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坛纪要

时 间：2007年11月17日―18日

地 点：北京平安府宾馆会议室

主 办：人民文学杂志社 南方文坛杂志社

参加者：（作家）雷平阳、乔叶、金仁顺、田耳、李浩、葛水平、张宏杰、江非、哨兵、张悦然、鲁敏、李洱、叶舟、王棵、李东华,（批评家）谢有顺、郜元宝、邵燕君、张新颖、李少君、李静、何向阳,（主办方）韩作荣、李敬泽、张燕玲、程绍武、徐则臣.

论 题：在当下文化语境中,你认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问题和难度何在?

韩作荣（《人民文学》主编）：第六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开幕了.我们这个论坛已经持续六届,特别是自第二届起与《南方文坛》一起合办以来,论坛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所有的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和批评家都曾参加论坛.我们举办这个论坛的宗旨就是让青年作家和批评家聚在一起来讨论些真正的文学问题.此次我们把大家都聚到一起来,就是让大家放松、放开地聊,着重谈点文学本身的规律以及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等等问题,该坚持的坚持,该争论的争论.我想这对大家的写作和中国的文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当然,《人民文学》也有自己的想法,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和大家建立亲密的联系,希望各位在写出好作品时能先想到我们,让我们这个刊物能有足够的稿源,能代表当前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为开拓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作出点贡献.请大家和《人民文学》多多联系.

李敬泽（《人民文学》副主编）：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下,你认为创作与批评的问题和难度何在.围绕这个宽泛的主题,大家可以谈一些感兴趣的正在思考的创作与批评的问题.我们从事文学的人应该对诗抱有敬意,因此我们先请诗人来谈.

李少君（诗人、批评家）：我曾提出过“草根性”的概念.主要是因为有一次在从杭州到苏州的途中我发现每个镇甚至每个村都有很不错的诗人,这和我们印象中的诗歌状况很不一样.我想起孔夫子说的“礼失求诸野”.诗歌没有功利性,完全是诗人的内在需要、心灵的安慰.中国有一个“诗教”传统,我们不需要外在的东西.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儒家将《诗经》列为诸经之首,因此我常说：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诗歌在我们五千年文明中就是起到一种教育中国人自我超越升华的宗教作用.当代诗歌在一些我们不曾注意的边缘存在着,一些经商做生意的也在写诗,追求内心的满足.他们写得好不好倒不重要.史铁生有个说法很好：“文学不是拳击,而是一种跳高”,文学不是要打倒什么东西,而是要实现自我超越.

“草根性”跟底层生活也有关系,是一种向下的姿态.许多伟大的文学家杜甫、李后主、曹雪芹等如果没有后来的颠沛流离,不断与底层接触,就无法写出后来伟大的作品.我们的一些知青作家也是如此,当他们从农村回到正常的环境后,就获得了巨大的写作动力.这点韩少功《山南水北》给我的印象很深.里面的农民形象反映了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山南水北》的农民就是他的邻居朋友,他也看到他们的问题,但却是正常的农民形象,他把他们看作和他一样的、相对平等的对象.生活一直在实践,在创造.现在农民变得更为积极向上.我们的生活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我觉得有新的文学形象在前面.有些作家已经注意到这点,但是需要有更多的作家去发掘.

现在全国各地都充满地方骄傲感,这种地方骄傲感是怎么发生的?我承认现实生活有很多的阴暗、灰色、郁闷的事物,可是在江浙乡镇,我看到了更多的向上的肯定的积极的现象.中国人的自信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历史上的大时代也是文艺兴盛的时代,比如盛唐,文艺和社会发展有互相激荡的作用,有种向上的合力.现在中国到了一个关口,现在全社会产生的肯定、积极、向上的趋向,会产生一种新的感觉和体验,对作家而言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政治观.

雷平阳（诗人）：我自己一直在写云南,对与己无关的东西就是写不了.我在编辑工作中发现很多小说家写作时不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却大量地写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在作品中看不到他本人,从生活现场消失了.我从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上,却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骨头他们的血液.因此,我干脆就选择没有远方的写作,就从自己身上入手,不去追逐远方,而是对自己的家乡――云南的这片山川认真思考.尽可能走到他们中间,借他们的口说话――这是我最向往的写作方式.

我住过的一个寨子里,猎人打猎回来都要找他们的“寨父”――就是族中的巫师和长官.“寨父”就开口替他祈祷：“神啊!今天你让我捕获了一只小的麂子,请你让我明天能够捕获两只；神啊!今天你让我捕获了一只小的麂子,请你明天让我捕获一只大的!”这种祷告词一步到位的语言简单直接得出乎我们的意料,而这是被我们纷繁的生活所掩盖的.

在《新周刊》上我看到一则故事：有位美国老太太临终时,她的子孙问她还有什么遗愿.她说她说了一辈子的英语,已经说烦了,只想在死前和族人痛痛快快好好地说一通她们本族的语言.在云南有很多这样的事,很多少数民族已经汉化,他们说普通话都比本族语言更流畅,而那些哥啊妹啊的长歌已经无人会唱,被汉语压抑了.因此我认为写作有这样一种向度,那就是尽可能地为这片土地留住些记忆,并把自己放进这个叫做故乡的地方.

