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春:医者务医

“我的人生格言是：什么人做好什么事,是规矩；但如果什么人只管做好什么事,则是协作最大的忌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西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周立春在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周主任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从事神经内科工作近20年,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急性脑血管疾病以及癫痫的诊断、治疗和康复及预防.在神经系统危重症疾病、痴呆、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周围神经疾病、运动障碍性疾病、肌肉疾病以及内科疾病所致神经系统损害等方面有着比较深入的临床研究.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学医

周主任：我当初并没有想学医,而是想考财经大学.但最终却被中国医科大学录取了.从内心来说,我现在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还是挺满意的.作为医生,解除病人痛苦后会有成就感、满足感.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会有更多的人理解医生.并把它作为自己崇高而神圣的终生职业.

记者：您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神经内科工作,请您谈一下近20年来,我国神经内科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

周主任：有人通过分析我国科学家在神经科学领域的五个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得出这样一个看法：我国神经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达到国际水平.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在神经领域的研究质量显著提高,规模有所扩大,但从整体上看,我国神经科学的研究水平与世界本学科先进水平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与中国在世界上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国家应该加大对神经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加大对优秀群体的支持力度.现在是信息时代,虽然中国的医生会很快掌握国外的新技术、新方法.但在质量上不高.没有真正做透、做好.当然,这与中国的医患比例现状有关.比如：在国外,每个医生每天只给8个患者看病；但在国内.像同仁医院的医生,每天要给200多个患者看病；我们医院的专家每天给20多个患者看病.这样一来,在检查方面,国内肯定不如国外做得仔细、透彻：在与患者的沟通效果方面,国内也肯定不如国外做得好.

记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人类寿命的延长.脑血管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如何降低其发病率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周主任：脑血管病、心脏病和肿瘤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最严重的三大疾病.其中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第一大死因.且具有“四高一多”的特点.即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以及并发症多.“上工治未病”,对脑血管疾病也要提倡以预防为主,如控制危险因素,对病人进行健康教育等.我在工作之余,给《家庭健康报》撰写科普稿件.到社区、电台、电视台进行健康讲座,注重对群体进行预防,效果特别好.

记者：网上对您的评价多是“工作认真,检查仔细,耐心解释病情,用的药很有效,花费不多”等.作为一名医生,您觉得应该如何对待患者如何看待“大药方”

周主任：我对患者一视同仁――不管是朋友介绍的、慕名而来的还是随机挂号的.要让患者感觉到“你在为他着想,是他可以相托的一个朋友”.而且诊断要清楚,治疗要合理,态度要好.除此之外,我还想强调一下：医患之间要加强沟通,沟通好就不容易出现医患纠纷.令患者最不满意的是,医生只给开处方、不作任何解释.网友们提到的“耐心解释病情”只是沟通的一个方面.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说过：“医生治病有两种手段,一是药物,一是语言.”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医务人员崇尚高技术,却忽略了可以用来治病的语言.医生对病人,除了安慰的语言之外,更应该向病人解释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的方法,如何巩固治疗效果.怎样预防疾病复发等.事实上.也只有当病人了解了自己的病情.并且知道医生正在为他的疾病付出最大努力时,他才会得到真正的安慰.并配合治疗.这样.治疗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同时也会提高患者对医院的满意度.

医生都希望用最便宜的药给患者治好病,但药价并不是由医生定的.同样的药品,国外生产的效果可能好.但也贵.我认为合理的处方,应根据病情的需要,即使使用贵的药物也是应该的；病人不需要的,再便宜的药也是多余的.

记者：作为科主任,您觉得应该如何发展科室

周主任：对临床医生,应在培养临床业务能力的基础上,进行科研能力的培养.因为只有临床,没有科研,那就成了“医匠”；只有科研.没有临床,那也不能称其为“医生”.对研究生的培养也是一样,即临床能力和科研方法并重.导师要做榜样,态度要严谨,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