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

摘 要:当前中国问题可概括为三点:国际经济压力、GDP困境和安全忧患.这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中国主观上的失误,意味着中国必须清醒判断世界格局和态势,充分研究后工业社会发展规律.

关 键 词 :后工业社会,美元本位,中国问题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6-0030-04

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世界的深刻变革给中国带来的主要是困境和压力,这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中国主观上的失误.如果能清醒判断世界格局和态势,充分研究后工业社会规律,那么中国就能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否则,就会步履艰难,在战略、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层层博弈中被动.因为从实际上看,今天的中国已经面临如下三大问题,即:经济困境、GDP风险以及安全忧患.

一、中国经济遭遇“打工经济”、“食草经济”和“美元霸权”的三重挤压

从全球来看,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工业社会生产体系的逐步确立,世界经济逐渐出现“产业链条化”趋势,而此时的中国还未来得及对上述格局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估,就因情势所迫启动了改革开放.也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显现出内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思路设计和模式选择.

在思路设计方面,因整个社会缺乏对后工业社会规律的专业评估,总体战略方向(全球化)明确但路径模糊(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整个思路设计显得实用性有余而理性不足.这一缺陷导致后来的改革开放迷恋于短期诱惑和局部利益.而在模式选择上,战略性不足必然会带来发展眼界的短视和发展方式的急功近利,实际也是如此.在新的世界分工体系中,中国经济发展利用了自身的优势(资源和劳动力充裕),但是忘记了对自身发展核心能力(技术创新和定价权)的培养.因此,中国发展滑向了世界市场的低端区位,形成了“加工制造等于资源消耗+体力劳动依赖”这样一种模式.市场的另一端则是另一种模式,即“研发营销等于人文社会资源消耗+智力资源依赖”,其处于世界市场的高端区位.两种区位相比:一则利润分配差异悬殊(整个世界形成“加工∶研发营销等于1∶9”这样一种利润分配格局),这意味着中国模式获利很少,二则成本对比相差巨大(加工获利消耗的是自然资源,这是有限的,依靠的是体力资源的低成本,导致内需无法提升,研发营销消耗的是人文社会资源,这是无限的,依赖的是智力资源,具有创新动力),这意味中国模式成本巨大,同时,又不可持续.综合二者,可以发现,中国模式的背后实际上是“高成本、低利润”,加之全球分工“研发-制造-营销”链条化,意味着制造挣1元则研发营销挣9元.因此,从性质上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已经沦为“打工经济”.再深一步,中国经济越发展,资源越稀少,内需越不足,未来经济就会仅有增长的表象而无持续和创新的内核,更不用说其他经济体系在我们打工的基础上越来越壮大了.此其一.

其二,后工业社会时代的财富尺度是资本而非金钱,这是财富标准上的时代性转换.在这一转换中,资本的内涵有二,即“未来收入的折现+定价权”.“未来收入的折现”,其本质是货币使用权的商品化,即拥有一定的货币储备,把其使用权卖给别人,体现在经济运作上就是“投资经济”.而“定价权”的核心是“定价能力”,即在商品价值生产过程中如何能把“制造节点”变为“外包环节”,能使“制造”成为“外包”,便表明你具备了定价能力,反映在经济运行上,即为“定价经济”.可见,后工业社会时代,资本运作的经济形态可概括为“投资经济+定价经济”.因为该阶段的财富主要体现为资本,因此,后工业社会阶段的主体经济是“投资经济+定价经济”.又因为该形态从内容上看,不涉及传统的资源和生产,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虚拟经济”,相应地,传统的“制造经济”因以资源消耗和生产为主,具有实体性特征,可称之为“实体经济”.二者相比:一方面,“实体经济”面向自然界,以消耗资源而成为“虚拟经济”的外包环节,“实体经济”成为财富食物链中的起点,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立足“实体经济”之上,以“实体经济”的产品为获取利润的媒介,居于财富食物链的终端.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两大经济形态又可以分别称之为“食草经济”和“食肉经济”.显然,如同生物界中的食物链一样,财富食物链中“食草经济”是一种弱势经济.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严峻问题也正好在此,那就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主力军“外贸出口”和“投资驱动”从本质上看,都是“食草经济”.道理很简单,“外贸出口”是“制造经济”,这无须解释.而“投资驱动”,一则以引外资为主,需主动找“食肉经济”,二则固定资产投资占半壁江山,这是钢筋水泥的消耗,典型的“食草”.因此,从世界财富分配的大格局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食草性”意味着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是没有的,中国经济崛起在一定意义上只是在为“食肉经济”体系提供食物.此乃中国经济危象之二.