李浩（小说家）：小说的难度,对我而言是巨大的.在我的写作中,天天都要考虑写作的难度和突围,却仍然常常陷入,被困扰迷惑,我不知自己会突围走到哪里.

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摆脱被某些旧理念教育造成的概念化和矫饰化.林语堂说：“小说应当是我们被矫饰的生活的警告.”有很多概念化、矫饰化的脏东西要吐出去,再填充新的东西.第二是影响的焦虑.总感觉自己是在许多巨大的树的阴影下生长.个人性的体认,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第三是摆脱流行思想的难度.米兰昆德拉说：“不会发笑,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和媚俗,是小说写作的三大敌人.”摆脱流行思想影响对我而言仍是巨大的挑战.我相信小说艺术的产生的确是处在道德政治悬置的地方.第四是建立艺术感的难度.曹文轩老师曾说：“评价一部小说,第一是艺术,第二是艺术,第三还是艺术.”我不知自己会在什么地方获得突围,但我相信自己是在突围的途中,不敢有所懈怠.我的写作是倾向先锋性的,挺沉重的,但也有快乐.

李东华（批评家）：我是从事儿童文学的,当接到参加这个论坛的通知时,很意外、很胆怯,不知该不该来参加.我是听了女儿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才鼓起勇气来的.她问我：“妈妈,你认为一群漂亮的天鹅会不会接受一只丑小鸭呢?”我按常规说它们肯定接受不了.她说：“错了!不管丑小鸭多么丑陋多么难看,他们都会很欢迎他.”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丑小鸭和它们都不一样,很新鲜.”因此,论坛两个主办单位的包容很让我感动.

《南方文坛》今年第一期曾经做过一期儿童文学创作难度的专题讨论,影响很大.儿童文学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阅读群体,全国有3.67亿青少年儿童,所以儿童文学作品发行量一般都不错.儿童文学作家一方面因此比较自得,可是另一方面却常常都有自卑的情结.整个文学界对儿童文学是沉默的、漠视的.

相对阅读群体的庞大来说,我们儿童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群体还是很小的.“五四”那代的周作人、郑振铎、老舍、叶圣陶、沈从文等都曾经编写过儿童文学作品.我希望能够拉大家“下水”,促进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哨兵（诗人）：我认为当下诗歌写作真正的难度在于无效的经验太多了.

我们六七十年代后出生的诗人比起二三十年代和四五十年代的诗人,是有优势的.和二三十年代那拨作家比,我们不存在那种受压迫求解放的紧张感.我们小时候教科书说诗歌是投,成年后我们认为这是错的,起码从我个人看来,诗歌是不能成为投的,它应该是一种软,是一种弱,是一种小.和四五十年代的诗人比,我们也没有那种国家主人的虚妄的优越感.当然,这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强,而是他们走了我们该走的弯路.朦胧诗后的情况更有趣,随着西方现代思潮涌入,诗人们开始疯狂复制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而且稍微有知识的诗人都能把只属于西方人而不属于中国人的经验也大量复制粘贴.这种无效的经验大量繁殖,损害了传统意义上的诗性.

结合我个人写作经验,我一直摈弃那种只站自己生存的小地方,只看自己日常生活的写作方式.少君说的当下的“礼”在中心城市里没有,在边缘的乡镇里有.我不太赞同,其实“礼”这所谓情感道德范畴里的东西,亘古常有,只是随着物质化的扩大和深入,“礼”的内核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生活在小县城,离大都市看似远,但都市里有的又基本上都有；离乡村看似近,但是看到赶羊、赶牛、赶鸭子等,又觉得很新奇.这种县城生活是虚无的悬着的状态：上又不能往上走,下又不能往下落.因此我在诗歌写作中一直警惕着：要么就上去,要么就下来.可惜我没有能力上去,就只好扎扎实实下来,因此我很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人,比如下岗工人以及“红灯区”中那些为生活所迫的年轻女子.

在我个人写作中,我一直反复问自己：哪些可称为生活经验,哪些经验有效?有效的经验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能沉留下来的应该是温暖、感动等等.谈到难度,我认为是：如何将有效的经验和诗歌的精神相联系.如果经验不能直奔文学的主题而去,很难说是有效的经验.检测如我的经验能够和诗歌精神接轨的话,我相信应该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将之用一种新的诗歌语言组织起来.最后,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建立属于哨兵我个人的诗歌殿堂.

李敬泽：刚才哨兵对“礼”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请少君做个回应.

李少君：我们常常认为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没有什么区别.其实恰恰相反,中国的多样性是世界少有的.首先从地形地貌来说,有大沙漠、大草原、戈壁、冰山雪地等等,这种地形地貌造成了文化的多样性.比如在丽江这个偏僻的地方保存着一些这么好的原始的东西.我们的文化非常丰富多样.所以我的说法和哨兵的说法实际上并不冲突.

