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春文学困境与“一体化”生产模式突围

一、“青春”的烦恼

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明确的文学类别,诞生于20世纪的中国青春文学是一种文学样态的宽泛性描述.在百年中国文学史的每一个具体时段划分中,青春文学都呈现出了当下的时代氛围,从内涵上看往往侧重描述青年主人公在社会变迁中的成长和挣扎,抒发鲜明的情感和个性特征,倾向于呈现个人叙事和反抗.也就是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青春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考察时代主题和审美需求最直接的渠道,在艺术手法上往往也展现出超前性和引导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影视及网络媒介的兴起,文学作品的被关注度开始下滑,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也逐渐减弱.曾经站在时代风口浪尖上的青春文学也转向更侧重个人体验的情感表达,尤其是高考制度逐渐完善以来,青年人的生活整体上趋于同质化,从社会退回到狭窄的校园和家庭.而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新世纪以来消费文化的全面包围又为当代青春文学加注了多元化、市场化的元素.

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当代青春文学遭遇了市场份额不断扩大、阅读群体不断增多、而作品水准却并不高的尴尬局面.准确地说,当代青春文学的定位一直比较模糊.从整体上看,“80后写作”的命名为当代青春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青春、时尚、新潮的成分,指向具体的一代人；而青春文学自身又包含着代际更新的要求,因此呈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青春常态.具体来说,“80后写作”主要指成名于“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宋静茹、周嘉宁、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为代表的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青年写作者,在写作上倚重个人话语的表达,语言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极富感染力,具有强烈的唯美色彩；二是极具辛辣的讽刺性,富有强烈的颠覆味道”（《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80后写作”举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Vol.05）.前者如郭敬明的《爱与痛的边缘》、张悦然的《樱桃之远》等,后者如韩寒的《三重门》、刘嘉俊的《高三史记》等.“80后写作”以展现校园、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更强调由公共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变的一个新的写作代际的表达,它强调作者年龄所处时段的特殊性；而青春文学则“是指以青少年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文学,它的作者既可以是青少年作家（如韩寒、郭敬明）,亦可以是中年作家（如饶雪漫、石康）”（《中国青春文学十年———以“先锋与常态”模式阐释》,《南方文坛》,2011,Vol.05）,强调接受主体的定位使其更关注市场.

当代青春文学贴合市场的审美趣味塑造了一系列明星作家,读者眼中的青春文学作家往往拥有不同于传统作家的个性和气质.想要在青春文学图书市场上站稳脚跟,作家们借助自己的人气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写而优则办杂志”的策略,如郭敬明的《最小说》系列杂志,张悦然的《鲤》系列杂志书,江南的《九州志》,韩寒的《独唱团》（已停刊,2012年电子杂志《一个/One》上线）,饶雪漫的《17SEVENTEEN》,南派三叔的《超好看》,安妮宝贝的《大方》（已停刊）等.这一系列青春文学杂志内容不尽相同,锁定的读者群也各不相同,整体来看又都有一个共同点———杂志的风格以主编的个人气质为基础,主编的个人风格和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杂志的走向,而主编的读者群也是杂志最初的读者群.这种强调个人风格的青春文学杂志和以呈现大写的“文学”形态为主导的纯文学期刊相比,有了明显的区别.风格鲜明的青春文学期刊通常要遵循如下“行规”：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尤其重视摄影、影视元素；推介的小说、电影、作家、导演往往以海外、港台为主,以贴合当下文艺青年的阅读品位和偏重轻阅读的阅读习惯；启用新一手,一方面营造有别于传统纯文学的阅读趣味,一方面又结合主编的个人气质塑造杂志自身独特的文艺情调.这使得文学杂志和文化杂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这些青春文学杂志（书）一方面在图书市场上卖得风生水起,另一方面却被认为离“文学”的距离越来越远,其中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就是杂志在内容上显得资讯过多散而不专.如《最小说》,小说之外有大量的新书广告、作者的专栏随笔以及配合新书宣传的个人专访；《鲤》要推介与当期主题相符的小说、电影或音乐,以供读者形成互文阅读；《大方》创刊号刊登了占一半篇幅的村上春树长访谈.这些资讯有的关于文学,有的则属于泛艺术的范畴,与纯文学期刊对文学纯度的专注相比,让人感觉不够“专业”.

