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力制约下的台湾新闻传播教育

摘 要　学科发展包含学科理智发展和学科制度发展两个层面,本文从学科发展的这两个层面,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研究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其研究历史进行回顾.

关 键 词　台湾新闻传播教育　学科　理智发展　制度发展　合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昆明650223；云南行政学院讲师,昆明650111

方文认为,学科发展包含学科理智发展和学科制度发展两个层面,学科发展史是学科理智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

限于篇幅,本文在学科理智发展层面上主要以重点学术刊物及书籍的内容作为考察对象,在学科制度的发展层面,选择科系成立的名称、数量与相应课程的开设这一视角,两者结合,从学科发展角度考察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历程.

一、新闻传播教育概念的界定

台湾关于新闻传播教育的学术论著不少,但学者很少对此概念进行界定.目前台湾各所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繁多,课程设置十分庞杂,这反映了台湾目前传播研究外延越来越大,研究领域的泛化导致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界定的边界模糊的境况.“多少亦显示出传播学门在学院及教育体制内的尴尬地位,距离独立、自主尚远”.

囿于研究范围和研究精力,同时考虑到不遗漏重要的研究信息,本文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概念界定为在台湾高等教育机构中进行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

二、台湾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

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本文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以《报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兼有出版代表性书籍；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0年以来,以政治大学教师为主的团体多次举办较有影响的传播及教学研讨会,《新闻学研究》、《中华传播学刊》是学者主要的研究论坛；第三阶段,2004年以来至今,研究相对沉寂.

第一阶段：20世纪6080年代,以《报学》为主进行的研究.

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曾虚白、马星野、谢然之、王洪钧、成舍我、黄天鹏等人积极投身新闻教育,他们以《报学》等杂志作为主要论坛,对新闻教育的方向、具体措施以及新闻学的发展建言献策.其中以马星野的《美国编辑人协会与中国教育》、黄天鹏的《新闻教育二十五年史的回顾》、谢然之的《中国新闻教育的沿革》、《新闻学的发展与新闻教育之改革》、王洪钧的《中国新闻教育的方向》、《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新观念》、李瞻的《美国的新闻教育》等论述为代表.对新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新闻教育的得失、世界新闻教育的走向等方面进行阐述,反映出迁台初期,报界学界人士对新闻教育的热衷与关心.在1961年5月,台湾从事新闻教育者与新闻界的领导人士召开了一次较为重要的“新闻教育座谈会”,与会人员经过讨论后,对新闻教育得出十项结论,反映出当时研究者对新闻教育的地位、教育内容、实施保障、与实务界关系等方面都有细致和前瞻的考虑.

郑贞铭在1964年写作《中国大学新闻教育之研究》一书,他认为兼顾实际与理论的新闻教育制度不仅是中国大学新闻的目标,也是大多数国家新闻学府所追求的理想.此书是台湾第一本关于新闻教育的专著,在学界有一定影响.

1965年钮抚民写作《各国新闻教育比较研究》,对新闻教育的价值、各国新闻教育的发展趋势、台湾新闻教育的努力方向做了阐述,该书着重于史料介绍,是台湾较早关于外国新闻教育介绍的书籍.

新闻教育的论述与研究以《报学》作为主要基地,从1951年创刊到1994年停刊,根据笔者的搜集,总共有100多篇论述新闻教育或与新闻教育有关的论述,其中还有不少宝贵的史料.虽然在总体上,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叙述或观察为主,方法谈不上严谨科学,但这期间的研究主要由新闻学者和报人共同发起,对新闻学教育转向传播学教育、课程设置、教育理念及教学方法等有不少有益的探讨,学与术之争、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指导,新闻学应怎样处理好与传播学的关系等等,此类问题至今仍在探讨.目前台湾学人在做新闻教育回顾的过程中,很少有人关注《报学》这一块的资料.事实上,有关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新闻学与术之争,课程设置探索等等,今天仍是大问题.忽略前人有借鉴意义的探讨,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其后,对台湾新闻教育的研究,以李瞻、郑贞铭、王石番、陈世敏、翁秀琪、钟蔚文、陈百龄等人为代表.1966年李瞻出版《世界新闻史》,在各国新闻史之后均附有各国新闻教育发展状况的介绍.李瞻在《八十年来的新闻教育》中将新闻教育分为：新闻教育的创始、新闻教育的成长、抗战时期的新闻教育、胜利后的新闻教育、自由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等阶段,并详细对政治大学、政治作战学校、文化大学等诸多系所作出评介.李瞻认为赴台之后,台湾新闻教育主要取得了提高新闻教育品质、提高新闻教育师资素质、编撰大学新闻传播丛书、充实新闻教育内容、修订课程、充实设备等诸多成绩,但是也存在新闻科系人数太多,超出实际需要；大学部新闻、传播科系,专业课程学分太多,语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学分太少,使新闻教育陷入迷途；兼任师资比例太高等等问题.

