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与政治的若干认识

一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帝制,把封建君主政体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建立了顺应世界潮流的共和之国.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涵有发人深思的经验与教训,需要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新的认知.

辛亥革命蕴含的政治意义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怎么发表生的一次伟大政治革命,其意义堪与1640至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相媲美.英、法、中、俄这四次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都是革封建主义的命,都把皇帝（国王）赶了.四国都是通过武装斗争来战胜封建主义,确立了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制度,并为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开辟道路,革命本身也为后来新的改革或革命创造了条件.但是,现在学界对英、法革命评价一般比较高,而对中、俄革命尤其是中国的辛亥革命评价则比较低.例如,认为从总体上说辛亥革命是一个失败的革命.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了成功,促使本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的辛亥革命却失败了,没有根本地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的辛亥革命甚至也不如俄国二月革命,因为俄国二月革命后紧接着发生了十月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而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内战,辛亥革命没有产生重大的积极的影响.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应该看到,辛亥革命不仅可以和英、法、俄革命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超越它们,有着巨大成功的一面.一是从革命对象来看,辛亥革命面对的是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要推翻这样的封建统治,其力量和传统大大超过西方诸国,由于任务更为艰巨,因而其成就也更为彰显；二是从革命过程来看,辛亥革命的过程较短而成就大,英法两国的革命则过程长而成就较小.辛亥革命发生后到1928年底的东北易帜,仅17年,作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代表――中国国民党已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并且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段时间内,虽然发生了袁世凯的82天帝制和张勋的12天复辟,但都不过是两场闹剧而已,并没有使民国中断.从辛亥革命到完全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只用了16年.而英国革命从1640年开始,1649年处死国王,成立了共和国,但在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妥协之下,1660年斯特亚图王朝复辟,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才真正实行君主立宪制.法国革命从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开始,到1792年一直实行君主立宪制,到1793年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才实行共和制,后来经过反反复复的几次复辟,一直到1871年普法战争才把君主制真正结束,其间长达82年之久.三是从革命力量来看,中国的革命力量与封建势力相比极为悬殊,而在力量比较弱小的情况下,辛亥革命能够一举推翻了封建统治,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和伟大的胜利.

辛亥革命作出的政治选择

以往在论述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后,紧接着就指出,革命成果落入袁世凯之手,以后又出现军阀群起的乱象,而较少论述辛亥革命时期奔涌着的与宪政潮流.这就造成这样一种定见,辛亥革命固然推翻了中国的封建统治,客观上有利于政治的发展,封建帝制的复活已不可能,但并没有说明辛亥革命时期对政治的主动选择.

早在辛亥革命之初,中国的政治就得到快速的发展.当革命把皇帝拉下马,清廷宣布逊位后,孙中山领导的政治力量,积极从事政治建设,主张通过全国选举,产生国会,制订宪法,并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织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以保障宪法的贯彻执行.为了议会斗争的需要,1912年8月,经孙中山、黄兴同意,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自己则写作技巧理事长,全力投入了从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开展的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果,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此时,国内政治万象更新,空气日见浓厚,潮流空前高涨,宪政正在实验中,言论、结社完全自由.众多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临时参议院的存在,国会的选举和成立,议员中的大多数为限制袁世凯专制进行着斗争,这些情况都表明,在政治力量推动下,以议会为中心的政治在萌发中,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悄然形成.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约法共为7章56条,其基本精神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制度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成文法.当时形成的共和好局,却因1913年3月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在上海车站横遭暴徒击伤重逝世而痛失.孙中山谴责袁世凯策划了事件,认为“非去袁不可”.袁世凯也筹措部署,准备进行武力镇压.6月间,他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不服从,下令免职,并派兵南下,发动了内战,国民党人也只好被迫应战.虽然建国的新局面突然中断了,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始终没有放弃对政治和宪政立国的追求,其走向共和的立场是坚定的.由此可见,、宪政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主潮和旗帜是不容置疑的,这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必将产生持续的、重大的影响.

