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政治安全其维护

摘 要 ：政治安全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世纪新阶段,维护我国国家政治安全必须在深入认识和科学把握国家政治安全基本要素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全面加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能力的建设.

关 键 词 ：政治安全；要素；挑战；维护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1-0081-03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双重主题,从来都是相伴相生、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国家安全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国家发展又可以为国家安全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撑.国家安全是当代世界各国,特别是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进入21世纪,国家安全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关键期和社会转型攻坚期的中国更为重要.国家安全直接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发展的百年大计.当前,我们必须居安思危,自觉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切实提高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在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利益的过程中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治安全的学理

“国家安全就是国家处于没有受到威胁、脱离危险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失序的客观状态”[1].在一般意义上,国家安全可以视为维持主权国家存在和保障其根本利益的各种要素的总和.如果从领域来看,国家安全主要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集中表现为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等方面.相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军事安全而言,“国家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2].国家政治安全主要是指一国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主要包括稳定的政权性质、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形式和有序的政治过程等三方面基本要素.

(一)政权性质稳定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要素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政治权力.政权问题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因此,在政权性质基本适应经济基础的前提下,维护和巩固现存政权就成为我们分析和把握国家政治安全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现代政治主要表现为政党政治,政权性质与执政党性质直接关联.因此,国家政治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就集中表现为执政党的执政安全.执政党的执政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性质稳定与否.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表明,一个国家的执政安全是与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成正比.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就成为维护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性要求.

(二)国家权力结构形式合理性是国家政治安全的关键要素

一般而言,国家权力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权力的构成形式,也就是一定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它主要包括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两大组成部分.从国家权力配置的角度看,政体就是指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主要包括权力的构成、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国家结构形式就是指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主要包括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在国家政权性质与国家权力结构形式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从总体上讲,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和统治内容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的关系,也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3],即国家政权性质决定国家权力结构形式,而国家权力结构形式反作用于国家政权性质.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在实施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时候都离不开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形式.从根本上讲,国家权力结构形式是否合理又是以其所依附的政权性质为衡量标准和根本参照系的,一个国家只要政权性质稳定,国家权力结构形式就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变动,但是,一旦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形式遭到破坏,就会或迟或早地影响国家政权性质的稳定.回顾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史,无论是传统社会中由于地方诸侯割据引发的国家动荡,还是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分裂势力对国家统一造成的挑战和破坏,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出了问题.这充分证明保持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形式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三)有序的政治过程是国家政治安全的基础要素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国家政治过程主要包括国家政治决策、政治实施和社会组织及公民政治参与等三个方面.就国家政权性质、国家权力结构形式与国家政治过程关系而言,一方面,国家政权性质和国家权力结构形式直接决定着政治过程能否实现有序运行,只有国家政权性质保持稳定和国家权力结构形式构成合理,才能使政治决策和政治实施做到政令通畅、落实到位,才能使公民政治参与呈现理性、有序和依法进行的状态.另一方面,政治过程又对国家政权性质和国家权力结构形式具有反作用,只有政治过程运行有序才能有助于国家政权性质的稳定和国家权力结构形式的优化.就中国而言,无论是中国作为执政党做出的改革开放政治决策及其实施,还是党倡导并积极推进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稳定和提高国家权力结构形式的合理化水平,而且有利于推进党和政府政治决策和政治实施的科学化、化,有利于推进人民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和有序化.这也正是总书记在庆祝中国成立90周年大会上强调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制度,丰富形式,拓宽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选举、决策、管理、监督”[4]重大意义所在.

二、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形势面临的严峻挑战

国家政治安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过程始终是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相伴随的.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重视和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切实提高党和政府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能力,是改革开放大业能够取得伟大成就的一条宝贵经验.进入新世纪,我们依然必须站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国家政治安全形势.就我国当前国家政治安全状况来看,其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

(一)全球化进程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带来全新挑战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这些新特点是该时期的显著特征.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国门的打开以及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的加强,一国政治体系的稳定必然要受到国际社会因素的影响.必须清醒地看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往往不遗余力地兜售其政治价值观,总是把西方的、道德、人权作为唯一标准和成功模式,一厢情愿地向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推销,企图影响和改变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把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轨道.