1980年3月27日,台湾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在台北成立.该会成立后,每季开办《传播教育会讯》一份,定期向会员单位提供传播教育的会议资讯、学术论文以及各大学的师资与招生动向等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该会在1982年9月资助出版了《新闻教育与我》一书,邀请马星野、谢然之、黄天鹏等撰写新闻从事新闻教育的回忆与经过,具有较为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借鉴意义.此外王洪钧也写作《我笃信新闻教育》一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此一阶段新闻传播课程设置从在早期注重新闻业务,逐渐过渡到重视加强语文能力、重视文史哲能力的培养、增加选修科目、传播学课程,按媒介分类设置专业.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大学多次举办重要的传播研究及教学研讨会.1993年,政治大学举办“1993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对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提出思考.朱谦在谈到中文大众传播研究将来的方向与课题时,认为需针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二地快速和动态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变着手.他特别强调“希望用我们中国人的智能,加上一些西方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作选择性的采用”.朱立认为除了朱传誉教授在新闻史方面的努力与成就外,“我们在历史或社会传播方面的成就是在非常有限,而且困难重重,尤其是欠缺整合与统筹的功夫.”传播研究中国化有四个努力方向：1.将西方现有的传播观念或理论做跨文化、跨地区的再测试；2.将西方对华人传播现象的理解加以整理、批判；3.钻研中国文化中独特的传播现象,如面子与传播、方块汉字的传播功能等；4.探索华人社区当前切身而重要的传播问题.此后,政治大学多次举办新闻工作人员的进修研讨会,并出版《新闻学与术的对话》,文末附有学者与业者对同一篇论文,因所站角度不同而进行的争论,体现出学与术的交流的重要性.

在课程设置方面,上世纪90年代后,传播学课程设置比重得到加强,新闻系学生如何与其他专业学生区隔显示自身特色也为学者所关注.王石番、陈世敏等在《传播教育课程规划研究》中为台湾的传播教育擘画出一个“兼顾专业养成、学术成长、通识教育的‘三脚模式’”,并为日后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一系列传播教育改革奠定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潘家庆等继而提出传播教育核心课程规划方案,政治大学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开始实行学程制.学程制与旧制度最大之不同在于,首先加重了通识教育和基础课程比重,通识及基础科目学分数占毕业最低学分数二分之一以上,借此要求学生博雅与专精并重,除专业知能外,亦能有广博的背景知识.其次,延后分流并提供多元学制,大一大二以不分系的方式修习院共同必修科目,大二或大三开始进入学程,学生可利用大一大二时间修习传播基础科目,对传播学有完整了解后,再决定具体学程.政治大学的学程制对其他学校起到了示范作用.

上个世纪90年代――2000年以来,以《新闻学研究》、《中华传播学刊》为主要论坛进行新闻传播教育讨论.《新闻学研究》分别在1996年第53期、1999年第58期、2000年第65期、2001年第68期、2002年第71期上分别就传播学门的正当性危机、传播学应该如何从入门科目的设置上求取学门正当性、新闻教育效果实证性调查等重要议题深入探讨,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2000年,翁秀琪整理台湾传播教育文献,对台湾近70个系所的成立时间、名称改变、主要科目的课程做了统计和比较,是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总结之作.她认为在学门面临正当性危机的挑战之时,台湾的传播学社群是否能提出什么“在地思维、全球实践”的问题意识(群),毋宁是决定台湾传播学研究与教育是否能建立主体性的关键所在.

1996年6月,台湾成立中华传播学会并出版《中华传播学刊》.2001年是台湾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比较活跃的年份,林东泰分析了1956年至2000年间的1203篇硕士论文和22篇博士论文,结果发现,政大乃是台湾传播教育的起源地和重镇所在,而且随着台湾教育的开放,有从政大逐渐扩散到其它学校的情形.夏春祥认为台湾传播学面临正当性危机之时,传播系所却不断成立,教学蓬勃发展.此种“身体与灵魂上的巨大落差”既是危机又是生机,作者呼吁应该重视实务面对与学术研究的作用与影响,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实务所赖以生存的台湾社会,才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与回归处.知不知道西方的最新思潮,不该成为唯一学术关注的焦点.此后,每年举办一次的中华传播学年会影响日增.

1999年郑贞铭写作《中外新闻传播教育》一书,2010年,郑贞铭再次整理自己的新闻教育思想,提出新闻教育的六个“是”与“不是”,他认为新闻教育“不是技术教育,不是廉价教育,不是孤立教育,不是速成教育,不是僵化教育,更不是功利教育”,新闻教育是“专业教育,是教育,是人文教育,是通识教育,是全人教育,是终身教育”,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新闻教育的本质.

2004年台湾传播界研究成果堪称丰富,翁秀琪组织台湾传播学界主要研究者写作完成《台湾传播学的想象》一书,该书从传播学各领域勾勒出台湾传播学研究的轮廓,是台湾学术界首次有系统的尝试.虽有其局限性,但对传播学这个领域在台湾的发展与内涵的了解,却具有很大的贡献.同年,林丽云出版专著《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作者反思了台湾学院内传播学知识生产的历程,探讨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下,相关场域的逻辑如何对传播学术施压与设限.作者运用、该书虽不主要论述传播教育,但运用场域观点分新闻传播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理念等,令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意义.

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在经历上述“众声喧哗”之后,台湾新闻传播研究相对较为沉寂,近期很少再看到相关著作.而相关专业和课程的设置,不是不仅不能为学问而学问,反而更向专业性、技术性课程发展,例如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信息网络研究、电视、电影剧情片制作、管理学、多媒体制作课程等必修课的设置.

三、小结：合力制约下的台湾新闻传播教育

除社会因素对高等教育中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影响外,学科理智层面的研究对传播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在台湾,传播学研究仍然以实证研究为主,以行为科学、社会科学为主导,传播理论研究薄弱、新闻史研究不受重视、传播理论本土化尚处于探索之中.台湾迄今没有一本以台湾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也未能对于传播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发展出一套具本土特色的论述.同时研究领域的泛化,也导致认知认同和职业认同的泛化.虽然台湾传播学者一再呼吁新闻传播教育应回归大学教育所应承载的人文精神,并在理念上将传播学教育提升到与学科建制和学术研究水平紧密相联的高度.但在市场、技术力量的过分牵引下,传播学科理智层面发展的不足仍然会导致新闻教育的必要性受到质疑,学与术的争端、教育市场化的趋势短时期内不会消失,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