在“2008—2009年度中国出版机构暨文学刊物十强”的评选中,2007年1月才正式出版的《最小说》以6835票高居榜首,超出第二名《读者》一大截,而《收获》《人民文学》等老牌杂志都排在5名之后,一时间“郭敬明打败巴金”成了话题.作为青春文学领军刊物的《最小说》从未进入主流文学视域,在刊物性质上往往被划归流行消费类,然而一本全部刊登由青少年创作的小说、散文的杂志,达到每月30-70万册的高发行量却又不得不让人反思.在2011年末公布的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上,郭敬明终于凭借245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首度荣登榜首,而位列三甲的郭敬明、南派三叔、郑渊洁也再次证明了青少年依然是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最主要的阅读者.

光鲜亮丽的青春文学杂志显得格调不高,而高雅的纯文学期刊又门可罗雀,二者日益扩大的间距指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学界认可的纯文学日渐远离青少年的视野,而被青少年广泛阅读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不会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那么这当中是否存在一种断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展现出与以往文学经验不同的新观念、新手法的“断裂”往往伴随着新写作代际的形成,不同代际对意识形态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整体性经验和个体性解读.在裂变的当下,断裂往往被认为是对既定文学话语的“僭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最终被追认为了文学整体架构内部的探索和创新.

当初“80后写作”以叛逆的姿态初登文坛之时也曾呈现出一种“先锋”的姿态,批评高考制度,逃离家庭的压制,以个人的体验描写老师眼中的“我们”、父母眼中的“我们”以及我自己眼中的“我们”三者之间的撕扯与较量.与其说是先锋,不如说是新鲜更为贴切,这里的“先锋”并不重视文体、语言等形式上的探索,而更注重情节和内容,对于首先作为社会现象而引发关注的“80后写作”而言,他们的写作更像是家长们渴望已久的青春期生活大揭秘.于是充满爆点的“80后写作”迅速打开了当代青春文学的市场,市场又将曾经属于“80后写作”中的独特青春体验塑造成了一种不断更新的青春常态,文学曾经承载的意识形态内涵在这里锐减.那么眼前与市场关系密切的当代青春文学和主流文学之间的鸿沟以及应对鸿沟的方式,是最终有可能被追认为文学内部的自我调整呢,还是归结为一种来自外力的“矫正”呢? 以“郭敬明”为例,最初他作为一种现象,引人关注的是加注其身的“文学场”和“经济场”之间的矛盾张力,一边是频繁跻身作家富豪排行榜,另一边是作品不断遭到批评,尤以《小时代》《爵迹》系列为代表.但二者之间的反差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探讨,因为这不过再一次印证了布尔迪厄关于文学场“自主原则”的颠倒法则：艺术家只有失去经济地位才能获得象征领域的名望,如果在经济上富足丰盛,那么这种富足就变相“剥夺”了“象征资本”.但又正是这一点让人颇为费解,为什么早就从作品的文本价值里看到了郭敬明的江郎才尽,但却迟迟等不到他的偃旗息鼓,看到的反而是其在图书市场上的越战越勇呢?郭敬明的“最世文化”（“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最世文化”）正为当代青春文学的“名过其实”困境提供了一个含义丰富的注脚.

二、“一体化”突围

当代青春文学在生产机制上与传统文学大不相同,呈现出一种有针对性的紧缩,其基本特征是用市场凝聚原本松散的环节,以资本回馈度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就传统模式的文学生产机制而言,诞生一个作家,一般需要文学期刊作为平台将其推出,再融入作协以寻求被“规范”和“指导”,经由专业批评以最终加冕,各环节之间结构松散、周期较长.而当代青春文学形塑的新写作流程则极大地缩短了文学产品的制作周期和作者的培养周期,市场以资本为导向使流通更快速更有效.就在纯文学期刊日渐式微,周旋于或靠政府支持或靠企业赞助的困境,年轻的青春文学期刊甫一出生就以市场为导向走出了一条新路,尽管其作为“文学”的身份还有待审查.