按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循环交替的看法.我们有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等,一个不行了,另一个就起来了.比如清末的湘军,他们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就是他们的“礼”,以之为中心,去拯救时世.他们的“礼”当然在发生变化.但是他们基本的东西没有问题,就是核心价值观不变.

我在北戴河一到晚上都会到海边去,等待月亮升起.月亮已经不神秘了,但月亮在我们心中还是美的象征,（张燕玲：月亮还是唐朝的月亮.）这就是我所说的核心价值观.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个教授做了调研,发现我们中国人对儒家核心价值的认同其实和以前没有多大的差别,这种认同就是我所说的“礼”.

刚才哨兵说“五四”文学接的是西方开始自我否定的文学――我称它是“下降”时期的文学观念.我们过于强调批判的一面,始终在自我否定.这可能与时代有关,只有到了中国发展相对充分的现在,大家才恢复了生活的常态,可以相对平和,因此这些传统正在归来.最近的“于丹现象”、儿童读经现象,也说明传统文化仍有生命力.而现写作技巧性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愚昧而否定它,这强调的就是月亮不美的一面.“草根性”在这方面是有意义的：这种理性判断不能跟老百姓搭上话,和普通人的基本认识完全是拧着的.这也是文学的一种难度,因为这样就找不到文学写作的动力和源泉.

郜元宝（批评家）：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礼”,这实际上是“经”和“文”的关系的问题.鲁迅说他写作时是抹杀一切批评的.的确,如果一个作家写作时被一些抽象的名词、流行的概念纠缠着,压迫着,没法获得自己的语言,没法清理自己的经验.刚才李浩引用昆德拉的话也说得很对,一旦被流行和媚俗的观念挟裹,哪怕这种观念是正确的,也是一种失败的写作.鲁迅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对于思想的和无思想的焦虑的克服以后,才获得自己说话的一种方式.

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什么开篇就写崇经和征圣?中国人谈文如果不通过这种道理,他就不能获得对文的理解.当然,我们今天的“经”和“圣”的范畴更宽泛些,有形的是那些抽象的道理、名词概念等等.无形的是在目前涣散的文学和思想框架里尚未产生的,但在我们心里对“经”和“圣”的盼望.

刚才诗人少君提出的李白的《赠汪伦》,我想到杜甫的“江湖多风浪,无使蛟龙得”,在今天看来无非是嘘寒问暖要朋友保重而已.这可以说明诗歌对“经”和“圣”的利用不是抄书,而是要找到中国语言和中国生活的焊接点,将之转化成诗歌.《圣经》中警告基督徒说“魔鬼像饥饿的狮子,到处吼叫,寻找可吞吃的人”.这种对别人的善意提醒就是文学.在这种文学面前,要像我们今天这样创造一个别样的文学,好像没有什么必要.

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有不同的思考.我想在这个论坛上听到大家是如何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如何设法去克服.

“80后”出现的时候,我很不理解.现在看来,他们都二十七八了,不能说是不成熟了.李敬泽写过一篇《破坏文化的逻辑》,表达了对奖掖宣传鼓噪“80后”的强势话语的反抗.很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一种文学产生后都有一大批经理人,能不能撇开这种经理、代言人,自己说话?这样交流碰撞可以更直接容易些.其实这不单是体制,还有学术圈和文坛架构的问题.和作家一样,批评家的写作也被很多话语包围着,他的真话很难被人听到.

老子说孔子不能得道是因为他没能“不常在变化中”,“不常在变化中”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不把自己放到某个规定的场所.对于作家来说,要熟悉生活,获得写作资源；对于批评家来说,要多读作品熟悉了解作家.总之,要使自己的思想十分单纯而活跃,从而不受名词的拘束,鲁迅说,中国文学豪语太多,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藏；战国时候谈士蜂起,不是危言耸听就是美词动听,于是乎撒谎、吹牛、夸张、粉饰.而且,不独文人豪语,在常人乃至无赖也很发达,从高到低都是喜欢说豪语.张爱玲也说读文章时胆战心惊――怎么写出这个字,嘴巴里冒出丝丝冷气.

这豪语当然是中国文学写作今天仍存在的困难.我自己写文章一不小心气势就顶了起来,说出了一些自己很惭愧的话.我发现现当代文学虽改进很多,但是对豪语的喜爱还没改过来.中国文学如果不把这种豪语崇拜去除掉,怎么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你自以为反抗豪语找到了一个不是那么豪迈的东西,但是过了不久就成为一种强势的东西.新时期以来,文学不断从意识形态的豪语中走出来,回到日常经验,可是又因为诉说的日常生活经验不多、对应的语言方法也不多,所以自“新写实”开始,日常经验的书写又把很多作家攫住了,日常叙事成为了一种神话.甚至有一段时间“新写实”走红,只要是符合“新写实”的,杂志就要,而先锋的和沉重的作品就不要.总之,在当下语境,反抗一种权力以后,自身就变为权力,因此豪语层出不穷.

