层,身处民间社会,故而根本没有草根与“精英”的分野；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并非作为特定的职业化的社会阶层而是作为官僚预备队存在的,他们的身份认同感中,以社会分层结构来划定族群归属的意识特别明显,故而底层民众被归入到草根阶层就势所必然.钱穆把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政治性的上层文学”和“社会性的下层文学”,① 把民间创作归入“社会性的下层文学”,道理就在这里.就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而言,草根与“精英”的对流、交互影响是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常态现象,“精英”对草根的不断“发现”与“重读”,构成中国文学史最有趣的现象之一.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草根总是以不同的面目反复浮现在“精英”的视野中.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可以说就是“精英”对草根的不断阐释与符号化的历史.有鉴于此,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历史总体性出发,以草根文学作为基本视角,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工程作出反思,无疑是对前述疑问的一种有效回答.

一、“大众化”：两种话语的符码错位

毫无疑问,文学大众化或民间化是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持久主题,从五四文学革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文学大众化就一直是现代文学追求的目标.借重自由、平等、等西方现代价值理念,陈独秀、周作人、胡适、茅盾等相继提出“国民文学”和“平民文学”等口号,强调文学应吸取民间文学资源,文学应该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同情他们的遭际,以区别于传统的“贵族文学”,并希望立足于“普遍”、“真挚”的“平民文学”能够“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一个适当的地位”.② 除理论倡导外,周作人、刘半农、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还通过提倡搜集民间歌谣、倡导民俗文化,研究通俗文学等来实践他们的主张.尽管五四先贤所提倡的“国民文学”、“平民文学”与草根文学有着明显不同,但是文学大众化的立意,事实上就全然包含着五四文化精英对草根的认同.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五四精英们对民间乃至草根的认同,基于何种文化心理?通常的文学史解释,都把这个问题归结到启蒙主义路线当中,归结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鲁迅的“立人”思想.胡适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解释,那就是“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民间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③ 但多数时候,我们都认为胡适是在为新文学运动辩护,夸大了民间白话文学的历史功绩.胡适分析的有效性如何暂且不论,五四乃至整个新文学不断地试图把民间草根状态的文学纳入到新文学体系中,当然有启蒙社会工程把民众对象化,和后来左翼文学把民众视为革命的历史动力学考虑的因素,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就在于民间草根文学天然拥有启蒙和革命各自认同的精神质素.诚如前文所说,草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力文化,崇尚自由,天然地保持着与平等的热烈追求,但同时存在着严重的非理性因素和生命意志冲动.五四文学革命,陈独秀们对自由、、平等的价值呼唤,正是内在地包含在草根文学之中的.而革命文学对草根的认同,从文学知识分子层面看,是延续着启蒙式的化大众以激发革命热情,但从草根角度言,当然与文化（文学）内部强悍的生命意志、非理性的道德冲动与革命气质的不谋而合密切相关.

虽然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胜利,取代文言文确立了文学言说方式的大众性,但整个现代文学史文学的大众化进程却步履维艰,几起几落.表面上看,是因为大众化在启蒙和革命的链条上,都不过是某种历史的工具理性,尽管文学知识分子着力甚多,但因其并未构成坚决的思想目标,故而总是被外在社会形势所中断.但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在于草根文学和知识分子文化相比,有着更强大的历史和更独立的话语体系.和“草民”的历史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何其短暂?遑论现代知识分子文化?中国的草根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其相对独立的固有价值体系和精神气质.现代时期历次文学大众化运动,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并没有考虑到他们是在以有限去改造无限,以短暂的甚至是相当不成熟的知识分子文化改造根深蒂固的草根文化；他们看重并试图要借用的是草根文化（文学）内部生长着的自由、、平等精神乃至非理性与生命意志冲动,但他们恰恰忽视的就是草根文化强大的、难以为外界左右的自由生命力；他们自以为是地把草根的沉默视为认同,结果注定以失败而告终.鲁迅母亲对张恨水作品的迷恋与热爱,赵树理父亲对鲁迅《阿Q正传》所表现出来的茫然,似乎都不难看到知识分子文化失败的宿命和草根文学不战而胜的骄人背影.