其三,中国的对外货币交换体系坚持国家管制(汇率管制),导致中国汇率体系落入美元陷阱,巨大外汇储备成为美元霸权的俘获者,这带来了中国财富不断流失的危险.具体说,中国在特定背景下采用汇率管制,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美元信用来源的转换,国家应该适时变换汇率机制,实现汇率的市场化和必要的国家保护配套,但我们没有及时跟进.而没有这样做的后果则是极其严峻的,首先,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市场的购写力不断上升,人民币与外币的比值应相应调整,不调整则意味我们在贱卖自己的资源和商品(如专家估计人民币与美元的购写力之比应在2∶1左右,我们人为控制在6.8∶1左右,这就很吃亏).其次,外汇不能在国内自由流通,这意味着我们进来1美元,央行就要发行7元人民币,我们外汇储备巨大,国内人民币发行就巨大.并且,因为一直储备外汇(没有购写资源和产品),这些人民币短时间无相应财富对应,中国国内通胀必然不可避免.再次,美元长期走势是贬值,中国海量存储,实际购写力下降惊人(1994年,中国外汇储备为516.2亿美元,当时的黄金是384美元/盎司,以购写力计算,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134427083盎司黄金.2008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为16471亿美元,当时的黄金在900美元/盎司以上,以购写力计算,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1830111111盎司黄金.不难看出,我国外汇储备从1994年到2008年2月,增长了32倍,而能够购写的黄金总量仅增加了13.6倍！显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掩盖了购写力下降这一现实).最后,最致命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元本位的基础是“黄金美元”(美元与黄金挂钩),其本质是美元信用来源于实际财富抵押,即存美元等于存财富,20世纪70年代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本位的基础是“石油美元”(用美元结算石油),其信用来源是“强制抵押”(军事控制产油国,获得美元对石油的结算权),以“强制抵押”为信用基础的美元表面上是一种信用货币,但本质上是一种“暴力白条”,即该货币没有实际财富抵押,是基于美国强制力的借条,该借条意味着美元可以用来流通,但绝对不能储备,储备则意味着最终写单.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储备大量美元意味着我们可能面临战略性写单危险.总之,如果汇率管制不适时调整和辅以必要的国家保护,中国经济发展就无法避免美元陷阱的算计:贱卖资源、财富缩水、国内通胀、战略写单.

二、发展中的“唯GDP”倾向与中国经济的华而不实之隐忧

所以这样,源于“GDP”自身的两大困境.第一个困境是,在国际范围内,衡量国际发展的经济指标从“GNP”转向“GDP”,这一变化对新兴经济体不利.因为“GDP”是以“国界”为准衡量产品和劳务数量,“GNP”是以“国民”为准,两种标准背后的实际含义是:以“国界”为准,即不论你是哪国人,只要创造了产品和劳务,都属于所居住国家的,以“国民”为准,即不论你在哪里生产和提供劳务,都属于你所属国家的.上述区别在全球化背景下带来了难题和差异.难题是:全球流动普遍化,一国国民遍布世界各地,统计“国民”的产品和劳务太麻烦,甚至在技术上变得不可能,所以“GNP”不便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统一衡量.差异是: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新兴经济体总体上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外包环节”,表现为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遍布全球,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居多,而在“GDP”统计中,这些产品和劳务都算在发展中国家头上,但利润却都流向了发达国家的总部,计入它们的“GDP”中.可见,发展中国家的“GDP”主要具有统计意义,但财富价值不高,而发达国家则反之.相应地,基于“GDP”的国际经济实力也就出现了发展中国虚胖(数大而财少)而发达国实壮(数小而财足)的局面.而这样一种格局,中国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更是强调“引资”,可以想见,我们的“GDP”是何等虚胖.

不仅如此,“GDP”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第二个困境.即我们在评估它时,过于偏重总量,而对其“构成科学与否”、“有无核心竞争力”以及“增速多大才为科学”等问题不予重视,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核心竞争力不足以及增速迷信.

