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审思

[摘 要 ]哲学的焦虑是人的焦虑.哲学应当是为人而焦虑的哲学,而人应当是为哲学而焦虑的人.真正把“哲学的焦虑”和“人的焦虑”融贯起来的哲学是马克思哲学.追问精神存在的向度就是追问人的存在方式.发展意识的发展是人的存在的深层根据.历史意识的发展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支撑.正确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浓厚的创新意识、强烈的科学意识和自觉的历史意识发现时代问题、解答发展难题,才能真正推进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实现人的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

[关 键 词 ]人的存在方式,哲学审思,人的焦虑,发展意识,人的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7-0013-05

哲学、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是无所事事的.哲学所为乃是教化人,马克思哲学所为乃是改造世界并发展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为乃是指导一国通过结合具体实际去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南.从哲学的精神品格到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宗旨,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作用,它们之间具有非常重要的内在的逻辑关联.从人学向度、精神向度和历史向度去深入研究这一“关联”,从中引出朴实的生活真理、发展真理和历史真理,对于合理诠释人的存在方式,意义非常重大.

一、人学向度中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焦虑

焦虑是指人的不安、紧张而难受的心理状态.而哲学的焦虑是一种价值状态.这种价值状态,既与哲学的性质有关,又与人的本性有关.没有这种价值状态,哲学就会更加困惑,而人就更加焦虑.提升而非消除这种价值状态,哲学才能把人解放出来,而人才能缓解哲学的焦虑.

首先,哲学的焦虑就是人的焦虑.这是依照“哲学就是人学”的观点引出的结论.问题在于,说哲学就是人学,是把哲学看作关于人的科学,还是把它看作关于人的学科.实际上,这两层意思都有.其一,如果说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哲学就与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没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没有哪一门人文学科、[1]社会科学不是关于人的科学,甚至许多自然科学也是关于人的科学.那些探究自然奥秘、揭示科学真理、形成技术理论和完善应用程序的自然科学,从根本上看并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即它并非为科学自身之发展的“科学”,而是为了人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那么,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没有不是为了人、关于人的学科或科学,脱离人的学科、科学并不是完整、彻底的学科或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焦虑就变成了科学的焦虑,而科学的焦虑也成了哲学的焦虑.然而,“科学的焦虑”和“哲学的焦虑”有什么区别呢按照通常的看法,科学是探究和开发自然的理性化知识,是专门化的理论和技术的概括、总结,是一个具有精确的知识和严谨的理论的学问系统或学术体系.科学的焦虑就是关于内在于它的那些知识、技术及其理论的焦虑,这样一些焦虑似乎离开人的焦虑颇远.因此,“科学的焦虑”毋宁说是科学自身的内在矛盾的运动更好一些.但当科学的矛盾进入人的反思性思维,它就成了哲学的焦虑了.“哲学的焦虑”是“科学的焦虑”的焦虑.哲学不仅焦虑科学,还焦虑“科学的焦虑”.哲学不仅焦虑科学做成的事业,也焦虑科学没做成的事业,而且它还焦虑科学做成的事业与没做成的事业的联系及其之间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正如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所指出,“真正的哲学所要求的是无条件的忠诚”,即忠诚于自己所面对的难题.[2]其二,如果说哲学是关于人的学科,哲学就是为培养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专业水平、专业能力的人而设置的专业.简言之,哲学成为了人的专业.专业是一种职业、一种工作、一种态度.于是就有专业的职业、专业的工作、专业的态度.专业的职业类似于专业的工作,专业的工作可以成为专业的职业,它们二者都需要专业的态度.没有专业的态度,专业的职业和专业的工作都令人困惑、令人质疑.在此意义上,哲学的焦虑就转变为职业的焦虑、工作的焦虑、态度的焦虑.显然,这些焦虑直接就是人的焦虑.这样看来,在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焦虑就更为逼近人的焦虑,而人的焦虑更能把握哲学的焦虑.但不可否认,人的焦虑和哲学的焦虑仍然存在距离.审视这个距离,需要对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作出考察.