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大众化运动的失败,根源就在他们没有充分了解民间草根文学的基本特性,然后仓促上阵.他们所掌握的“思想武器”,很难和民间草根思想实行对接和相互求证,屡次大众化,完全是知识分子的单边行动.他们的失败,并非知识分子自身的失败,同时还是他们所借用的“思想武器”的失败.“五四”启蒙虽然在“人的文学”的口号之下也出现过“平民文学”的倡议,但是这种提法更多是出于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对平等、的西方价值理念的追求,而并非真正注意到文学的民间活力对于现代文学的建构作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大众化论争和讨论虽然热闹,也在创作中进行了有效尝试,但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语境及其隐含的政治功用,便会看出这仍然不是文学大众化的自觉时代.文艺大众化是被作为整个无产阶级文学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的,而之所以这一时期对于文艺和大众的关系有了迥异于启蒙时代的认识,关键在于革命作家认识到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大众化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④.很显然,文艺大众化成为革命精英知识分子团结革命力量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最终的目的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

大众化是文学现代性的内在品格和要求,文学的大众化不是借文学向大众灌输启蒙思想,也不是借助文学来团结革命群众.它需要精英知识层的主张和实践,它更需要大众的自觉意识和主动参与,它排斥任何意识形态的弹压,也拒绝各种形式的训导,它应是彻底平等的、现实的、自在自为的.而近些年涌起的“草根文化”正以其自觉的底层关怀,扎根民间的生存状态,平等自由的精神气质,朴素简单的审美趣味,自由通俗的表现方式而备受大众青睐.如果用“民间性”来概括“草根文化”的平民化、大众化特征的话,很显然,文学的大众化的前提和实现正有赖于“草根文化”这种生气盎然的民间性.当然,消费时代的“草根文化”也有其非理性、盲目性和粗鄙性的一面,它的“民间性”也可能成为藏污纳垢的隐蔽所,此一前提下的文学大众化,既有损文学的尊严,也是对大众精神生活的误导.对比启蒙和革命时代的文学大众化实践可以看出,“草根文化”时代有着实现文学大众化的客观条件.首先是文学挣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文学大众化不再依靠政治运动自上而下的推动,而是根据文学自身的要求平静地开展.也许它不再能制造社会轰动,却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获得持久的成功.其次是社会的进步超越了鲁迅所说的“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而是步入大众创造文艺,平等地参与文化建设的时代.市场条件下,民间与,大众和精英在文学生产和传播上,前者显示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这无疑极大刺激了大众参与文学创造的热情.再次,自在自为的民间生存状态是文学大众化的坚实土壤,任何来自的代言冲动都不能替代民间的声音.民间活力的大众文学的源泉,也是文学大众化的重要保障.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的“草根性”才可能有利于我们的文学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原创性：“草根”文学的启示

原创性是文学的生命和价值所在,是文学最基本的道德.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是扎根在自己文化的土壤里,都是对民族固有生活的美学展示.而每个民族独特的生命经验和生活体悟都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必然要求文学要具有原创性.西方社会的叙事文学特别发达,在他们的文学传统中,创新一直是文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每篇小说和戏剧都追求故事和人物的别出心裁,一部西方文学史,的确可看作西方人追求卓越的创新的历史.从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情况看,原创性曾经是中国古典文学留给我们的丰厚传统,从远古神话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在这条绵延不绝的文学长河中,涌现出许多空前绝后的文学大师,也诞生过令后世追慕不已却始终无法企及的无数经典作品.但是总结文学史现象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创新都出现在民间草根阶层,从文体上讲,诗歌、词、小说、诸宫调、戏曲都是最早诞生在民间草根阶层当中的,然后逐渐被文人所接纳和认同,逐渐被经典化,从而构成文学史的主流进入到现在的文学史叙述之中.即便是从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文体――诗歌内部来看,《诗经》的四言、“古诗十九首”的五言、乃至后来的七言,都是由民间社会创造出来的.

以此返观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我们不免沮丧,二十世纪屡屡为我们称道的文学“现代化”工程,它的最大缺失,最为人诟病的地方恰在于其原创性的不足.这个致命的硬伤使得现当代文学备受冷落和讥评,也使得无数作家深陷于“创新的焦虑”.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大批相近的作品,却鲜见独具风格和才情的创作.特别是在当代文坛,这种情形更为严重.几乎每一个作家背后都站着一个外国同行,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作家充满自豪地在创作谈中公开自己的创作如何受到外国文学大师的影响,我们甚至听到很多这样的称谓：中国的川端康成,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福克纳,中国的博尔赫斯等等.可是,当我们沾沾自喜于已经和西方现代文学发展同步的时候,却更应该追问一下,什么样的文学才是我们自己的,才是具有永恒魅力的?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失落了中国文学的原创性?我们应该向民间草根文学学习什么?

