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感岁月2016年第21期

我早就知道,这是个一辈子都绕不开的名字.

80年代中期,我在安徽芜湖读初中,被姐姐带坏了,疯狂地爱上了听歌.那时候,内地是没什么资讯的,我只能天天趴在阳台上,伸长耳朵听楼下邻居放歌,了解世界的发展.1986年,我考上中专,以学英语的名义骗我妈花126元写了一台小收录机,终于可以不用趴在阳台上练习特技了.在还没发育周全之前,我模糊地喜欢过邓丽君,那时候感觉她的歌声像汤圆一样,又软又滑,但她圆圆的脸也像汤圆一样,实在不耐看.

难道就没有骨感一点的姐姐吗?

中专时,我们班学7个,女同学32个.男生被其他班戏称为“七仙女”.可这“七仙女”都属于“七不”产品：不帅、不富、不会混、不善辞令、无家底、没什么特长更没什么野心.我们眼睁睁瞅着漂亮女同学被其他班甚至小班级的男生掳走了.不漂亮的女生每天中午和我们“拱猪”、“斗地主”.邻座的鲁玉洁是个胖女生,很喜欢唱歌,唱粤语歌时特别有味道.有一天,她写了一盘梅艳芳的磁带,国内音像公司引进的.那时,我早就从《电影世界》画报上发现了这个名字.磁带封面上,梅艳芳穿着垫肩大西服,戴墨镜.她长得很怪,脸部轮廓像刀刻出来一样,嘴唇很厚.一般男生是不敢把这种类型作为梦中情人的,但在我眼里,她全身有股说不出的魔力.她的风情是埋伏在骨子里的.仅仅是那些照片,她在舞台上的造型就已无人能比,那干瘦如芦柴棒的手臂像充满了高压电.我那时就想,这个女人的演唱会该是怎样一个场面啊?

鲁玉洁家的录音机肯定比我家的还破,她给我翻录的磁带明显音量不平衡,音质魔幻到像从风箱里拉出来的,听得我痛苦不堪.但周围找不到喜欢梅艳芳的人了,1987年,全中国都在放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那张专辑的第三首歌是《似水流年》,它应该算是我平生第一首喜欢的粤语歌.80年代中期,在内地听粤语歌可说是“反人类”的,可我总喜欢找刺激的事干.每次坐在黑夜里听她的歌,都是一种温暖的交流.她把难堪的人生一首首碾碎了,变成了痴爱.那盘梅艳芳的翻录带我听了无数年,一直舍不得扔掉,后来还带到了广州.

梅艳芳和张国荣是终生挚友,我在80年代就知道了.但他们1987年合演的《胭脂扣》,我到2007年才第一次看.那是部百看不厌的电影,梅艳芳在其中奠定了一种品格,她对情的专一、对爱的坦荡,至今让人不忍多想.还记得2003年张国荣后的一则新闻,梅艳芳独自躲在房间里“哭叫如狂”.那样的友谊,这世间能有几回?

梅艳芳是个苦命人,至死没能找到她的亲人.2003年秋,在得知自己患了子宫颈癌后,她决定筹备人生最后一场演唱会.当时她的身体已虚弱无比,据服装设计师刘培基回忆,“她连喝一杯牛奶的力气都没有,但一站到舞台上,就浑身充满了力量.”演唱会上,她披着婚纱,对歌迷说,“我把自己嫁给了舞台,嫁给了你们.”

1989年4月,梅艳芳第一次回内地开唱,在广州天河体育馆连唱5场,那时,我还在家乡逃课.1994年,我来到广州,但一直没等到她的演唱会.2004年开放香港自由行,内地人终于可以去香港看一看了.为了去一次香港,我花了700块.坐在维港的轮渡上望着那片海景时,梅艳芳的歌再度响起,“我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一个歌艺和人品俱佳的歌手,喜欢了几十年,但始终没能抵达现场,也许是种遗憾.2007年,黎小田演唱会在红馆举行,我坐在山顶,谁也没记住,只记住了不是歌手的余安安.48岁的她唱梅艳芳24岁时唱红的《胭脂扣》,歌迷在现场忘情高喊“Anita”,声怆全场.快10年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至今惦记这个人呢?

2010年,经李文枫中转,我和中专同学姚晓红在失去联系21年后终于又接上了头.她告诉我,鲁玉洁不想在芜湖呆了,准备出来找工作.女人到了这个年龄,还能有这个勇气,我很佩服她.那个时代,我们都没有什么好的专业可选,现在,我靠写乐评混饭,饿不死,也写不了楼,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至少不用人到中年还背井离乡找工作.在那个摸石头过河的年代,谁也没点透我们干什么才是最有出息的,我们于是光荣地担负起试验品的角色,一切都是凭自己的想象甚至怨气横冲直撞.在广州夜宵界闯荡了30年的传奇之人,人称“夜市妖姬”、“广州梅艳芳”的炒螺明,应该也是和我一样把梅艳芳视为人生榜样的.他风餐露宿养家,被老婆视为“丢人现眼”,跟他离婚.他含辛茹苦供女儿读大学,女儿却觉得在同学面前“丢份”.这一切并没影响他对生活的乐观.

几乎每年都会写一两篇梅艳芳的文章,有时是媒体需要,有时是自发的.父亲提醒我,“不要总写死人的文章,多写点活人的.写多了死人,会影响人的心情的.”我知道父亲是为我着想,但我也知道,人的心情是可以超越生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