其次,“哲学是哲学史”和“哲学不是哲学史”同样令人焦虑.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是哲学史”.在有的学者看来,“哲学不是哲学史”.说“哲学是哲学史”,那么“哲学史并非是哲学”就足以使哲学焦虑不已,说“哲学不是哲学史”,但哲学史构成哲学的一个系统,也足以使焦虑哲学的人痛苦不已.实际上,哲学既不是哲学史,也并非不是哲学史.在哲学那里,它除了有哲学史,还有哲学家、哲学思维、哲学作品、哲学水平、哲学感悟、哲学境界、哲学发展规律、哲学研究机制和哲学创作体制,等等.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哪一部哲学史能把哲学家、哲学思维、哲学作品、哲学水平、哲学感悟、哲学境界、哲学发展规律、哲学研究机制和哲学创作体制等内容都涵括而整合在一起的.所以,说“哲学史不是哲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不能终结人对哲学的焦虑.说“哲学不是哲学史”之所以同样令人焦虑,这是因为:一方面,哲学确实不完全是哲学史.虽然哲学应当且一定包括哲学史,但哲学史也不完全是哲学.另一方面,没有哲学史并不意味着没有哲学.这是因为:其一,哲学在于其思维的特殊性,特别是它的批判性、反思性、提升性的思维.存有这些思维就有哲学,存有这些思维的焦虑就有哲学的焦虑,没有这些思维谈何哲学呢对此,有学者强调指出:“哲学是一门特殊的人文学科,是旨在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的人学,是以反思的方式对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的理性把握”.[3]也有学者提出“哲学不是什么”的论题,并指出不存在“一般哲学”的哲学,“哲学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思想和观念、问题和对问题的独特的理解和解释方式、人类生存的价值理想和终极关怀.”[4]这就是说,哲学的价值和功能在于对人的存在方式、发展方式的深层性评价和全面性考量.其二,哲学在于其客观的正义性.这种正义性与哲学的基本问题一样不会过时、不会自动消失.它具体表现在:哲学不唯物、也不唯心,这是哲学的“否定”的焦虑,哲学既唯物、又唯心,这是哲学的“肯定”的焦虑.所谓唯物、唯心,乃是人的主观区分.没有不唯物的“唯心”,也没有不唯心的“唯物”.唯物主义没有不通过思维和精神的运动来建立“主义”的,唯心主义也没有不借助世界万物来呈现思维和精神的运动的.哲学的正义性在于它强调历史而辩证的“唯物”,同时承认有“唯物主义”就会有与之关联、甚至对立的“唯心主义”.因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5]它更容易发展出历史而辩证的唯物主义.当然,没有唯心主义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而辩证的唯物主义,而坚持历史而辩证的唯物主义同样并不意味着必然不导致唯心主义,因为生活中那些“检测唯物”而“真唯心”的主观主义、“真宣传”而“检测坚持”的形式主义就是十足的唯心主义.

再次,哲学离不开人,而人也离不开哲学.同样,哲学的焦虑并非不是人的焦虑,而人的焦虑也并非不是哲学的焦虑.离开哲学的人可能是非人,而离开人的哲学是非人的哲学.同样,没有哲学的焦虑的人的焦虑是虚浮的愤世嫉俗、是肤浅的自我喟叹、是病态的无病,没有人的焦虑的哲学的焦虑是面对“页面”的焦虑、面对“符号”的焦虑、面对“词句”的焦虑.唯有尊重哲学的人学才有人学,唯有尊重哲学史的哲学才有哲学.这时,“人学的哲学”和“哲学的人学”才成为哲学人类学.同时,成为哲学人类学的哲学和人学才有哲学的焦虑和人学的焦虑.进一步说,具有“哲学的焦虑”和“人学的焦虑”的焦虑才真正使哲学人类学为人而焦虑、为人的发展而焦虑、为人的持续发展而焦虑.这些焦虑就是人的焦虑,这些焦虑在马克思那里无处不在.仅以《神圣家族》为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国民经济学观点时指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6]可见,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生活处境的焦虑是非常深沉的,对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焦虑则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哲学不断深化哲学的焦虑、升华人的焦虑.真正把“哲学的焦虑”和“人的焦虑”融贯起来的哲学人类学正是马克思哲学.对待马克思哲学需要端正态度,对待它的正确的、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解放思想的态度、求真务实的态度、与时俱进的态度,就是反对各式各样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科学对待马克思哲学的态度就是解除焦虑、解救自我、解决问题、解放生活的态度.