中国民间社会的草根文学的原创动力,根柢就在其对源初生命经验的尊重和自由生长的生命意志.鲁迅把中国文学的源起,戏称为“杭育杭育”派,将明之人情小说名为“世情书”,意即在此.从《诗经》阶段开始,直至后来的小说、戏曲,中国民间草根文学其创新性最显明的表征,就是情感和意志的直率表达.中国古典文论系统中,历来有“言情”和“言志”之说,周作人在他的《中国新文学源流》一书中,据此把中国文学史表述为“言情”与“言志”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的历史,道理也在这里.不事雕饰,追求自然,以情纪文,描摹世事,天然情志盎然别趣,为诗为文则别开生面.这似乎印证了文学本体论方面的某个基本命题,即真与美的关系问题,草根文学以真为生命,而不问美学高深命题,然真中自然有美,此乃大美无言之境.现代中国作家,因家国天下之故,每每焦虑难平,意念和思想油然而生,所以多半不是以真性情为文,而是以思想为文,故失其真,继而失其美.加之中国作为后发性的“现代”国家,中国作家明显对西方文学有一种难言的倾慕,追随西方文学意味着文学的“世界化”和“现代化”,所以西方文学经验在二十世纪构成中国作家临摹的范本.

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尽管是一种“被动性”的发生,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却必须根植于本民族传统内部.这是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给中国文学的启示,也是世界范围内一切杰出原创性文学的根本经验.而当前正在勃兴的“草根文化”同样也值得萎靡不振的当代文学在对照中反思自身颓败的原因.“草根文化”以其最为朴素亲民的原生形态而获得强劲的生命力,并因此显示了它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这是因为“草根文化”之“根”不在别处,就在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厚壤.追溯起来,中国文学的最早形式――原始歌谣本就来自民间,是地道的草根文学.《吴越春秋》中记载的《弹歌》,虽仅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字,却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一幅古代狩猎图,其简洁高妙的叙事技巧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魅力.正是这些来自于生活第一现场的新鲜画面和积聚了民族最高智慧的文化传统成为后世作家创作的不竭源泉,并带给他们无穷的创造灵感.今天,当整个精英文化处于委顿和低迷状态的时候,“草根文化”却活力四射、风行无阻.“草根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无限生机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代文学创新的生机是否正蕴藏在浑朴厚重的民族文化传统中?中国文学该如何从民族传统文化内部寻求现代性的民间资源?从而使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既能与世界文学接轨,又始终保持不断更新的自我创生机制.历史证明,无论是社会现代性还是审美现代性的进程,如果绕过了本民族传统文明中宝贵的民间资源部分,仅以他种文明为蓝本的话,很容易就会迷失自己,并在各文明交汇的全球化时怎么发表生自我认同危机.原创才是自我确立的依据.当然,应当警惕的是,“草根文化”的原生态并不能够等同于文学的原创性.原生态是一种静止呈现,原创性强调的却是不断创新.同时,“草根文化”的原生态有可能是精华与糟粕共处,因此在接受之时必须对其进行理性取舍；而文学的原创性则拒绝平庸和重复,它不仅求新,更寻求不断地超越.尽管有这样的分殊,但勿庸置疑的是,在“草根文化”的原生态里却包含个性化、多样化的因子,而这正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艺术创新的源泉和基础.

但是回到现代文学看,文学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紧张的对峙状态,一方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甚至偏激到“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一方却仍然顽强而隐性的影响着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二者虽未产生明显的“断裂”,但“反传统”的一方却明显占据绝对优势,这一潮流所及,严重影响了作家的文学视野和文学接受,使他们很自然地就表现出了偏离本土文学传统的倾向.大多数作家把目光转向了欧美,或近邻日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则是转向苏俄）.再加上很多作家都有的留学经历,出于现实的需要,同时也由于对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同步的误解,他们很方便地就把对方国家的文学作为现代性的模版加以学习和借鉴.在鲁迅、郁达夫、郭沫若那一代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功底的作家身上,这样的借鉴并不减弱他们的文学创造才能,但对于弑杀了“传统之父”,而又唯“西方父亲”马首是瞻的当代作家来说,情形就大为不同.在“本根剥丧”之后,他们就只剩下“神气彷徨”了.这就是文学一味追寻他者而丧失自身原创性的代价.

