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的镜子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中日现代文化交流史上,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论对日本了解之深,与日本文化人交流之广,在日本知识界影响之大、声誉之隆,现代中国没人能够超过鲁迅；也正是在日本,受“弱国子民”的屈辱和愚昧麻木状态的双重刺激,鲁迅弃医从文,人生之路发生了根本转折.据一名日本汉学家考证,鲁迅最后的墨迹是用日文写的便条,最后访问的是一个日本青年的家,最先赶到他临终床前的是三个日本人,由此可见鲁迅与日本关系之深.

令人遗憾的是,鲁迅没有留下一篇专门论述日本的文章,他对日本文化并没有特殊的爱好,对俳句、狂言、茶道之类也不感兴趣.如果仅就日本文化论而言,日本在鲁迅眼中不过是一个没有固有的文明、没有伟大的世界人物的“暴发户”.事实上,鲁迅对欧洲文学艺术的关心与投入,远远超过对日本.然而,这绝不意味着鲁迅轻视日本,事实毋宁说刚好相反.鲁迅一再告诫中国青年“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临终的前几天,他还念念不忘日本人的“打破沙锅问（璺）到底”的气质,这证明了日本在鲁迅心目中的分量.

鲁迅对日本的论述散见于他的杂文、随笔、书信中,内容几乎无不与中国相关,与改造“国民性”相关,许多场合,鲁迅都是借日本说中国,比如由照片上日本小孩的健壮活泼、调皮捣蛋,中国小孩的温文尔雅、低眉顺眼,说到日本文化的尚动、中国文化的尚静；由中国人张嘴坠下巴的不雅观的脸相,想起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对中国人与西洋人脸相的比较,反其意而用之,称道“人＋兽性”的西洋人和日本人,批判“人＋家畜性”的中国人；甚至谈及比较专门的日本文化问题,鲁迅也念念不忘中国,比如他从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对日本文化的批判中,得出另一种结论：日本惟其没有固有的文明,才有今日,因为旧物少,执著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到灭亡的路,因此他相信“暴发户”的日本比起“破落户”的中国来,命运终究长久.这段话抓住了日本文化的基本特点,可谓高屋建瓴,然而鲁迅没有就此展开论述,而是点到为止,锋芒立刻转向中国.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制约了鲁迅看日本的眼光与方式.

缺什么,补什么.在日本人值得称道的德性中,鲁迅最欣赏的就是“认真”.鲁迅对中国人喜欢“做戏”的毛病深恶痛绝,一再予以抨击,对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同的人生态度表示赞赏.鲁迅甚至认为：四亿中国人都害着“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治不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医这种病的药,日本人那儿就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直到临终前,鲁迅还留下这样的话：“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璺）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来对付过去.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

话说到这个程度,似乎有将“国民性”绝对化的危险.出于改造国民性的迫切需要,鲁迅对日本人的“认真”做了一边倒的肯定,这在启蒙救亡的历史下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检测如换一个角度和立场,也可以得出另一种结论.既然任何一种“国民性”都是具体的历史文化风土的产物,有它的两面性,那么日本人的“认真”也不例外.“认真”的另一面是锱铢必较、小题大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老舍在《四世同堂》里抨击的那样：“在大处,日本人没有独创的哲学,文艺,音乐,图画,与科学,所以也就没有远见与高深的思想.在小事情上,他们却心细如发,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小事情与小算盘作得周到详密,使他们像猴子拿虱子似的,拿到一个便满心欢喜.因此,他们忘了大事,没有理想,一天到晚苦心焦虑的捉虱子.”

这是对日本人“认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孰对孰错,不好一概而论.非常的历史时期,往往推崇“片面的深刻”,鲁迅和老舍,正是从两个极端评价了日本人的这种国民性,各有自己的道理和片面性.就鲁迅而言,因为是将日本的“认真”当作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手段,当作治疗中国人的精神麻木病的特效药,当然无暇顾及它的另一面.确实,当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药的疗效上,放在病人的起死回生时,肯定会对药的副作用有所忽略.然而,“认真”这种德性只有与崇高的人格、深厚的道义结合在一起,才显示它的真正价值,而这些正是日本人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