我发现,很多作家、批评家一旦有焦虑首先就怀疑自己,失去自信,抓住自己曾经唾弃的东西.不说年轻的,说那些所谓的大作家,他们的文学才能日渐萎缩,但是他们获得了一个宏观的视野,然后从宏观的视野再折返回来,把自己一些可怜的有限的细小经验伪装后表达出来,实际上他们看重的还是“经”和“圣”,还是大道理.这对我们是一种警醒.

邵燕君（批评家）：我觉得,青创会和这个论坛就是为了把文学的新生力量有效地吸纳进来.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素,就是文学创作批评在青年身上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利用体制的问题.长久在体制中生存的人对体制的厌烦和反抗是常见的,我想的倒是：如何在现有体制之下吸纳体制的资源,使之和新生力量结合起来.

从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来讲,有很多的阻隔.在文学批评方面,我们发现一个现象：现在40岁以下的批评家特别难找.除了学术本身的积累需要时间的原因外,这和学院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我们当代文学这个专业一直受到某种歧视,尤其是文学批评,搞得再好也不被认为是学术的.我们在评职称的时候要为自己辩解说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同样是学术.轻视文学批评这个倾向在学院里会越来越重,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而言,这将是一个大问题.专业化、职业化是大势所趋,现在的批评家大多要从博士出身,而在这条道路上,文学史等等方面课题的力量会越来越大.在这方面,《南方文坛》等期刊就显得尤其重要,一方面它是核心期刊,在上面发表的批评可以被学院接纳,转化为所谓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它能够把握前沿方向,不断推出青年批评家,加大文学批评的学术分量.因此它在批评家队伍建设和文化空气的形成两个方面都会有贡献,这是未来在学院体制下保持批评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

如果说在批评方面的阻隔主要来自学院建制和专业化的围困,那么在创作方面,对新生力量的阻隔力量主要来自市场.八十年代的批评家曾认为,改革体制经济大潮来了文学可以从体制中挣脱出来,就可以实现文学的自由.可是经济大潮真的到来了,我们发现市场对文学的限制可能更为严厉.因此到了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转一个思路：从建设性的角度看看这个体制能给我们什么空间,提供什么有效的资源.比如说在新人的培养上,传统的文学期刊杂志利用它们的资源承担了这个责任.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八十年代真正纯文学的发生是在体制之内的,是只有在当年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之下才可以为文学形式探索提供那样的经济文化空间.而到了市场化时代,这种纯文学的发展空间反而被削弱.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体制资源的人特别重要,他们通过整合体制内的资源,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我们北大评刊论坛做的事情就是利用体制提供的资源,和我们的纯文学理念以及后续力量的培养有效地结合起来.我们的期刊点评已经坚持四年,不像大家想象那样地艰难,因为这与我的教学是结合在一起的,说到底这和我们利用了很多体制性的资源是有关的.因此我也很感谢学校提供了这样的阵地.我们将通过更好地利用好体制内的资源,为在市场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下的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批评空间.

李敬泽：很高兴燕君能在体制发现可利用的资源.我还是觉得中国人的文化和生存境遇是极其复杂的,远非用体制内外的二分法可以概括的.这还是有很多可讨论的余地.

张悦然（小说家）：我觉得,在我说自己发现的某种观点的时候,它会远离我.所以对于写作者而言,概括性的话最好还是少说,说得多了就不再属于你自己.因此我打算在这说些最近的感想和生活中的体验,我在做的和关注的事情.

我最近在我们的小区里做小时工,这并不是为了所谓体验生活,而是因为好奇,想通过这个机会来知道我生活周围的人在干什么想什么.通过这个我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了解那些邻居的某些私密.

第二个事情跟网络有关.我有个朋友ABC,他一直关注一个从事话剧的女孩A,他观察她的生活并常看她的博客,并在她的博客上分别以B先生、C小姐的身份发表赞扬和贬低的留言.A就感谢B的赞美,并回应C的抨击.ABC为了将B先生和C小姐继续真实化,分别建立了博客,具体地书写B先生和C小姐每天虚拟的生活.A女孩每天都会去浏览这两个博客,甚至一一点击上面的链接,去了解这两个虚拟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如果A一步步陷入,就会慢慢被架空.她会非常依赖B先生和C小姐,因为她需要一个检测想敌和崇拜者,最后她必须生活在有这两个人存在的世界里.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事实上这两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你想干扰另一个人的生活,通过网络会取得很大的效果.

谢有顺（批评家）：我有很多诗人的朋友,也保持了读诗的兴趣和必要的实践.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中国诗歌目前处于一个非常活跃时期,这对小说有很大的启发性.小说要好起来,可能要等诗歌再壮大到一定的时候.回顾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就会发现,诗歌和小说的关系、诗歌在文学中的地位深刻影响了文学的进程.诗歌在新文学运动中占了很大一个比重,我们如果对1917、1918年左右的文学稍作一个回顾就会发现,那些新文学运动的大家们的主要精力在对付诗歌.诗歌几乎动用了新文化运动的所有力量,包括鲁迅自己,他们都在用诗这样一种方式来说话和发声.所以我回头读《新青年》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新青年》几乎每期都花很大的篇幅来登诗,小说往往是隔几期才有一篇.当然,新诗在刚开始的成就并不显著,不像鲁迅的小说一开始就是成熟的、先锋的、现代的.所以“五四”时有一个说法,白话诗是最后一个堡垒,如果把白话诗攻下来,新文学运动就可以圆满成功了.