三、经典化：“草根”的命运与可能

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基本经验是,最具原创性的文学总是诞生在民间草根阶层,但其最终的出路,无疑都难逃经典化的命运.从孔子“删诗”开始,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格局就是如此.问题在于：经典化是否是“草根”的必然命运?“草根”可否不依赖知识分子文化和其它主流文化的改造,而具备自足的“经典”的可能?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有相当强的时代性.至少就古代而言,因为民间草根阶层作为被压抑的社会阶层,丧失了它的基本话语权,缺乏传播和对自身文化保护的基本能力,故而草根文化被“经典化”势成必然.况且,草根文学和经典文学并非天然敌对,作为文学存在的两种不同样态,两者在审美精神层面具备不少可通约性.中国文学史上,大量的古代文学经典皆来自于民间草根阶层的创造,它们至今仍然保持着朴野的活力,在世界文学经典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席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草根文学”从不凌空蹈虚,始终秉持着扎根现实的品格；它也从不自我设限,而是向大地和天空尽情敞开.现实、普世、通俗是“草根文学”的重要特点,经典文学建构的一个基本要素也在于它的普遍性,在于它“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⑤ 不是通俗的也难以成为普遍的,对于经典的构成来说,通俗性和普遍性其实是一体两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因为草根文学来自民间,带有原始的、自然的野性思维,其粗糙和不成熟之处在所难免.它正如鲁迅笔下所描写的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它在吸收充足的大地营养的同时,也可能携带了毒素和糟粕；它可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般生生不息,也可能迅速腐朽.因此,“经典化”某种意义上起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美学功效,同时还可以促进草根艺术的保存和流传.

可是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来看,我们屡屡提倡的大众化、民间化,其实不过是借“草根”的酒杯浇知识分子自己心中的块垒.骄傲的世纪初文学知识分子,其实根本没想到以“草根”为师,也无意于真正的去发现和发掘草根文学,更遑论将其经典化.建国后,历史的风云宛转,祖国山河一片红,也无所谓草根和精英.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化一元化的解体,“草根”文学在八十年代后半段萌生,至今天已成星火燎原.但回望十年代之交,文化界对经典的“雅化”、“纯化”和“精英化”乐此不疲,和对“草根文学”通俗性、平民性、大众性的大肆挞伐与贬斥,甚至侮蔑其为“庸俗”、“粗鄙”,这毋宁说是精英文化又一次借助意识形态赋予的权力发挥了它对“草根文化”的棒杀.

一方是精英文化圈将草根拒绝于经典门外,另一方,“草根文化”圈则掀起了解构和戏说经典的热潮.演艺界有“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的横空出世,胡戈对陈凯歌电影的无情嘲弄等等,文学创作中则出现了大量对古代文学经典的戏仿之作,以及对红色经典的无厘头改编.而且这些作品一问世便赢得大众的无比青睐,被大众奉为草根时代的经典.草根文化（学）在契合大众趣味的前提下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效应,对经典的解构之风随即成泛滥之势,而且它也同时加重了大众对既有经典的质疑.有一种看法认为“以历史的名义进行经典解构或否定,不过是造势的危言耸听,是精英群体面对大众趣味权力化的现实所进行的媚俗式的价值退让”⑥,并由此提醒我们注意大众文学趣味的权力化.显然论者的激愤出于他的精英立场,但在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中,文化权力的轮回演替却的确是我们应该十分警醒的新问题.

这里我并非想纠缠于所谓的精英与草根的文化权力问题,而是想说明,人类的文明史上,所谓的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都不过是即时的概念,两者绝非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关系,而是总处在交互对流和相互转化过程中.中国不像西方社会,有专门的宗教给人类制定意义分配价值,在中国,这种价值分配和制定者的角色,历来都是由知识分子承担,故而西方社会的世俗与信仰之争,中国社会往往演化为雅文化与俗文化之争.但是,时过境迁,若说传统社会草根阶层失去话语权和言说空间,因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的话,那么,今天,随着大众传媒的崛起,大众和“草根”已经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文化的前台,成为自己的意义主宰者和制定者.“想唱就唱”――这并非是一句简单的充满诱惑的宣传语,而是真切的“草根”价值和自由意志的宣言.在这个传媒十分发达的时代,部分草根文化可能在完成其短暂使命后转瞬即逝,很快为其它新的文化所取代,但是,草根文化的独立性、自足性,已远远超过传统社会；“草根”已经具备了从创作到传播到接受的自足的体系,并不断通过传媒制造出自己的“经典”和文化英雄.这个时候,我们如何面对当下的草根文化,已经作为一个新课题摆在我们面前.一味的死守“精英”与“草根”这样的分门别类,似乎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试图把“草根”们“经典化”,却未必出力就能讨好――毕竟“草根”已经有自己的“经典”标准和“经典化”途径.“草根”可否在历史的层面被经典化,如何经典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难题.

注 释

①参阅钱穆：《中国文学史概观》,见作者著：《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②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年第5期.

③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胡适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

④林伯修：《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⑤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⑥高楠：《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