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一次征文

1932年11月1日,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为纪念创刊30周年,发起“一九三三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征文活动,向全国各界著名人士遍发通启,就以下两个问题征询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通启发出400余份,收到160余封答案.有些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有些干脆就是一篇社会改良设计书,有些答案比较悲观,有些答案颇为有趣.80年后读起来,仍饶有兴味,掩卷遐思,有着难以言说的感慨.

监察委员柳亚子的答案在乌托邦梦想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为一个大联邦.这大联邦内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而我们中国呢,当然也是这个大联邦中的一个部分,用不着多讲了.”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比柳亚子要具体一些：

“我想未来中国,一定是个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连高丽、台湾,或者日本都包括在内.未来两字是无穷无尽的,我希望实现在三十年之内.”

外交是现实和严酷的,外交部长罗文斡即使谈梦,也是现实的：“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内争的勇敢毅力,转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

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我梦想中未来的中国,包含下列几种元素：第一,我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等我们现在什么都依赖政府：让他‘强’我们,要他‘富’我们,而政府内说是要富要强必先‘训’我们（此指国民政府的“训政”,1931年5月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编者注）.但是结果上他们又觉得孺子不可教,以为非管束住我们,他们不能干.然而社会是管束住了,政府还是干不好等第二,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那么我就梦想一个政府,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等怎样才能有这样一个政府?我梦想它.”

与教授们相比,艺术家则比较悲观.小说家巴金答道：“现在的这种环境中,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而且我也不能够拿梦来欺骗自己.

‘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总感到冷,觉得饿,我只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我做噩梦.”在回答“梦想的个人生活”时,他说：“我的希望是什么?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

小说家老舍：“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即使偶得一梦,甚是吉祥,又没有信梦的迷信.至于白天做梦,幻想天国降临,既不治自己的肚子饿,更无益于同胞李四或张三.”

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从自编的《看云集》摘了两句话作答：“信仰与梦,恋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够相信宗教和主义,能够做梦,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质,不是人人所能获得.”

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必需的（民国时期,军阀割据,社会上有久乱求治之思,因而曾兴起一股歌颂开明专制、甚至法西斯的思潮――编者注）,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个名字而无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败了.以中国之大,真的专制之治本不容易,加以近代思想之庞杂,国际关系之错综,更不容易.况且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所以检测使我有了梦,也只是大大小小的噩梦.这明明与我自来怀抱的理想相反,但我觉得中国无救则已,有救大约非走过这一阶段不可.至于谁来干这桩大事情,反正不会是我们,我不配说话.”

开明书店编译所长夏尊：“我常做关于中国的梦等惊醒时都要遍身出冷汗.梦不止一次,姑且把它拉杂写记如下.但愿这景象不至实现,永远是梦境.我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雀（即――编者注）,最旺盛的时候,有麻雀一万万桌.”

暨南大学教授张相时用一段故事讲述了他的中国梦：“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下苦哉了五十年,于1983年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真正平等的、和平的新国家.在新社会生活的中国人,每天工作三小时,便能得到很丰富的物质享受,他们的社会情调到处都呈现着音乐的、美术的和诗歌的和谐.但他们并不因此懒惰下去,他们利用有余的时间,下了一个动员令,要把全国所有的大江小河的两岸和河底都用青石砌成,目的是使全国境内不见一滴污浊之水.”

翻译家查士元把中国的未来寄托于宗教：“未来中国的国民,应各有一个健美的宗教心,即信仰.没有信仰的个人,其努力不待说是放纵的,害社会、伤国家的.有了信仰,思想上即有许多差别,但各人将都能出其优长之处,来装饰一个国家.”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的愿望则很朴素：“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选自《晚晴》

图/连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