回过头说诗歌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少君说中国是个诗教的国家,林语堂也有个阐释,他认为中国没有一个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于是诗歌就扮演了中国人生活中准宗教的角色.到现在我们教育孩子的启蒙往往还是从唐诗开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如果我们重新考虑中国当下文学,会从这得到一些启发,中国诗歌的一些特点在今天依然有它的价值.钱穆先生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文人不写传记?钱穆先生的解释是中国文人不需要传记,因为中国的文人几乎都是诗人,他们的诗歌就是他们的传记,他称之为诗传,如果我们把一个诗人的全集通读一下基本上能了解他的生活轨道、主张、思想及他的现实.中国的诗歌基本上是在写那个“我”,或者说中国诗歌里有一个“我”或“我”性情的流露.中国古代小说之所以没有地位,和文学的主体有很大关系,小说被认为是小道、小技,不登大雅之堂,根源于中国文人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就是小说是虚构,是写别人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写出“我”自己、“我”的性情,“我”的性情里面真的东西,通过诗和文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性情,这在古代由文人写作的白话小说里也是明显的,虽然在评书里面看不到一个明晰的“我”,但在《红楼梦》这样文人的作品中,我们还是很清楚地看到那个跟作者有关的“我”.之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当下的作品里很难看到作家的性情和风骨,可能我们过度地使用了虚构的权力,忽视了文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心、跟“我”之间的关系,所以我现在非常看重,也非常留意,小说背后的那个潜在的“我”是用什么方式观察、理解、表达这个世界的.如果在小说中看不到那个哪怕隐藏起来的“我”,总有一种不满足.如果作家从小说或文学中独立出来,写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就是刚才平阳说的那个东西,有的作家去了一趟西藏,就连篇累牍地写西藏,一下子从自己扎根的地方出走、消失,这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可能要想获得一种新鲜的感动我们的东西,还是不能忽视性情、“我”的呈现,这个问题就是作品后面的人的旨趣和胸怀,虽然很老套,我觉得仍然需要重新来讲述这个问题.

第二个,我从中国古代的诗歌和现当代的诗歌,得到一种启发：写作是作者在现场的写作,所以古代的诗人写诗很少是在书斋里或者阅读的二手资料里写的,他们的诗歌可以做一个还原,它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有一个具体的倾诉对象,哪怕像李商隐那样的诗,可能我们无法调查他是写给谁的,但那样哀伤的诗里肯定有一个想象的受众.那种现场感――登幽州台、登鹳雀楼、送谁、宴请谁,都是在一个现场里面.这样一个在场的写作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当代萎缩了,所以现在文学的苍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成了纸上的文学,文学无法对我们的生活的现场有个对接和还原的可能,这样最基本的东西的丧失是非常可惜的.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崛起后,鲁迅等人的小说还是有中国诗歌的特点：有一个强有力的“我”在那里.这个“我”到最近一二十年已经发展到非常私人的程度,可能我们又过度地使用了这个东西,而损伤了本来应该更宽广、更高迈、更有容量的那个“我”,这样一个“我”的损伤就是对文学的损伤.从鲁迅到现在,“我”的被限制、被损伤成为文学困境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说到底,无论写诗还是写小说,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如何呈现、表达世界,把自己说出来并能和大家共同分享.

江非（诗人）：诗歌写作最起码存在以下难度.第一是面对诗的背景的难度；第二是文学要素在当下呈现和积累的状况；第三个是创作的难度；第四是批评的难度；第五是创作对批评建立足够信赖的难度；第六是从创作产生批评兴奋的难度；第七是以上难度为何会成为当下创作的难度.

这个题目非常大,这个难度需要给自己一个界定,比如说经典化的难度,创新的难度等等都需要一个界定,最需要界定的是经典的难度.现在的作品非常多,但很难形成经典.探讨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如何形成经典.现在的小说,故事很好看,但行文暧昧,基本上取消了紧张和立场,看不到作者怎样解决内心的问题,显得不够诚实,之所以这样,我觉得是诗人和小说家太囿于自己的角色,没有走向知识分子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形成经典的主要难度,在于对“道”、对人的灵魂洞察得不够,或者说精神的上升力不够.还有就是,以解决个人问题为出发点来解决世界的精神问题.我们民族经历了100年特别是近20年的现代性改造,下一步是我们如何去塑造我们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用知识分子的角色、立场、承担完成我们的命名、教育和启示,把文学来源于生活带到文学影响生活、影响民族未来的道路,这非常重要,应成为经典性的主要方向.

