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应有质量,死当有尊严

生死,人之大事也.出于本能,甚而可称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眷念生命,恐惧死亡的社会基础,无疑是毒理专家、医学博士陈作兵选择放弃治疗绝症父亲这一报道引起关注和反响的根本原因.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癌症晚期的陈父、陈作兵及其家人的这一选择,不仅冲击了现有的陈旧僵化的医学和道德观、动摇了传统的生死观和孝道,还暴露了现有医疗体制中的种种痼疾,诸如迷信药物技术、人文关怀缺失,从而导致过度治疗,忽视患者权利、无视人的尊严和生命消长的自然规律等弊端.同时,这件事显然也是长期以来有关临终关怀、安乐死等争论,久悬未决且持续发展的表现.

活得有质量,死得有尊严—这大致是该报道的主旨.陈作兵身为医疗从业者,不仅持有这样的观念,而且在生死关头行之于自己、父亲和家庭,其中体现出来的道德勇气和医疗智慧值得称道,而且富有启发意义.身为医者,陈作兵走出了专业的误区和盲区,向我们揭示了医道仁心仁术的本质：医疗救死扶伤的目的和措施,都应该以患者为主体,以患者的尊严和生命质量为依归,不能仅仅止步于简单延续生命的体征.身为人子,陈作兵则以自己学习和掌握的知识和理性,有效地对抗了陈规陋习,或许可以视作为千疮百孔的传统孝道注入了新血,带来了生机.

在肯定之外,这件事情动人之处及其局限也值得探讨和思考.我以为,此事之所以不乏打动人心的力量,一方面在于其中鲜活生动的细节,让人感同身受,易于理解和同情.事实上,其中生离死别、父子情深等感性因素的催化能量,远比本应属于现代医疗和人文常识范畴的理性因素更强大.另一方面,则必须充分意识到事情的特殊性：陈作兵医学博士、毒理专家的身份,以及其中医患关系和父子关系的重叠和同构,必须承认很容易俘获信任,而且是极为罕见的特例.当然,如果将此事置于目前我国医疗体制的大背景之下,则可发现公众健康和生死观念的进步不难,而救治体制的僵化症却不易对症,也很难下药.

具体而言,在医患矛盾突出、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中,这样本来富有示范意义的事实,有可能沦为一次短暂且价值稀薄的情感消费.在少数人公费医疗人均年支出数百万上千万元的传言中,在卫生部官员援引中科院调查结果,坦言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大部分花在了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身上的背景下,切不可忘记还有悬殊的另一面：医疗费超过2万元就不得治疗则写进了贫困地区的村民公约—因为医疗费超过2万元,会使患者的亲戚、朋友甚至邻里都陷入贫困.

也就是说,这样一件发生在显然享有不错的医疗条件的医学博士家庭的事迹,固然可以在健康和生死观念上给人以启迪,但其中的意义似乎也不应夸大,甚至连医学博士本人强调的意在揭露和反对过度医疗的说法,虽然具有遏制现有医疗体制盘剥患者健康和金钱的效用,但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在制度更新滞后的前提之下,也不免成为空谈甚至奢谈.

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陈作兵,在为此事接受采访中,称他不过是将国外学到的一点点新知识新观念带回来加以运用而已,这样的身体力行、学以致用的做法和谦逊的态度,无疑弥足珍贵,值得表彰.翻看他的网帖,我还发现他处处强调“医德比医术更重要”.虽然严格地看,将道德和技术并置比较并不妥当,但这种说法至少体现了他作为医生的自我期许.

令人感慨和遗憾的在于,一种簇新的生死观、以人为本的临终关怀,以及过度治疗、无效治疗、医疗资源浪费和两极分化等积弊的清除,在目前医德和医术缺乏基本信任的冷酷现实中,甚至可以放言,没有制度改革、机制健全和规则及信任的重建,一旦将这些新观念落实为新疗法,倒有变异为种种借口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