辛亥革命形成的政治困局

一般的历史教科书论及辛亥革命,总要这样说,辛亥革命的失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对于封建势力,革命党人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却没有去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和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结果是袁世凯的反动政权代替了清王朝.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也不能够充分发动和依靠农民阶级这个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参见曹立前编著：《简明中国近代史》）这就是辛亥革命形成的政治困局,中国并没有通过这场革命走向共和,实现政治.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教科书虽然提出了辛亥革命形成的政治困局,但是却没有很好地解开这个谜.因为这之后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农民的土地问题得到了解决,帝国主义赶跑了,反动的旧国家机器也被推翻了,但是为什么形成的仍是权力过度集中的“苏联模式”政治体制.

在中国,推进和实行政治需要革命力量的主观努力,同时更需要客观的经济条件具备.这两个因素,在当时和其后的长时期里中国则都不太具有.相比起推行和实现政治的主观因素而言,其客观因素,也就是决定能否推行和实现政治的经济基础即市场经济则更显重要.辛亥革命后之所以政治没能够实行,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发育成熟,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农业时代的自然经济.比起英、法诸国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个时候的发展是极端微弱的”.（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20世纪20年代后,在世界工业化背景之下,中国的近代工业虽然有了明显的发展,但是,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仍微乎其微.直到1936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发生25年之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等近代机器大工业产值只占10.8％.”（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而就是在这10％左右的工业经济中,由于国民商经营,真正按市场运作的经济成分还要大打折扣.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开始为建设工业化国家而奋斗,经过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建设,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选择和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而排斥市场经济体制,有经济学家作过估计,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低得可怜,大致只在5%左右.（顾海兵：《30年来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实证考量》）上述分析表明,在工业化浪潮下,推行和实现政治需要两个基本因素和条件,一个是执政者与执政党的实践意愿和决心,一个是经济市场化作为政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但这两者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十分欠缺的.在两头缺的情况下,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健全的政治.

辛亥革命给予的政治启示

辛亥革命百年来,为什么我们至今还要为实现政治而努力奋斗?现阶段中国应该怎样推进和健全政治?这就是辛亥革命赋予我们的政治启示.

事实上,凡致力于推进和实现政治化的国家,都需要执政者及执政党对政治化的认同和市场化经济发育成熟这样两个必备的条件.但这不等于说,在现实中只有两者同时具备,政治化才会翩翩而至.当年英法革命后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是,执政者及执政党对政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双向顺向推动.例如英国,1688年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执政者运用掌握政权的强大优势,在政治上开议会、推普选、实行,为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提供了政治制度保证；然后在经济上,逐渐以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市场主义学说,取代已经不合时宜的重商主义,建立起了市场化经济体制,从而完成了政治化的使命.

应当说,英法革命后所选择的执政者及执政党对政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双向顺向推动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最佳选择.但是,对于一大批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欲实行第一种模式,是为可望而不可即.比较现实的则是对这种模式进行改进,也就是在先推进经济市场化的情况下,适时跟进,推动政治化,从而形成新的模式,即执政者与执政党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化的双向顺向推动.

那么这种新模式与英法模式究竟有何区别呢 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政治先行一步,经济再紧紧跟上,还是经济先行一步,政治再紧紧跟上.两种模式的顺序虽不同,但究其步骤和效果而言,对国情不同的国家都是可行并能取得成功的.可以说,自辛亥革命100年来,特别是最近30年来,中国所摸索的发展道路,正应该是这样的政治发展模式.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原来的5%左右向前快速发展.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的《2008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4～2006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分别达到73.8%、78.3%、77.7%.该报告主要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企业的市场化、劳动力流动和工资决定的市场化、资本交易的市场化、土地交易的市场化、贸易的市场化等9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并参考欧美国家判断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标准,最后得出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具体数字.如果按照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在每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所作的划分来看：0～50％为受压制经济体,50％～60％为较不自由经济体,60％～70％为中等自由经济体,70％～80％为较自由经济体,80％～100％为自由经济体,那么,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到较自由的经济体水平.当然,世界上并没有100％的经济市场化国家.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的测算,2007年美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为82％.一般来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也只有80%～90%左右.（顾海兵：《30年来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实证考量》）

很显然,现在当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达到73.8％～78.3%后,当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了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后,中国已经具备了稳步推进实施政治化的条件.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似乎还有人认为,现阶段中国还没有到可以谈政治化发展的时候.应该说,这是多么糊涂和站不住脚的观点.我们再没有必要去争论中国要不要搞政治的问题了.现阶段中国政治化的进程,不但必须紧紧跟上,而且需要给予必要的提速了.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