最后,哲学应当是为人而焦虑的哲学,而人应当是为哲学而焦虑的人.焦虑人的哲学才是真正时代性的哲学,焦虑哲学的人可能才是真正时代性的人.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如果把哲学的发展与人的发展联系起来、一致起来,而不是割裂对立起来,就可以从人类本性和生存发展方式上理解哲学的人类目的价值,把哲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纳入人和社会整体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目标体系之中.”[7]显然,一个属于现时代的现实的人,应当在其精神向度中不断形成并推进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追问.同样,一个具有先进性的执政党,应当努力掌握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先进的哲学为指导追问党的巩固与发展的科学规律.因此,一个现实的人与一个执政党在存在方式上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体现为它们在不断追问其合法性存在的反思中健全肌体、完善精神、实现进步.

二、精神向度中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追问

新世纪以来,人们对“精神”或“精神”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诸如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大学精神、生活精神以及贯通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科学精神、精神、人文精神等得到深入的探讨.对精神的分析与认知有许多不同角度.正是这些角度的差异构成了多样化、复杂化、深层化的精神向度.追问精神存在的向度,就是追问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这种追问就是结构人的理想品格并使之蔚然社会风范,就是建构自由正义精神并使之创造美好生活.

凡追问“什么是精神”、“精神是什么”莫不源于“什么是存在”、“存在是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对后者的不同回答构成了哲学追问的思想源流.但不管怎么回答,要是离开现实的人谈论存在,其意义大多是外在的,其精神可能是荒谬的.在古希腊,精神存在于直观的水、气、土、火之中.泰勒斯认水为原质,以为水能生人,阿那克西米尼、第欧根尼论气为本,认为气能生人,恩培多克勒强调“四根”有土,有土能生人,希巴索、赫拉克利特张扬火的元素,相信有火就有人,等等.于是,水、气、土、火就是人的镜子,就是人的精神.在古代中国,“天人合一”、“天地一我”、“上善若水”、“和与同异”的思想就是表达人应当适应自然、遵循规律的精神.在中世纪的欧洲,人被看做上帝的产物、上帝的子民,而上帝则被看做人的“思想器官”、人的精神支撑.上帝的主张决断人的观念,而人的行动则要符合上帝的旨意.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上帝的附属、装饰.因此,那种独立行动和自由创造的精神,距离现实的人很远、很远.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其在评介美国哲学家AJ赫舍尔的著作时就指出:“恰恰是对神性的崇奉,强化了人性的重要,恰恰是神权,限制并阻遏了王权,恰恰是神道,推进了人道精神的宏布,恰恰是神本,提高了人的地位”[8].对此必须指出,这些论断在学术研究方面对哲学家阿威罗伊和阿伯拉尔、教育家盖尔贝特、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和罗吉尔培根、天文学家布鲁诺和诺瓦腊等一部分人具有一定的作用,并非对整个社会、时代的精神气质发生主流的、总体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也并非一以贯之的,从意大利人布鲁诺、西班牙人米圭尔塞维斯特等被施之于火刑就可见当时的宗教神权对科学和人道的摧残、威逼.但不管怎样,作为人类文化总体的一部分的哲学、宗教或神学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了人的精神生活的种种维度,追问了人的存在方式的种种可能.这些可能则在笛卡尔哲学所开启的近代哲学逐步显示出来.

近代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运动共同摧毁了中世纪以来重压在个人身上的虚检测精神.神圣的上帝下凡为现实的个人,绝对的真理降解为朴实的生活.从这时候起,存在转向了人的存在.而人的存在,一方面转向理性与自由的存在,一方面转向了物化与异化的存在.但追问存在并不能对精神解释透彻,就像追问“精神是什么”一样不能完全解决存在问题.不过,相信科学、追求从此植根于人的精神核心.人们承认“精神”也是存在,尽管探究存在哲学的海德格尔从来不追问“什么是精神”人们也理解“存在”包括精神,虽然研究精神哲学的黑格尔从来没有直接把精神等同于人.

