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博弈:期待政治回归

笔者近年来在各地农村调查时发现,税费改革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干群矛盾趋于缓和,基层政权向怎么写作型政权转变.不过,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由于税费改革和乡镇改革后基层政权的弱化,其怎么写作职能并没有落到实处,怎么写作型政权的逻辑并没有出现,而是出现了基层政权与农民的疏离,乡村社会的公共品供给、纠纷调解等无法维系,农民的权利受到损害.

从农民不断看乡村治理中的诸多困境

农民是我国的弱势群体,农民一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必然呼吁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威的存在,这就是弱势群体的政治,呼吁的不仅是一个治理上强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家,弱势群体试图通过政治诉求来获得治理意义上问题的解决.

而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显然不够,民生政策显然是在治理上做文章,而基层政府也试图通过民生政策来治理这些问题.户一般也是民政对象,乡政府试图通过民政来解决问题,民政已经成为基层政府处理问题的一个主要手段,在民生政策的背景下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户被称为赖货,是为了要东西,这是乡政府的解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政府缺钱.通过对困难求助的解读,我们可以对这一逻辑进行展示,并将之运用到其他领域.通过民生政策解决问题的局限性,这是一种非常不讲政治的做法,并且在治理技术上也存在障碍.

惠农政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政治方式,而是一种治理的方式,是民生政策意义上的,这些政策并没有增加农民对国家政治的参与,而这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些政策通过治理上的改善增进了农民对国家的好感.税费改革后,当学者们出于治理困境而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治理国家的时候,其实,农民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农民需要的只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政治国家.

惠农政策出于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国家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以及治理技术的完善,这一政策的效果最明显的地方在乡村治理,而不是农民政治,然而,这却鼓舞了“想象的政治”,其本意是要缓和干群关系,由于一个强大的“想象的政治”的存在,却导致了乡村治理中的诸多困境.

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靠的不单单是国家权力,而是政治,不单单是权力的下沉,更是政治的整合,靠政治将农民整合起来,而不是单纯依靠治理技术.一旦重心移到治理技术层面,这样的治理是无法维系的,因为治理并不是独自存在的,而是与政治一起发挥作用,一个突出表现是“运动式治理”.今天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是,政治与治理的脱节,单纯的强调治理技术和能力,并不能将所有的问题解决,反而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比如低保的问题,很多的惠农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反而同样与收税一样困难,为什么呢说明治理技术与能力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被治理者是否认同,这就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并非没有认同,而是这一认同与治理出现了错位.所以,我们就要揭示出什么样的治理什么样的认同

好政策为什么没能带来好治理

分田到户以后,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中,治理技术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改革的主导思路.官僚制发展起来,在乡村治理中的表现就是七所八站先后建立起来,靠科层制而不是政治来治理乡村,机构膨胀的根源实际上是技术治理路线所必然决定的,乡镇作为一个的科层制机器面临着诸多的治理难题,财力、权力等治理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是问题的表层,最为根本的问题是,乡镇在乡村治理中丧失了政治主体性,他们的政治主体性退回到了一个较为抽象的层面,即笔者关于权威结构的分析,或者他们的政治意识与乡村治理无关,蜕化为乡镇领导人的政治责任和乌纱帽.

笔者通过对新时期乡村治理的研究发现,仅仅靠技术是无法完成乡村治理的,税费改革以来的乡村治理困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任何技术治理都需要政治意识形态与之相配套,这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现实,直白点说,今天的乡村治理需要政治的配合,很多人已经看出了这一点,单纯依靠治理技术的改革思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那么,乡村治理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呢,大多数研究很快地就从去政治化转向了重新政治化,在村民自治这一重新政治化的思路遭到挫折的情况下,乡镇的重新政治化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说白了就是搞选举,直选.

政治与治理的配合如何实现

笔者并不同意这样的思路,在对乡村治理困境揭示的基础上,我们在中看到一种农民政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思考基层政治重构的方向,本文最后给出的并不是一个出路抑或更具体的对策,而是在现实关怀基础上的一个关于农民政治的解释性框架.

这样一来,政治与治理的区分就将关于乡村治理与基层政权的研究提升了一个层次,并且获得了与历史和宏观政治的勾连.现在看来,单纯地呼唤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对权力性质的规范都是片面的,根本的问题是,政治与治理的配合.

分田到户以后,治理在治理技术思路下展开,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重新成为问题,这就是大量的遗留问题,同时,治理技术思路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改革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问题,也就是说,技术治理必然是一种高成本的治理模式.

在乡镇治理中也是如此,原来的有力量的农民群众成了乡镇的包袱,职能转变就是把这些群众推给市场,让政府从中解脱出来,即所谓的有限政府的说法.同时增强国家的治理技术,这些制度和机构的设置受到成本的限制,政府被迫向自身开刀,即所谓的机构改革,这与企业改革遵循的是同一逻辑,在乡村治理中,技术治理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走到了极致,乡村治理的困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改革的方向.这就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是加强国家权力,现在不是加强的问题,而是治理模式转换的问题(原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失效),二是重新政治化,重建农民与基层政权的政治关系,这一主张同样缺乏对治理问题的考察,即重新政治化与乡村治理并不配套,政治与治理是错位的,这在村民自治中已经充分体现出来.

单纯依靠治理技术能否应付当前的治理问题显然不能,一小部分的者都应付不了,现在乡政府已经到了赤膊上阵的状态,这在基层信访治理中已经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无法维系了,只能说看好,“给我看好”,县委书记如是说.一些常规化的,即原先在职能范围内的,也是越来越无法解决,而向县一级转移,有些矛盾和问题甚至向省乃至北京转移.

国家权力如何与亿万小农打交道被看作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同时,这一观点在公共品供给和农民合作的讨论中被充分展开,但这一说法太笼统,其实,国家权力与小农打交道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政治层面的打交道,一个是治理层面的打交道,而我们通常所讲的是后者,即治理层面的打交道,偏重于治理技术和组织方式,而前者则被严重忽视了,仅靠制度是无法完成治理的,制度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政治及其意识形态.

以政府再造为核心内容的新公共管理打造的是一个治理性政府.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是回到福柯意义上的治理性国家,还是卢梭意义上的具有政治主体性的政治国家,这是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