具体说来,完整的“GDP”评估体系应是这样的:总量+构成+核心竞争力+增速.在这一框架中,“总量”代表着发展的规模,但规模大不说明发展就好,规模小也不说明发展差,“构成”代表着发展的质量,如果构成适合“消费\投资\出口”结构,则说明该经济体是健康的(既有好的福利――以消费作表征,又有可持续性――投资作表征,还有一定的国际优势――出口),“核心竞争力”代表着发展的核心动力,若以“技术+创新”为主体内容,则说明该发展是有竞争力的,“增速”则代表着在发展中如何处理“积累与消费、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等基本问题,合理增速的确定本质上是在上述三个矛盾中寻找平衡点,换言之,不是增速越大越好,也不是低增速就是发展慢.基于这一一般评估框架,我们再来看中国经济发展.

显然,结论很不乐观.一是我们很看重总量,且把其纳入执政体系的业绩考核机制,成为影响中国总体发展思路的关键因素.二是我们忽视甚至无视“GDP”的构成,使得“消费\投资\出口”结构严重扭曲,带来了中国发展“内需不足、国民福利低缺、经济可持续性严重不足”之后果.三是我们的发展不计“核心竞争力”的培养,为了保持“GDP”的增长,忽视行业选择的科学性和战略性.例如,在今天的“GDP”主体内容安排上,我们看到的是房地产及其背后的钢筋、水泥、工地、玩具、服装等经济因素,这些能成为未来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核心竞争力吗显然不能.四是是我们的发展有意无意地形成了对“GDP”增速的迷信和膜拜,使得对增速的实际经济含义缺乏理性认知.

总而言之,我们在“GDP”国际背景变化上的无知、对“GDP”评估体系的片面肢解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日趋“唯GDP化”,经济发展的前景越来越不明朗,经济发展的严峻性也越来越显现.其结果就是:经济体虚胖、经济数据无灵魂、核心竞争力缺失、可持续性不足、增速迷信.

三、国家安全的忧患:战略理念与顶层设计

在海洋时代世界地缘政治博弈中,中国因固守“陆地意识”,在全球战略和国家安全领域步步退守,呈现国家战略缺失之危机.该危机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战略理念滞后和安全战略不足,前者导致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总体战略的被动防守,后者则带来当前中国国家战略安全的隐患.

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确立和全球市场的开拓,世界开始进入“海洋时代”,与以往的“陆地时代”概念相比,“海洋时代”是一种崭新的战略理念.如果说“陆地时代”描述的是一种“民族国家”战略观察框架,那么“海洋时代”表达的则是一种“全球化”框架.在“民族国家”框架中,国家意识(从国家的角度评估国际关系)、民族平台(国家对外活动的参照和底线是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能力(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能力)是三大支柱和基本架构.而在“全球化”框架中,上述三大支柱和架构分别转换为:全球视野、全球平台和全球化能力.三者中,“全球视野”代替“国家意识”,根源于人类活动的空间扩展,即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人类能到达全球各地,且时间可控,“全球化平台”代替“民族平台”,标志人类活动的舞台已经平铺至全球各地,海陆空已经不再是空间的分割,而成为连续的立体,“全球化能力”代替“独立自主能力”,则意味着今天国家活动的评价尺度已经不再局限在民族一隅,而放眼于全球.可见,“海洋时代”来临预示着新一轮战略设计的大更新、大革命.那么,从应该的意义上说,“海洋时代”需要怎样的战略设计呢

笔者以为,其核心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明确的“海洋意识”,二是清晰的“顶层设计”.“海洋意识”意指三层意思:首先,把战略视野转移到全球范围,而不再是局限于主权领土,其次,在把战略能力定位于“远航能力”(海洋航行、空中航行、太空航行),使其成长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能力,而不仅仅是立足于“保疆自主”,最后,把战略目标指向全球公共资源(无主权土地、公海、公共太空),而不再是在国内坐井观天.“顶层设计”指的是,在上述战略意识明确的前提下,自觉进行战略的最高层规划,要点应包括:首先,经济战略,进行基于后工业社会格局的产业、财富和货币体系设计,原则是利益最大化,关键是突破美元霸权体系,至少摆脱今天的“打工、食草、被算计”之困境,其次,政治战略,进行针对美国并其主导的多极化现状的全球安全战略规划,核心是突围、和反制,最后,文化战略,实现中国文化的时代更新,在当今世界三大文化思潮中(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合纵连横,赢得时代的话语权,最低战略目标是取得话语空间.