作为读者,我觉得创作对批评建立起信赖的难度非常大,我所熟悉的一些朋友,基本上对批评不够信赖或者说不相信目前的这种批评,主要原因就是批评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了,比如前些阵子的“底层写作”、“打工诗歌”之类.“底层写作”的概念最起码取消了两个东西：一是对所命名对象文学性的取消,一是对“底层人”人民性的取消.“打工”二字非常粗暴,几亿人就简单的用两个字概括,取消了人民性.这些命名不仅取消了人民性,而且取消了艺术性,它不是以一种文学的方式提出的,而是一种身份的命名,这非常可怕,是应该反对的.我觉得这是我们无法对批评建立足够信赖的主要因素.再就是对“80后”的误解.为了了解未来文学的发展走向,我曾看过二千多“80后”的博客,他们在写诗或在写小说.我发现“80后”根本就不像批评家或大众媒体描述的那样.他们其实有非常高的精神追求,他们对文学的恢复远远超过了七十年代或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对文学的恢复,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批评体现了文学精神的回归和思想的重建,这远远大于七十年代这.但“80后”好像认可批评家和大众的描述,对这个角色的反抗非常差.

如何从创作中产生批评的兴奋,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度.前一段时间,我和一个朋友搞了一个关于七十年代诗歌纵论的一本书,搞到三十万字的时候我们非常惆怅,就是如何从两三百人中找到一个共同点,将这一代人的诗歌用一个词来概括,尽量离开诗学进入另一个层次,用思想和哲学的层次界定一代人,我想了好几天,想出一个词――尴尬.用尴尬来命名我们七十年代人,命名这本书.（李敬泽：其实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很尴尬）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更尴尬,你们曾参加政治的狂欢,价值比较统一,不像我们经历社会的转型及后来文学的尴尬,我们面对多重尴尬,太尴尬了.我们还存有知识分子的承担,但民众并不相信你.所以我们用尴尬来概括七十年代人的诗学：迎接、规避、沉潜、退让.

李静（批评家）：做批评的人有另外一种困惑.我认为当代文学批评的难度之一在于批评对象本身的价值问题,难度之二在于批评作为对意识行为的一种意识,涉及到对整个世界的认知,而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性的认知是个越来越困难的问题.昨天张悦然的发言我特别感兴趣,也增强了我的感受,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经验的断裂性、多重性和不可知性已经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好像五十年代生人、六十年代生人、七十年代生人、八十年代生人,每一个用年龄段划分的人群,都有对自身经验的独一性、不可沟通性、神秘性的认识,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认知的难度.尤其是网络时始,“80后”进入文学创作以后,经验的断裂是一个异常突出的现象.如何面对这一现象,我觉得是批评家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用传统的经验和价值观是否能判断新到来的这种变化,是否应先去了解、综合,才能判断我们所面临的文学对象,这种复杂性和不可知性该如何解决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另外就是批评对象的价值问题.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批评文本存在的可疑性已经显现了,那么作品,包括诗、小说,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批评做得很少,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丧失了对当下作品阅读的耐心,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好像小说家已经没有了对文体和语言本身的追求以及对形而上世界超越的那种迫切感,好像现在的小说家的目光就盯在现时现世、一人一事这种具体的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而且秉持的精神逻辑是过日子的逻辑,这让批评家有时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种文本.作家当然要关注现实,但文学几千年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即用彼岸来看此岸的这种眼光,就是一种超越的眼光,如果小说家也用过日子的逻辑,写机关、写社会甚至写底层,那么文学的价值又在哪里?是否值得认真对待这种创作,我一直很怀疑.作家是应该写自己的经验,是否还应有一个哲学的眼光?郜元宝讲到古代的文论家、文学家有一个经学的传统,其实中国古代的诗歌之所以能形成经典,即使与西方相比也是伟大的作品,当代的文学作品却得存疑,我认为古代的诗人有一个阅读经史子集的传统,有一种哲学的本能.这种哲学本能不见得是自己的哲学在作品中的形象化的体现,但这种眼光对眼前的一人一事有一个哲学的框架,有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来面对眼前的事物、风景,所以古人的一句诗背后可能有一个儒家的传统、道家的传统等等.现代文学在中西的激荡下,有在整体世界观的观照下对社会、人生、自身经验的看法,当代文学之所以让人觉得缺少一种立得住的东西、一种让人回味的东西,我觉得是丧失了这种哲学的本能,没有在一种整体世界观的视野下对自己经验的处理.

李敬泽：我赞同这种观点.经验的破碎与断裂是整个现代性过程的必然结果,只不过在当下感受特别强烈罢了.伟大的小说,伟大的文学,都有一个大眼光在,所谓大眼光,我觉得就是所写的一切写到最后让人感觉不过天地间一小事而已,现在的小说家写来写去可能就写不出这种天地间一小事的感觉,而是陷到了当下的鸡毛蒜皮之中,它完全变成了大事,这个可能就是李静所说的整体性眼光的缺失.整体性是否可以感知我也表示怀疑,但是我们对整体性的想象永远要有的.