过去的一切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发展似乎都在为马克思哲学的诞生而准备.事实证明,只有合乎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之统一的马克思哲学,才把追问精神的可能与解放人的头脑两者紧密结合起来诉诸于生活世界的创造实践.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要使人成其为人就“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9]所以,只有马克思哲学中的“思想闪电”、“普照之光”才能真正眷注、关照现实的人的存在、行动和生活,只有在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现实的人才会向精神提问.这些提问包括:

一要向自我提问.向自我提问引出的是对自由的考量.并不是精神存在才有自由,而是存在自由才有精神.因而自由的向度是精神存在的第一前提.如果没有自由,尤其是没有思考的自由,没有扪心自问的自由,没有内疚忏悔的自由,精神的存在将被抛于浮尘之上.浮尘之上的存在尽管也是存在,但这种存在远离现实的人的尘世生活,精神不能取得理想,甚至根本不能去理想.不能理想与不能希望是一个意思.不能希望还可能生活、行动么显然不能.因为“自我的精髓就是行动”,[10]就是自由.只有那种能够导向理想的自由,自由才给予精神提问的权利,而向自我提问包括拷问灵魂之类的事情,才真正作为自我本有的权利赋予精神.向自我提问,精神才存在,精神要真正存在,就要向自我提问.提问就是叩问人的生活、追问人的希望.这是由人的“二重化的存在方式”[11]所决定的.这样,对于一个真正存在的现实的人而言,精神因提问而获得积极自由,也因提问而走向现实理想.

二要向正义发问.向正义发问引出的是对现实的求索.在黑格尔看来,“现实是非现实,非现实是现实”.[12]那么,向正义的发问就是针对现实的两类形态即“现实的非现实”和“非现实的现实”提起的追诉.对那些“非现实的现实”,正义的声音要求现实解蔽、祛魅,其中呈现的正义是公平、公开、平等的正义.平等的正义涉及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程序公平、结果公平.这些公平导向理想的现实.对那些“现实的非现实”,正义的声音要求非现实逃遁、消逝,其中实现的正义是道德的正义、良心的正义、自纠的正义.自纠的正义为自我存在立法.因为没有自纠正义的存在,自我在精神世界里是虚弱的、病态的.没有自纠的正义,精神会随波逐流、不拒末流,精神会把非现实当作现实,把虚拟当作真在.在非现实中,精神解构一切客观评价的可能性.而只有承认正义生活的可能,愿意把可能的生活导向正义的精神,现实的理想才能生成为现实的人的存在.

三要向生活追问.向生活追问是精神的最伟大而长久的事业.说精神伟大,是指精神由于自由、由于奔放、由于执著于一个理想之故.这一点在思想家们身上看得明显.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在20年的时间里都“为精神自由、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而进行斗争”,[13]马克思则终生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劳动自由、发展自由而进行斗争.他们都执著于一个坚定的理想.所以,没有自由不是精神,没有奔放不是精神,没有理想也不是精神.凡是伟大的精神,莫不涵盖对自由的珍惜、对奔放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而说精神长久,是就精神相对于肉体、物质而言,它的存在不与肉体消逝而消逝,它的价值不因时势变迁而消减.它因思想进步而放光,它因需要发展而恒在.这样说来,在生活的向度里,精神是一刻也不能怠慢的,怠慢精神就是怠慢生活.而怠慢生活,直接就是放弃对理想现实的追问和对现实理想的追求.反之,敢于追问生活,就是以一种善的心态去探寻可能生活的精神向度,以精神平衡的气度去追问现实生活的现实迹象,以获得自由正义的生活即美好的生活意义去建构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相融相契的精神和谐世界.

精神是美的.美的精神源于现实的人对自由、正义的追问,源于对自由、正义的生活的探求,源于对“什么是精神”的自我性和时代性的解答,源于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无穷尽的具体化、现实化.那种能具体化、现实化的精神是历史精神、生活精神,而由历史精神和生活精神共同铸炼的民族精神则代表了可持续发展的精神能力.不可否认,在当下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人们有一种追求和谐、促进和谐、实现和谐的强烈的发展意识,这种发展意识的真正出场彰显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能力.具有这种精神能力的主体是自主发展的主体,是懂得在历史的深蕴中把握人的存在方式的创造主体.

三、历史向度中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探寻

发展起源于发展意识,探寻人的发展意识就是揭示人的存在方式的更深内涵.发展是向人敞开的,向人敞开的发展是历史的发展.在历史的发展中,人的一切思想焦虑、一切价值冲突、一切时代需要都将呈现出来.但这种呈现并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依靠现实的人这一自觉自由的历史主体的历史实践去澄明和开显出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方面,发展意识的发展是人的存在的深层根据.

