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的待解课题

视野往事

在宋朝以后的文献中,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同文献、甚至是同一种文献,对同一个人的年龄记载往往不尽相同,有的甚至相差达到十数岁.

今人不要误以为这是传写致讹,实际上是另有隐情：官员们出于某种目的,自己或由亲属在的档案上填写虚检测的年龄.

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就曾说过他“年虽六十有六而实年已及七十”.对于自己的年龄竟有两种说法,且相差达四岁之多,其中显然是别有蹊跷.为什么实际年龄已经七十岁了,却又说“年虽六十有六”呢?原来这里的“六十有六”指的是“官年”.

皇帝拿这也没辙

所谓“官年”,是指文人们填写在的档案履历上的年龄,而真实年龄则称之为“实年”.官年这种称谓,在宋代已经普遍出现,宋人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叙述过.

文人学子参加科举考试,或欲显年少英才,为求达官东床之选,或为老来成为“特奏名”进士（“特奏名”：宋代一项特殊政策,优待老而无成的举子,授予其出身）,做官不受年龄所限,或者公卿贵族为使后代早获恩荫,早入仕籍,纷纷将实际年龄或增加、或减少数岁,登记到了档案履历上,就形成了官年.

从洪迈的话来看,这种虚报年龄,造成官年、实年并存的现象在当时已经较为普遍了,以至于连朝廷都不以为意了.

其实,这种为仕途方便而虚报年龄的行为,并不是从宋代才开始的.据《三国志》记载,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就不耻损年以求便,从侧面说明这种虚报年龄之举,在汉魏之时就已经出现.只是宋代这种行为更为普遍,而且以官年的形式公开化了.

宋代文人的“官年”现象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明代王世贞在自己的文章中记载,明代官场改年的现象依然存在,并且相当普遍.

那清代的情况又如何呢?清初学人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官年》条曾云：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

对此现象,清雍正帝也有感叹：朕览文武官员履历,开载年岁,任意增减,多有不实,外省文武年岁不实者尤多.

陆秀夫也改过年龄?

官年现象于宋代大量出现,明清两朝盛行,是有社会背景的.隋唐兴起的科举考试制度,到了宋代更为普遍和严格,成为文人们最主要的取仕之途.同时文官制度也随之逐渐成熟和规范,官员的任命、升迁及致仕都有具体规定.

比如文人们取得功名后,在具体任官上会有额外的要求,其中便包括年龄一项.在这条宝贵的进阶上,士子当然是希望能尽量多争取一点方便.于是那些想要突破年龄限制的人便在自己履历年龄上做起了手脚.岳飞之孙、南宋文学家岳珂在谈到文人们增减年龄时曾说道：今世出仕者,年至二十,始许莅官,才登七旬,即盍致仕.道出了官员改年龄的“苦衷”.

南宋以“负王赴海死”而彪炳青史的陆秀夫,其生年、享年早有不同说法.《宋史陆秀夫传》载：“至元十六年二月,等负王赴海死,年四十四.”按这个说法,陆秀夫生年当在1236年.

但在《宋宝四年登科录》中,称陆秀夫生于1238年,其终年为四十二岁.另外,与陆秀夫同时代的淮阴人龚开所撰《宋陆君实传》也记载其终年“四十二”.

洪迈则称,官年有减岁和增岁之别,减岁之人多为以平民身份应试者,增岁之人则多为官宦子弟.而对于这种虚报年龄的作法,当时的统治者是默认的,并且在官府的公文中也不刻意地隐讳.

在清代,“履历”所填官年一般都比年谱所记生年要小,说明官年发展到清代时减岁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学者在顾廷龙主编的《清代卷集成》中,选出30名既有卷“履历”,又有年谱的清人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有17位卷“履历”上所填的官年与年谱所记生年是不同的,最多的差了6岁.

卷“履历”上所填的往往是应试者虚报的一个生年,而一旦他通过科举考试最终进仕的话,这个生年也就往往成为他今后官员履历表上官年（履历表称为“现年”）的起算之年,官年的作用由此从科举延伸到职官之中.由于卷上的官年是虚报的生年,也就必然导致官员履历表上的官年是一个不真实的现年.

在古代,官员改年龄的现象依然普遍,公然成为一种陋习,以至于连雍正这样严厉的皇帝都拿这个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