张宏杰（散文家）：昨天李东华的发言给大家带来新鲜感,我可能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新鲜感,因为我和文学界还是有段距离的.敬泽老师说我是散文家,可能大众更把我看成是通俗历史的写作者,大部分读者读我的东西,不是通过刊物,而是通过去书店写书的途径.一般的媒体也会把我和当年明月、易中天这些人放在一起,事实上,任何一个概念可能都是粗暴的,大众历史或通俗历史对我来说更不合适,因为我毕竟是从一个文学青年起步开始写东西的.写东西的动机是对人的关注,之所以选择历史,是因为历史对人的展示是其他领域无法代替的.人在现实中,即使想象力再丰富,经验也是有限的,而在历史中,人的复杂性、多重侧面几乎都得到了呈现,对人性的各种挑战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在我们平常生活中可能不会经历那些大的情节.从另一个角度讲,我的写作虚构性比较少,需要的材料比较多,所以平时阅读的具体的史料和学术性的文章较多一些,这些年文学刊物读得较少,自己的东西,说得通俗点是文学和史学的杂交,这种状态比较尴尬,和文学圈、学术圈都搭不上边.既然是杂交,就需要从两方面吸取营养.

李洱（小说家）：和批评家相比,作家的发言更困难,如果作家做深刻的自我批评,就会被批评家抓到把柄.据说理论是灰色的,创作之树常青,实际上,作家易老,批评家永远是年轻的.我的书都是一个自序一个后记,自序都是在做自我批评,我发现自我批评是没有力量的――如果有力量的话,被批评家看见就倒霉了.所以今天我不谈自己,谈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有一部写农村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最近被翻译得比较多,但它显然不是我最好的小说,虽然它给我带来经济利益和有力的经验.这种农村写作,或者少君说的“月亮”写作的确能给人一种感动的力量.我有时想,它感动别人,是否也能感动自己呢?在某一瞬间可能感动自己,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你会觉得那是某一瞬间的事情.前面哨兵谈到“无效的经验”,这个词我比较感兴趣,这种经验在你生活中可能没有沉淀下来,但在某一瞬间可能成为有效的经验,它在瞬间有效.我的写作,我觉得往往是在某一瞬间对我是有效的.另外是否有一种可能,就是瞬间有效被逐渐拉长,变成对你的写作整体有效呢?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来支撑自己的写作呢?我在想这个问题,但这样想却发现写作变得非常非常困难,包括李静谈到的整体性的缺失,以及对整体性经验的把握,这些当然非常重要.最近我在看罗蒂的一本书,罗蒂据说是个很重要的批评家、哲学家,但是书看完之后,发现他的整个哲学生涯是在和别人吵架,我们不知道他的哲学立场,他也谈到整体性经验的丧失,他也试图找到对世界的一种整体性的把握,但是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它仍然变得如此困难,对靠经验写作来混饭吃的作家来说,这样一种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是多么困难!我觉得这个难度超过批评家的理解.将瞬间有效的经验逐渐拉长,变成整体有效的经验和对世界的整体把握,我对这样的创作有一种期待.

对我来说,我想写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的百年沧桑.在我看来,没有一部作品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这种心路历程.宗璞的野葫芦引系列小说当然让人很感动,但与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我觉得还是有距离的.在较长时间内把握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面对这种困难有没有一个支点呢?有没有一个精神骨架呢?我在想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哪些障碍,哪些无法绕过去的障碍,我想到了两点,一是知识分子的过时的痛苦――一种陈旧的痛苦,一种不得不感到的我们时代的暴力、愚昧、专制、传染性疾病等等在我们良知上无法绕过去的痛苦,这种痛苦在知识分子身上是有的,不矫情地说,在我身上是有的,我能感受到这种痛苦,当我感知到的时候,这种痛苦对我来说是有效.这种痛苦我称作“重的痛苦”,一种重,一种某一瞬间我们还生活在过去时代的、无法抹去的痛苦.还有一种痛苦,就是我们在酒吧、网上的陶醉、愉快,这是一种痛苦的释放,是在机械复制时代个人无力的精神释放,这是一种精神的彻底的困乏状态,这种困乏状态是以愉快的、甚至体验的方式体现的,这种表现我把它称为“轻的痛苦”,用米兰昆德拉德的说法就是“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时间内的这种痛苦是“重的痛苦”和“轻的痛苦”的反复纠缠.有没有一种可能、一种写作来表现这种反复纠缠的关系?目前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也是我试图切入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一个角度.

何向阳（批评家）：文学创作的难度,我觉得是处理繁复芜杂生活的难度.是与非、真与检测、道德与不道德本有着明晰的界线,但这样的界线随着生活的多样化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无法对这种中间地带,这种暧昧状态做出命名和判断的能力,我觉这是批评的一个难度.我觉得鲁敏的小说提出了这些多彩多姿的问题.最近看到金仁顺的小说,比如她的《桃花》里,写了母女两人,女儿比较自闭,有对爱的不同理解,而母亲比较妖娆,女儿喜欢的男人,母亲就会出于一种占有或者说青春不愿离去的心态,总是去和女儿争情人；这种母女很复杂的关系,在原来的解释中,这个母亲一定是很可恶的一个人,但在这篇小说中,这个母亲也被描写得灿若桃花,作为女人也有她的和挣扎.另一篇文章写婚外情的包养的故事,一个做生意的人对一个女大学生的包养,但所描写的那个男人的动情也是非常真挚的.这种对生活的和解、解释,对批评来说不要匆忙地去下结论.这种命名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就会出现,强制性地命名可能会毁掉我们的丰富经验,我的感觉是回到生活本身,答案可能会慢慢浮现.

