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妇女教育

点赞:13463 浏览:57534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0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在中国近代社会,传教士宣传男女平等的教育思想,创办教会女子学校,资助中国女留学生,这为妇女受教育提供了机会,促使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Abstract:IntheChinesemoderntimessociety,themissionarypropagandizestheequalityofthesexeseducationthoughtthatanizesthechurchGirl'sschool,subsidizestheChinesefemaleforeignstudent,thisiseducatedforthewomanhasprovidedtheopportunity,urgesChinesewoman'ssocialpositiontoenhanceunceasingly.


关 键 词:传教士近代中国妇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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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雪莉,女,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8级研究生

本文通过分析传教士参与近代中国妇女教育的活动,窥探近代妇女受教育状况,以及受教育的妇女群体对中国社会变化的贡献.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积极关注妇女问题,从事妇女教育活动,推动了妇女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近代以前中国妇女的教育状况

(1)中国的传统妇女观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男女地位极不平等,妇女处于极其卑微的地位.在传统的家长制社会里,对妇女有各种各样的规范,形成中国传统的妇女观.

封建社会里,妇女没有自主选择丈夫的权利,大多数婚姻是写卖婚姻.妇女“嫁必由父母,须媒约”,[1]婚姻的程序依照“六礼”进行.在缔结婚姻上,妇女也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权利.丈夫可以依据“七去”休掉妻子,而妻子却没有休掉丈夫的权利.妇女的活动范围也很有限.在私人领域中,妇女操持家务活动,生儿育女为家族遗传后代.在公共领域中,妇女没有任何涉足的权利.男女之间界限分明,男女绝对不能公开接触,妇女绝对不能参与男性活动,特别是政治经济活动.因此,妇女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权,没有政治上的发言权.

封建社会里,妇女必须遵守严格的妇女观,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

(2)传统中国的妇女教育

在受教育上,封建社会坚持尖锐的性别不平等的受教育观念.统治阶级对男女教育的态度显著不同.“家庭之教,女子不与;学校之设,女子不厕;‘所以诲女子者,一则曰三从而已,再则曰四德而已.’一切启发灵性之书等女子皆不得与闻”.[2]这种不平等的妇女教育观,导致社会普遍认为妇女受教育无用,“女子不必接受教育,并且以为不配受教育,”[3]因此,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大部分妇女只能接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育观念,屈从于无教育权利的状态.社会通过剥夺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从而把妇女禁锢在家庭之内.如果妇女走出家庭读书,被看成是伤风败俗的行为.

直到战争前夕,社会仍然把妇女局限于家庭之内,妇女受到的教育很少,男女平等教育仍然是空白.

二传教士在中国的妇女教育活动

战争后,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第二次战争后,清政府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居住和自由传教,并且教徒受到法律保护.此后,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传教士达到中国后,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妇女的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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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破除传统中国妇女教育观

为吸引中国人入教,传教士开始关注中国妇女问题,尤其是教育问题.传教士期望以妇女问题为钥匙,逐渐推进传教活动.

到达中国后,传教士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主张妇女应该接受教育.随着传教士的增加,对妇女教育问题的关注度也不断增加.1891年,由林乐知编的《中西教会报》在上海出版,驳斥中国传统的妇女教育观,强烈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指出“美国凡为女子者,无论学习何艺,皆莫之禁”.特别是在《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一文中,针对中国男子教育尚不能普及,何况女子教育的说法,此文指出:“夫欧子,为农、为工、为商、为士、为官署之父案、为报馆之记者、为学堂之教员、为医院之医生,且犹如十字会者,皆亲历林炮雨之间.等其程(成)工何亚于男子?”[4]此报纸还刊登大量西方关于外国教育的事例,为中国兴办教会女学提供参考.

在传教士的宣传下,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对妇女受教育的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梁启超曾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指出,“女子如才便是德”的谬论是“祸天下之大道”[5]此后,梁启超结合着“救亡图存”和“开明智”的理论,提出更激进的妇女教育观,认为“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6]传教士通过传播妇女教育的观念,破除传统传统妇女教育观.

传教士通过创办报纸,宣传必须改变对妇女的歧视,男女具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必须给予妇女平等教育权.

(2)创办中国女子学校

传教士不仅在宣传上强调妇女具有平等的教育权,而且创办女子学校,为中国妇女提供教育.

最初为妇女提供教育的学校,开始于教会的女子学校.第一所女子学校由阿尔德赛女士创办,成为妇女正式接受教育的开端.1844年,阿尔德赛正式创立女子学校.随着来华传教士增加,在各地相继建立女子学校,开启教会女学.教会女学在中国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2年到19世纪60年代,第二阶段为19世纪70年代以后.[7]1844后,“又有11所女子学校先后在五口和香港开设”.[8]西方各国传教士纷纷在通商口岸开设学校,如美国传教士哈巴(A.P.Happer)在广州开设的基督教女子寄宿学校(1847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开设的徐汇女子学堂(1855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厦门设立的乌中女学堂(1860).初期,教会学校招收的女学生很少,妇女入学接受教育不为社会、家庭所接受.“他们最初之时所能招到的学生,不过为使婢抛女及最穷苦者的女孩,因校中有衣事之供给,所以敢冒与洋人接近的危险”.[9]到了第二个阶段,教会学校迅速扩张.如上海的圣玛丽亚女校(1881年),北京的燕京女子大学(1904年).此时,不仅教会女学数量增加,而且有小学、中学和大学,教会学校逐渐完备.