人的存在是物质生活存在和精神生活存在的统一.发展意识是人的精神生活存在,而发展意识的发展则是人的精神生活存在的开展和进展,它不过是人的物质生活存在的能动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4]所以,探寻发展意识就是探寻人的存在,探寻发展意识的发展就是确证人的存在方式的内在根据.

首先,发展意识根源于封闭与开放的思想焦虑.在西方,近代之前的社会是封闭社会,而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和机器大工业的出现,资产阶级奔走世界各地,建立世界市场.近代社会开始进入了开放社会,历史也日益向世界历史转变.而世界历史是与世界交往关联在一起的全球历史,是人从“地域性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存在”[15]的开放历史.从全球历史的视角看,没有世界交往就没有世界历史,而没有世界历史就没有人的全球性发展即世界历史性的发展,没有世界历史性的发展就不会有人的世界意识即世界性的发展意识.从开放历史的角度看,没有大技术、大工业、大市场和大建设等这样一些根源于“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16]的大实践,就不会有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大发展,而这样的大发展又与人的大交往即世界交往相互关联,没有世界交往,现实的人就会局限于狭隘的、封闭的地域而难于发展.事实上,全球历史就是一部世界历史,就是世界交往历史,就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史.对中国而言,即便进入了近代社会,我们依然没有实质性地进入开放社会即融入世界历史,依然没有成为参与全球分工、融入全球发展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及其先进分子无不充满着忧郁的、紧张的思想焦虑.正是在面对社会封闭与社会开放的矛盾中出现的思想焦虑,焦虑发展的意识才出现了.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看到了此前的自我封闭和被人封锁所造成的苦果,与此同时,也看到了积极推进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所结出的硕果.从正反两面的结果来看,没有对发展的忧思和焦虑就不可能有强烈的发展意识.随着发展意识的生成,人的发展也就开启了新步伐,人的存在方式也就有了新的导引.

其次,发展意识生成于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人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展”来说明的.不发展、难发展和好发展、发展好都是人的存在.人的发展离不开种种价值导引,没有价值导引,人的发展将是迷茫的甚至是错乱的.在当下,人的存在面临着一个最为基本的价值冲突,那就是对传统与现代的选择.在这样的选择面前,人的存在并不是一个静态物的存在,确切地说,人不仅以物的存在显示人对物质的追求,也以类的存在提示人对精神的信仰,从而要求自主选择、自由选择.更重要的是,人的存在方式更多是以对精神的信仰为标志.信仰精神就是崇拜思想圣殿、获得正义表彰、献身崇高事业、分享创造幸福、追问生活意义等等,但信仰精神不等于否定物质生活实践这一根本.相反,信仰精神要求现实的人这一生活主体尊重传统、继承优良传统、创造新的好传统,也要求人们在正确对待自己的传统和他者的传统之基础上接受现代、规划现代、反思现代以至创造现代.事实上,没有脱离传统的现代,也没有不要现代的传统.传统的现代是人的存在的本源,是人的发展的始基,而现代的传统则是人的发展的确证,是人的存在的提升.换言之,“传统的现代”和“现代的传统”都是人的存在方式,都是每一个现实的人所以存在、由以活着、得以发展的支撑和屏障,是人所以为人且更加成为人的无法剥离的根底.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17].从人的存在角度看,传统或者说传统文化,它“既是一种遗产,也是一种包袱”.[18]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地方习俗对自然人的意义,就理解了文化基因对社会人的意义,就理解了民族传统对现代人的意义.显然,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没有冲突的.相反,不深切体察人的存在方式之变迁就难于解答人们对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的困惑.承认“传统”对“现代”有维持、救护的作用以及相信“现代”对“传统”有延续、革新的作用,就承认了人的发展的可能性、向上性,也就承认了人的存在方式有科学发展的需要.