乔叶（小说家）：小说和生活的关系,就我个人来说就是怎么处理写作与经验的关系.我一直在思考这种关系,有一种恐慌感,我是谁,我去写谁,以什么心态去写,以什么立场去写,总是在想.不过慢慢地在写作中找到了答案.最近在读赫拉巴尔的随笔集《我是谁》,作者说：我实际上已经是别人了,是除我之外的一切.他说他就是那个没有主心骨的人,倒霉失败的人,住着破房子的人,结结巴巴说话的人,就是在园子里种土豆、萝卜和喂猪的人,就是那些去小酒馆偶尔喝啤酒的人.他说这些人融会在一起就是他.他还有一个观点说,对于一个写作者,他必须将自己置于他不喜欢的境地,一个不顺心、力不从心的地方,自己要跟自己过不去.他本身的创作经历好像就是这样,胆子小,就去当推销保险的；喜欢休闲安静的散步,却在钢铁厂干了四年；讨厌剧院,就去当了四年的舞台布景工.他称这些为人工命运,他说通过这些人工命运,他学会了如何去理解别人,学会了观察自己周围的人和事,然后才深入自己的内心,有了比平庸的表面生活更现实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自觉,他不娇惯自己,由此有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狭隘的专业作家,以前比较娇惯自己,以后应该尽力地改改这个毛病.

金仁顺（小说家）：我看当代的作品只拣朋友的或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作品看一看.即使在我所看的作品中,让我感动、震动的东西也少了,比较多的是一些触动,比如他的角度和结构挺好的,或者反映事件的方式挺好的,形式上的东西而已,真正让我感动的东西很少.有时我在想,是不是我们不再单纯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内心其实是很荒凉的.女性作家在这方面可能更明显,我们笔下的人物也是很彷徨的,一方面对现有的生活很不甘心,老想更多的东西,没有故事很渴望故事,有故事的又害怕故事的后果；另一方面若是安于现状,又会很不平衡.这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现实生活把握上的一种荒凉和脆弱,所以在写作时就会下意识地流露出来,解决的办法我也没想好.对我来说,困难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没有关系,关键是写作者是怎么看、怎么转化.就像下雨天,你还是要出门的,那里可能还有别样的风光和景致.

张新颖（批评家）：我对雷平阳的发言很有触动,他说的那个老太太说了一辈子的英语说烦了,我就想,我们这一辈子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说了一辈子自己的话呢,还是说了一辈子别人的话?我们是做自己呢,还是在做我们努力要成为的那个人?我们在做我们努力要成为的那个人,我们就是在做别人.其实,说自己的话非常地难.我给雷平阳补充一个例子,奈保尔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因为他出生在一个英属殖民地,他一开始的作品怎么看怎么像是在写伦敦,像狄更斯笔下的那些东西,他写了那么多年一直不敢写出他家乡的一条街道的名字.二十岁左右的兰波说：“生活在别处”,这成为我们80年代以来,不仅仅是文学,也是当代人的意识形态,我们一定要追求一种不是现在的那样一种生活,我们的文学也是在追求不是现在的一种文学,人也要追求一个不是我现在这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临死的时候说,我烦了我这一辈子一直在追求要成为的那个人.还有一点就是“生活在别处”这样的意识形态是个很年轻的意识形态.李洱说“痛苦”,我觉得“痛苦”是个很青春的词,人到中年就说不清楚了,不知道痛苦还是不是痛苦了.想使自己成为现在还不是可能会是的那种人,我觉得是一种青春的冲动,这样的冲动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有的时候需要一个调整.当我们都在说远方的时候,像雷平阳这样没有远方的写作,我觉得也是挺好的.生活到底是在远方还是在现在?更好的可能是把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文学调整到远方和没有远方之间的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上.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第四届论坛时,李洱曾经提出过写作的“困难”问题,很有意味.因此我们这次论坛就借此做一个当下写作问题和难度的讨论.坦率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令我深受启发.比如张悦然已经意识到：写作不仅仅要阅心,还要阅世.还有谢有顺提到的“在场”、雷平阳的根性等等.作家、批评家日益体会到在心和世之间、精神和现实之间,要建立一种血肉相连的联系.不尽之意,我们下届再论.其实,论坛之后,大家还要回到自己的生活,重新面对孤独的写作,面对写作中的这些难度和问题.下面,论坛进行两项议程：一是为2006年度青年作家雷平阳、乔叶,青年批评家郜元宝、邵燕君颁奖,二是推选2007年度青年作家、批评家.（略）

（录音整理：陈新榜 阎作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