在教会学校里,教育目标“皆应为社会宗教之中心点,以养成基督教信徒,教育家,与慈善家为目的”.[10]因此,女子教会学校的主要课程包括宗教课程、英语及西学课程、家政及其它课程.宗教课程是教会女学课程的核心,如1864年在北京成立的贝满女校,“最主要的中心科目是《圣经》,一切其他学科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教学”.[11]宗教课程不仅包括知识理论,而且包括宗教活动.英语及西学课程主要是为宗教课程怎么写作的,向中国学生灌输西方文明.英语在授课中占据重要地位,如上海的中西女孰.在教学中,很多科目用英语教授.教会女学开设其它方面的课程,如家政课程、音乐、舞蹈等.

教会女学的创办,为中国妇女受教育提供了机会.妇女通过接受初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解放意识不断觉醒,为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奠定重要基础.

(3)资助中国女子留学生

进入中国后,传教士通过教育、出版和慈善事业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国女留学生的出现,与传教士有着密切关系.中国最早的四位留学生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和石美玉,都是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出国留学,是国际上中国妇女的重要代表.

宁波人金雅妹(1864―1934)出生牧师家庭,两岁半时父母双亡,被宁波基督教长老会的美国传教士麦加棣(Dr.Mo.Cartee)收养.跟随麦加棣在美国和日本接受初等教育.1881年,在麦加棣的帮助下,进入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成为当时该校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四年后,金雅妹以第一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毕业生.福州的何金英,由于其父亲思想比较开放,先在福州教会女孰读书,接着进入福州妇女医院学医.在校期间,表现突出,被美国布道团推荐赴美留学,先后在俄亥俄州的威斯林大学和费城的女子医科大学学医,于1894年毕业.至于康爱德,被美国传教士昊格矩(hoag)收养,在美国传教士哈欧创办的(Howe)的教会学校里接受启蒙教育.九岁时,随昊格矩回到旧金山,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1892年,康爱德再次被哈欧带到美国,进入密西根大学学医,1896年回国.湖北黄梅人石美玉(1873―),出生于教民家庭,父亲主持教堂活动,母亲主办小书塾.1892年,石美玉被哈欧带到美国学习,同康爱德在密西根大学学习医学.

女留学生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妇女踏出国门的门槛,不仅开阔妇女的眼界,而且对中国社会,特别是西方医学进入中国起到重要作用.

三妇女教育活动的影响

(1)促进中国近代妇女的自觉

教会女子学校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开创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促使妇女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

教会学校反对男女不平等的教育地位,不断提高妇女的科学文化水平.中国识字的妇女很少,特别是乡村妇女,几乎是文盲.传教士创建扫盲班,帮助妇女认识汉字.妇女通过学习,不仅学会最基本的知识,而且随着受教育妇女的增加,教会提倡的女子教育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大多数人民对女子教育,已渐知重视.而为父母者,亦渐知其女儿之利益.因彼等受教育之后,不但能增加其家庭收入,并能于择婿之时,有较好之机会焉”.[12]因此,教育不仅促使妇女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促使更多妇女自愿地接受教育,而且促使社会认识到妇女接受教育对社会有贡献,支持妇女教育.

通过教会女子学教的教育,塑造一批中国近代新式妇女,妇女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为中国妇女的解放提供重要条件.

(2)促进中国近代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妇女通过接受教育,思想认识发生转变,促使妇女通过斗争提高其地位.

在教会女子学校中,开设一些自然科学课程,如算术、生物、医学,提供一些最浅显的自然科学知识.医学引起很多妇女的兴趣,促使很多妇女学习医学.最早的四位女留学生都学西学,归国后成就显著.1907年,金雅妹在天津创立医科学校,亲自任教.1896年回国后,何金英主办福州妇孺医院.1898年,她出席伦敦国际妇女协会代表大会,成为第一位出席国际妇女会议的中国妇女.1899年,主持福州的马可爱医院.康爱德在南昌创办医院.1900年,石美玉在九江创办仁德医院.同时,她翻译了大量西方医学经典著作,这都为中国引进西方医学做出重大贡献.女留学生通过其行为,不仅改变着国内的妇女观,而且改变着国际对中国妇女的认识,对推动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

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一批新式女性,促使中国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妇女解放提供条件,促使中国妇女的地位不断提高.

注释:

[1]韦溪.《中国古代妇女禁忌礼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2]熊月之.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5页.

[3]褚季能.《甲午战争前四位女留学生――中国妇女教育史话之二》,《东方杂志》31卷11号“妇女与家庭栏”的11-12页.

[4]李楚材.《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

[5]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合集》(第2卷),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