再次,发展意识成熟于科学发展的澄明状态.人的存在方式总是属于一个特定时代的发展方式.在“科学发展”的时代就必然提出科学发展对人的存在、人的发展具有何种重要意义的新课题.既然人的存在要以人的发展来解读、充实,而人的发展也要以人的存在方式的修正来跃进、完善,那么,在科学发展成为了现时代的鲜明主题的背景下,追求和实现科学发展就是人的存在方式跃进的价值目标,又是现实的人的理想发展的精神动力.对人的存在方式而言,科学发展就意味以全面的方式、协调的方式和持续的方式发展,意味着以知识化、信息化、世界化的方式推动人的科学发展,即人需要以世界视野的科学发展方式实现发展.对人的理想发展而言,科学发展就意味着要根据个人的具体实际促进发展自我,也要根据社会的具体实际推动自我发展,并在结合个人具体实际与社会具体实际的基础上,把发展自我与自我发展结合起来,推动个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个人与他人的协调发展,并维护整个民族的共同的持续发展,即人需要以民族视野的科学发展方式实现发展.可见,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人的存在方式才能得到进一步跃进,只有以世界化、民族化与知识化、信息化相结合的方式,才能实现人的科学发展,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澄明之境”,[19]只有在这个境域,人的发展意识才日益获得成熟的确证.但人的发展意识要真正成熟起来,即从意识内化的储存状态转变为行动外化的释放状态,就要求主体勇于且善于参与历史实践.

第二方面,历史意识的发展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支撑.

发展是历史的发展,是根基于历史的发展,没有脱离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同样,历史也是发展的历史,是人类追求全面的、科学的发展的历史.人在既定的历史中发展,又在发展中延伸和推进历史,正是人的行动、活动和发展构成为人的存在方式.现实的人只有在历史实践中才能真正把握关乎自我发展的历史意识,而只有真正把握了历史意识、推进了自我发展的现实的主体,才能实现人的存在方式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

首先,创新实践是推动人的存在方式变革的重要力量.实践必然表现为行动、活动、劳动,但它并不必然表现为革命性行动、引领性活动和创造性劳动.只有创新实践,才能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情况下把主体的实践建立为革命性行动、引领性活动和创造性劳动.在创新实践中,人的存在方式才以革命性、引领性和创造性等富有建设性特质的方式表现出来.反之,在日复一日几乎雷同的生活循环中,在千人一面十分相似的制作活动中,在互联网上瞬间完成的拷贝粘贴中,等等,也就是在复制、克隆的实践中,人的存在依旧是原来的存在.这样就谈不上人的发展,即便谈论人的发展,也提不出新论断、形不成新观念、走不出新路子、结不出新成果.显然,这种境遇不该是当代人类的必然宿命.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在一个必然的宿命里耗尽其生命、意志和力量.但要走出或避免这样的宿命,唯有付诸创新实践.在创新实践之中,“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知识创新则分别对应于人类生产实践、交往实践和科学实践这三大实践领域,构成了生产实践、交往实践和科学实践的高级形式,主导着人类实践的发展”.[20]按照这种理解,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就有赖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知识创新,就有赖于这些创新实践的整体性发展.正是在这种整体性的发展中凸显了科学实践对人的存在方式之转型的重要意义.

其次,科学实践是促进人的存在方式转型的可靠保障.在创新实践的基础上强调科学实践,其意义在于科学实践对人的存在方式的转型具有特别的作用.如果说与知识创新相适应的科学实践主要是指科学实验、科学设计、科学建设、完善科学工艺、传播和应用科学知识和观念的话,那么,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科学实践就是指科学的、全面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发展实践.这种实践,不仅强调创新,“鼓励原始性创新”,[21]而且强调创造,“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22]不仅强调知识创新,也强调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不仅强调社会创新,也强调人的创造.就此看来,创新就是使新的变得更新、更好,创造则是使“无”变成“有”、使匮乏变为丰富,创新是部分的创造、是局部的变革、是小阶段的发展、是物的充实和形式的改观,而创造则是全面的创新、是整体的变革、是大阶段的发展、是人的充实和精神的提升.因此,“只有创造性的活动才能成就社会的辉煌、影响和创新”.[23]在当代中国,我们所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莫不需要各个领域的原始型创新、开拓型创造,莫不需要坚持和推进绿色化、节约化和生态化的科学发展.在这样的科学实践中,人的存在方式才能以属于人的善道、为了人的人道、发展人的公道呈现出来、跃进上去.

总之,只要现实的人存在着,人的焦虑就存在着,人的焦虑只有被提到哲学的层面,哲学的焦虑才成其为为人的焦虑,人的焦虑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这种存在方式使哲学的焦虑必然被提升到精神层面去追问,但这种追问只有在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才能达到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高度.对每个人来说,只有正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这个哲学,形成浓厚的创新意识、强烈的科学意识和自觉的历史意识,勇于发现时代问题,善于解答发展难题,才能真正推进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从而实现人的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