而在这些青春文学期刊中,又以郭敬明创办的《最小说》最为特别.郭敬明出任董事长的“最世文化”,其前身是成立于2006年6月的“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ASTOR）,2010年7月更名后,更强调ZUI的文化含义,推出ZUI系列刊物和图书,以期“践行文学与人才双赢的理念,逐步实现文艺与商业的结合,形成个性鲜明的企业文化”,追求“最先锋的创意,最新锐的理念,最顶级的阅读享受,最优质的作家,最富进取的团队”（《最小说五周年铂金纪念特典》,长江文艺出版社）.“最世文化”在实践中将青春文学生产机制的各个环节进一步紧缩,整体上呈现为集生产机构、生产者、评介体系于一身的“一体化”生产模式.

当评论界还把目光停留在郭敬明身上,批评他的作品主题庸俗、文辞浮夸、结构混乱、才华尽失的时候,他手中的笔已经悄然置换成了招徕读者的旗帜,建立起一条以《最小说》为平台和母体的青春文学产业链.以2009年为分界点,2006年创刊至2008年的摸索期,无赠刊,签约作者少,其间对杂志结构不断调整.2009年调整开本大小之后进入成长期,经过2009、2010、2011三年的发展逐渐成熟.2009年1月推出的赠刊《最漫画》于2010年10月独立成刊.随着签约查重复率不断增加,整体写作水平的提高,2010年底同时推出两本新刊———《文艺风赏》（笛安主编）、《文艺风象》（落落主编）.2012年1月又将《最小说》中偏重青春校园的内容独立出来,推出专门针对中学生读者的《放课后》（AfterSchool）,由此推动《最小说》瘦身,试图向严肃文学靠拢.一方面,刊物之间相互勾连,每一种期刊既代表自己,也代表着“ZUI”文化的不同面向；另一方面,期刊群作为一个群像,在青春文学的读者当中也形成一种整体效应,相互之间可以形成“ZUI”文化内部的互文阅读.从《最小说》期刊群的逐渐形成可以看出,《最小说》自身的高发行量并不是其最终目的.以高发行量、多读者群为平台,一方面使《最小说》从一本杂志成长为一个吸引、培养年轻作者的平台,另一方面,以《最小说》为基地的多样化期刊群的形成,又使其成为了一个具有产出新杂志能力的成长性母体：《最小说》担负着“最世文化”生产机构的功能和意义.

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影响力逐渐衰退的时候,2008年5月郭敬明以《最小说》为平台,举办了第一届“THENEXT·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以下简称TN）,在全国文学创作类比赛中首次以“海选”“晋级”“决赛”的方式进行.TN对传统一、二、三等奖设置的放弃正是深刻地意识到了传统奖项符号意义的空壳化,TN的认可是一步到位地成为“作家”甚至“明星”.抛出许多小众“明星”以培养各自的粉丝圈（每个晋级选手都有自己的后援会）,根据读者审美取向日益差异化的特点在内容、包装、营销等方面精心策划,通过“分众”以最终达到“聚众”的目的.TN首先把赛场变成了秀场,让选手在“最世文化”的青春文学场域里同时收获物质资本和象征资本.而更为重要的是,比赛的每一个环节都与市场和资本相勾连.TN1共有60237人参赛,收到稿件154572篇（TN比赛的数据来自《最小说》杂志进行的跟踪报道）.2010年1月TN2启动,到9月截稿为止累计参加人数28万人次（由于可一人多稿,所以无法计算实际参与人数）,收到稿件289614篇.报名表来自《最小说》杂志或“最世文化”的单行本图书,每张报名表对应一个序列号,不可复印.也就是说,所有投稿的报名表就意味着价值不菲的码洋.TN2采用的读者短信方式,总计产生了数十万张选票,每张短信选票的信息费是人民币1元.同时,TN2截稿前,TN1获奖选手已出版长篇小说7本,共计约76万册.TN集赛场、秀场、卖场于一身,对传统写作比赛进行了大改造,凭借这个改造“最世文化”拥有了一条重要的作者生产线,通过比赛筛选出写作风格、发展方向适合公司未来发展预期的作者,将写作者纳入整个生产体系中.