以此为参照,反观我们的战略现状,很不乐观,其中,最致命的有三处:一是我们的“陆地意识”浓厚,对世界全球化认识滞留在经济层面,军事国防没有突破“保疆、本土防御”之局限,二是我们的时代定位模糊,世界已经进入海洋时代,但我们依然固守陆地,对全球公共资源不感兴趣,三是“海洋意识”缺乏,对海洋的认识局限在“国家海岸”层次,远不知“远航等于全球化”的时代共识.仅此种种,就使我们前景堪忧,若不改变,那么中国发展的战略空间会越来越少.

如果说理念滞后是一种根源,那么现实中战略运作不足则就是一种后果了.概括说,当前我国安全战略的不足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缺乏地缘政治战略的考量,总体安全形势被动退守.冷战时期,中国受到美国的“新月形”战略包围,冷战后,该包围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是加强了,“新月形”变成了今天的“C形”.也就是说,我们周边的两个战略链条现在开始合拢.一个是以“韩国-日本-台湾-澳大利亚-越南――印度”为节点的海上链条,另一个是以“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为节点的陆地链条,海陆连接,形成“C形”包围.放眼望去,“从日本列岛到南沙群岛,挤满了世界最先进的潜艇、军舰和飞机”.那么,为什么冷战结束了,美国还进行战略进攻呢根源就在于世界地缘政治自身的必然性.

在本质上,地缘政治框架可以用来观察一个国家进行战略行动的可能性.例如,海洋环境会造成一个民族的紧张感并进而积淀成为扩张意识,因为它需要安全保障,内陆环境会给一个民族稳定感进而演化为一种内敛求稳意识.两种不同意识决定一个民族观察世界和考虑未来的不同思维进路.在这个意义上,“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可以提供一个民族未来行动的可能选项.而在实践中,这些可能选项就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意向之集合.至于这些选项“哪些和什么时间”会变为政策,则取决于两国的利害关系了.冷战时期,中美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利害博弈,美国的现实敌人是苏联,所以“新月形”包围的性质是防御性的,也就说,那只是美国棋盘上的远期棋子.冷战后,苏联解体,中国经济壮大,中美利害关系从意识形态上升到利益层面(美国全球霸权这一核心利益因为中国复兴所带来的全球力量博弈格局的重构,会越来越受阻),原先的那个战略棋子就要走向前台了.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C形”包围本质上是一种战略进攻,其含义就是,你中国就在自己的地盘上发展吧.而在全球化需要全球资源的时代,这对中国来说,无异于被人捆住了.由此可见,若一个民族没有对地缘政治的考量,必然会遭致战略围堵.道理很简单,对一个民族发展来说,若缺乏总体棋局安排,就意味着在世事如棋局的世界博弈中不是棋手那只能当棋子,民族发展的战略主动性丧失.同样地,一个民族若不能对他国的战略意图进行分析,对他国与自己的利害关系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判断,同样也会成为他人的棋子,被利用是小事,挨打遭抢则事大,而亡国灭种也并非危言耸听.此战略困境之一.

二是我们缺乏立足“海洋时代”的全球战略设计,全球战略能力不足.在时代进入“远航等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全球安全战略依然立足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依然缺乏对全球公共资源的,这是实实在在的“陆地”之见.在今天,在这个被称之为“水星”的地球上,最大的舞台当然是海洋、天空而绝不是陆地.这种现实意味着,在这个舞台上,决定你活动空间的不是“跑步”有多快,而是“远航”有多远,即看一个国家航海和航空的能力.相应地,这也决定了在当今时代,只有海军和空军才是最精锐的力量,只有拥有强大的“远航”能力,才会具有全球行动空间,只有拥有对全球公共资源的分享能力,才会有进行全球竞争的资格.在这种意义上,当前我国安全战略的不足实际上带给我们的是如下困境:当我们的“跑步”遭遇“远航”时,我们“跑”得出去吗当我们的市场不得不需要全球公共资源之时,我们拿得过来吗当我们被捆绑得不得不反制的时候,我们反制得了吗□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