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现状述评

[摘 要]大约自20世纪90年始,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农民政治社会化问题,2006年前后掀起研究的热潮,并一直持续至今.就视角而言,已有的研究做到了面对现实而不忽视历史、注重一般又照顾特殊,就研究方法而言,调动了多元研究方法,实现了资料占有方面质与量的双丰收.但是,已有的研究也存在着研究对象划分不够细致、政治社会化渠道时代感不强、对政治社会化效果重视不够等问题.

[关 键 词]农民；农村；政治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9-0030-04

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农民才是国民的主体,“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的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1].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一向很大.1949年末,中国89%以上的人口集中在乡村,此后伴随城镇建设和人口流动,农村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但直到2011年,城镇人口才以微弱优势反超农村人口.[2]因此,农民政治社会化在我国同样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对农民政治社会化已有理论成果的分析总结,以期为此领域的未来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启发.

一

2013年9月22日,课题组以主题中同时包含“农民”、“政治社会化”,“农村”、“政治社会化”,“乡村”、“政治社会化”为条件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http?押//epub.ki./）进行检索,共获得108条结果.最早的一篇是《农村中小学生政治社会化问题的初步调查》,发表于1990年第1期《淮阴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最近的一篇是《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农民政治认同问题初探――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三市的调查分析》,发表于2013年第7期《理论导刊》.在此之间的22年里,有14个年份出现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占年份总数的64%左右.1990年至2005年,论文数量上升趋势较为平缓,2006年之后,上升趋势转为明显.

再以篇名中同时包含“农民”、“政治社会化”,“农村”、“政治社会化”,“乡村”、“政治社会化”为条件进行检索,共获得37篇论文.37篇期刊论文中,发表时间最早的同样是《农村中小学生政治社会化问题的初步调查》,但是在这之后的14年里,有关农民政治社会化的论文数量不多,直到2005年才有显著提升,并且几乎每年都有成果出现.

37篇论文中于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的有19篇,约占总数的5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论文共8篇,占总数的22%.上述论文被引用次数达到59次,平均每篇1.59次.

本课题组以篇名中包含“政治社会化”为条件于中国国家图书馆（.nlc.gov./）进行检索,共获得16条结果,其中直接针对中国农民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展开专门研究的共两部,分别是《从农民到公民》（匡和平,200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熊易寒,201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

从研究的切入点分析,上述成果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中国农民政治社会化的历史.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农传统.一方面,农业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以农为本”皆为历代统治者奉作治国圭臬.四民之中,农亚于士,而优于工、商.士为政府官员的后备军或淘汰者,且数量有限,可另当别论.因此,在一般意义的“民”中,农民地位最高.为维护统治计,几乎每个王朝都会对农民政治社会化投入很大的精力.自汉至清中期,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内容、以‘政教合一’为形式”、“以维护‘皇权’合法性为目的”、“以培养‘臣民’为目标”的政治社会化模式.进入近代以后,传统的政治社会化模式遭遇西方政治文明的挑战,却又没能寿终正寝,中国农民的政治人格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状对其迫害”时“无形中塑造而成的”,显现出“间接政治社会化”的特征.[3]

为了将中华民族从封建势力和殖民势力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中国各阶层的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逐渐认识到只有唤醒民众方可获得改造社会的力量源泉.孙中山先生在其革命生涯中便始终以“唤起民众”、“改造国民性”为己任,而且专门针对中国农民阶级的特征,提出以合乎人性和本土文化的方式引导农民,借助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互动改造农民的政治社会化方案.[4]中国诞生以后,对于农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并主动寻找自己的实践方案.这一过程中既有伟大的成绩也有沉痛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通过改变农村社会控制体系、提升农民政治地位等方式使农民的政治认同感在很短的时间内空前提高,为政权稳定、国家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但是,整个国家的城乡二元分割状态又导致农民被再度边缘化了.这一缺陷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农民政治社会化水平发展趋缓的重要原因.[5]

2.中国农民政治社会化的现状研究.结束后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发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变革,原有的政治文化、传播渠道都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了改变.受历史传统、教育水平、政治风暴等因素影响,我国农民政治社会化的总体水平较低,主要表现在缺乏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政治认同感及政治参与水平不高、妇女政治参与边缘化等几个方面.这种状态显然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努力建构一个有机统一的农民政治社会化引导体系,更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扩展和丰富农民政治社会化的内容,改进和创新农民政治社会化的方式,加强农村基层政治组织及其组成人员队伍建设,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6]有的学者还提出,我国农民政治化水平提升缓慢,与其收入增幅趋缓挫伤政治参与积极性有很大关系.因此,增加农民收入,使其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成效,才能为农民政治社会化提供坚实的基础.[7]

3.政治社会化渠道研究.任何阶层、群体完成政治社会化都必须借助一定的信息传播渠道.改革开放以后,广播、电视等媒体大量进入农村地区,并对农民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特别是对那些思维比较活跃、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年人的作用更为突出.大众传媒在农村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传授政治知识、政治技能,传播政治观念,辅助政治表达.当然,大众媒体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比如对商业性信息的过度传递往往导致农村青年的道德意识扭曲、价值观念偏差,检测新闻的泛滥使农村青年对媒体的信任感下降等等.有鉴于此,我国政府应当在继续贯彻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青年文化素养的同时,加强新闻媒体自身的改革.[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