由于当代青春文学作品题材较局限,作者生活经历较单一,整体水平并不高,因此对学界吸引力并不大.另一方面,正由于青春文学作品以描写青少年生活体验为主,与传统的文学审美价值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学界对于青春文学的理解程度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对“最世文化”而言亦不例外.为了走出这个困境,《最小说》尝试在其平台上建立自评价体系,同时以读者评价体系为辅助,从而形成包含生产者和受众的“最世文化”评价体系.《最小说》于2007年11月设立“千元大奖”栏目,获奖作品为当期刊登的文章中最受编辑好评的,附以100字左右的点评.一方面鼓励优秀作者,吸引新人投稿,另一方面也试图在《最小说》内部建立“最世文化”的自评价系统,形成作者之间有比较的竞争机制.2010年“千元大奖”的奖励机制调整为由“金赏（奖金1000元）、银赏（奖金500元）、铜赏（奖金200元）”组成的奖励制.以2009、2010、2011三年为例,共计57篇文章获得奖励.这57篇作品并不能完全代表《最小说》的写作水平和作品风格,但又的确透露出了“最世文化”所希望呈现给读者的价值观和评价体系.以优中选优的姿态在发表的作品中评奖,实际上担负着《最小说》对写作者们的引导———什么题材什么风格的作品才是“最小说”的小说.有意思的是,对这57篇文章进行简单归类便发现,在叙事时间和题材上指向一种脱离单纯以校园爱情为描写对象,深入家庭生活、个人内心体验的“成长”,与我们认为其只关注“中学生恋爱”的刻板印象恰好相反.这种夹在中间又渴望“成长”的姿态,正是其焦虑和困境所在. 青春文学形塑的新写作流程要求短、平、快,缩短作品制作周期和作者培养周期,使流通更快速有效.“最世文化”把文学的生产机构、生产者、评介机构三者集于一体———一边有《最小说》作为平台,一边有“文学之新”作为作者生产线,同时辅以自评价体系引导外部评价体系的评价机制———建立起了一个有体系、多层次的作者网,形成一条“培养—发表—出版—推广”的产业流程,最终形成一个集约化生产的“一体化”模式,在青春文学畅销书市场上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一方面回答了为什么“骂”不倒郭敬明,另一方面也使得“最世文化”从一种现象变成了透析当代青春文学生产机制变化的最好“标本”.

“最世文化”在“一体化”模式下形成的文学场域根本上以市场为诉求,形式上借鉴影视作品的生产模式,文学从本体的位置转化为了艺术的准则和产品制作标准.随着市场收益的不断提高,“一体化”模式正在成为“最世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从开卷网提供的数据来看,“最世文化”在青春文学图书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对郭敬明而言,他所看重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市场上的畅销书作者,能长期占据年轻读者阅读趣味的,始终是“最世文化”培养出来的作者.而对当代青春文学而言,其所看重的则是不管这个读者群体如何成长和变更,我永远都能吸引正当最好年华的那个你.

“一体化”是“最世文化”为当代青春文学发展给出的一种可能性,从作者到作品、从写作到出版全方位一体化,把文学的标准和诉求从本体变为对象,文学性成了文化产品的属性之一,尽管很重要,但已不再是旨归.当“一体化”模式在市场上突出重围,埋下重镇的时候,新的生产机制也正在塑造一种新的者,你是选择一个人摸爬滚打很多年,还是选择“最世文化”的全产业链一步到位?

“最世文化”感召着源源不断的文学爱好者,对他们而言,选择“最世文化”不仅仅是消费一种文学商品,也是在消费一种“文学理想”,所有的产品都是上好的教材,写回去好好学习,也许有一天也可以成为作者群中的一个,在“最世文化”的场域里分隔一席之地.“一体化”使曾经漫长而艰辛的写作之路“天堑变通途”,这通途扫尽障碍,得以容纳更多年轻的作者和读者.去掉深度,收编理想,在“最世文化”的平台上重新加工生产,再打包回售给新的观众,“一体化”正在塑造一种可操作的青春文学书写方式,在这里文学不再神秘和费解,不再有光晕,写作像广播体操一样被拆成各个分解动作,每一部分按部就班,在这里文学彻底“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