如果说过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是臭名昭著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突出特点往往表现为以“炮舰政策”、“大棒政治”等显性方式地粗暴干涉别国内政；那么,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摇身一变、花样翻新,既打所谓“经济援助”、“贸易往来”的经济牌,又打所谓“化”、“政治多元”和“颜色革命”等政治牌,近些年又打出了以所谓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为代表的文化牌.究其本质,它们试图借助经济援助、经济交流为跳板,利用支持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推动“化”、推行“普世价值”等隐性方式干涉别国内政.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如此卖力地向外输出,从老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到克林顿政府的“参与扩展战略”,再到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大中东化改革方案”都表明了美国推销其模式的努力在不断推进.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甚至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国家以“进行经济和政治多元化”为条件才能换取美国、西欧和日本的“长期三边援助”.1991年7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规定,向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或减免债务,必须与这些国家是否实行“化”联系起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甚至直接声称,美国以“人权”、“”作为“21世纪的战争武器”.根据美国的统计,1999年至2006年,美国拨款1.1亿美元用于在中国实施与“”相关的项目.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上述政策及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其他主权独立国家的政治干涉,都对其他主权独立国家的政治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复杂的国际关系环境中自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正如着重强调的：“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5]

(二)战略机遇期面临的突出矛盾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带来现实挑战

战略机遇期是同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黄金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国家政治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具体来看,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在不断增多,国家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国家政治安全问题面临严峻挑战.从近几年影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现实情况看,对国家政治安全构成威胁和挑战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容易通过各类突发事件、件以及其他社会重大事态等形式表现出来,对国家政治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例如,2005年发生在上海、深圳等地的涉日游行,短时间内就聚集了数万人；2008年的贵州事件,也是一个由于社会矛盾未能及时有效处置导致谣言四起并最终引发冲击政府的典型案例.

另一方面,诸多社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也屡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通过内外勾连、恶意炒作,歪曲事实、放大矛盾,最终将矛头转向党和政府,严重影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例如,2008年西藏拉萨的“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的“”就存在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进行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以激化社会矛盾,将一般问题政治化、国内问题国际化以冲击党和政府的险恶用心.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站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面临的突出矛盾,切实提高党和政府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能力.事实上,2008年和2009年分别组织全国基层县委书记和基层局长进京集训,就是提高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三、全面加强我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能力建设的对策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建设.当前,加强我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能力建设应当重点抓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必须牢牢把握我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能力建设的主题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与党的建设分不开的,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国家政治安全的主题是国家政权性质的稳定,而国家政权性质稳定又是与执政党的执政安全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政治安全能力建设的主题就体现和反映在党的执政安全能力建设上.正如强调指出的：“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6]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党的执政安全同样是过去安全不等于现在安全,现在安全不等于永远安全.要保证我国国家政治安全和党的执政安全,就必须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正如强调指出的：“我们要始终从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出发,全面把握我国社会稳定大局,有效应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5]30-31

（二）必须紧紧抓住我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能力建设的主线

从实践来看,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能力建设的主线有两条,一是观念建设,二是制度建设.一方面,观念是实践的先导,如果没有国家政治安全的主动意识,思想上出了问题,意识形态主阵地失守了,现实中国家执政安全就会有麻烦.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政体的演变往往从原则开始”.一定意义上,这句话就是在强调政体观念对于保持政体稳定的重要作用,充分反映了观念建设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价值.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同样要高度重视观念建设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同样要出大问题.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方向,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形色色的否定社会主义和领导的政治思潮,坚决反对所谓“军队国家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非党化”的错误观点.

另一方面,我国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说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7].进入新世纪,再次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5]39,“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证”[5]21.这既是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创造性伟大实践的宝贵经验,又是新世纪全面加强我国国家政治安全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