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

从不食人间烟火,再回到“人间”,梁漱溟重燃他的“王者师”抱负,就像孔子一样,希望为万世开太平.他思考的问题已由抽象的文化落到现实的政治上,他期待在现实的实践中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他所称为的“乡治”

1938年1月5日,梁漱溟在外甥和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乘坐军用卡车从西安出发,一路向北,目的地是延安.中国的高层领导,除了朱德、刘少奇、贺龙和林彪少数几位,他都一一见到.此行的重头戏,是在寒冷的窑洞里,与的交谈.在延安停留的18天,他们见面八次,深入交谈六次,每次谈话至少两小时,有两次甚至是通宵达旦.此时,梁和毛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

这是梁漱溟的第一次延安之行,却非与毛的第一次相见.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图书管理员,梁则是北大哲学系讲师,两人在杨昌济的家里见过面.他们都出生于1893年,梁并没有记得当初的那个乡下同龄人,而毛则清楚地记住了对方,印象还不错.个中原因,大概是梁漱溟不过一讲师,远没有如胡适等“海龟”的高高在上,对毛并无小觑.

在延安的第一次见面,梁漱溟就把他刚出版一年的新著《乡村建设理论》,赠送给了.《乡村建设理论》是梁的重要著作,凭此确立了在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性地位.他们的谈话重点自然是中国危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以及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是《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重点.谈话中,两人有着根本的分歧,梁漱溟的话语体系是文化和秩序,而毛的则是阶级和武装.

穿着厚长袍的孔子传人,与穿着短军衣的马克思传人,各说各话,谁也无法说服谁.彼此的健谈和阔论,却吸引着对方.1949年梁漱溟选择留在大陆,成为的座上宾,在此刻做足了铺垫.当然,彼此也有共同的认识,比如以改造农村为重点,从农村出发.梁漱溟的此行,正是因为在延安的农村改造,与他力行多年的乡村建设有着一定的暗合.而他倾心推动的乡村建设,一年前,面对日本侵华不得不停下实验的步伐.

乡村建设,或者中国的根本问题与出路,梁漱溟思索了十多年方有结果.其乡村建设理念,首先需要开办乡治讲习所,他亲自拟定详细的试办大纲.只是复杂的公文审批程序,让梁感到厌倦,他自认时机未到,于是暂时放弃了实践理想的机会.此后的两年,梁漱溟先后参观了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黄炎培创建的江苏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基地,以及晏阳初主持的河北定县乡村改造实验.这三处实验,各有特色,侧重点不尽相同,代表了乡村建设的方向.

深入考察,给梁漱溟带来了丰富的思想养料,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也正式成熟.陶行知、黄炎培和晏阳初所努力的方向和内容,梁漱溟认为并没有全局观念和整体方案,治标不治本,如果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整体布局,则无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开出的“药方”是,以乡村建设重建乡土中国的秩序,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进而完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转变.

为中国诊断病症,并开出药方,是梁漱溟的宏大抱负.他自幼便有经国济世之志,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希望有朝一日成为“王者师”（即“国师”）一样的人物,梁启超就是“王者师”.年纪稍大,他又转而膜拜章太炎,从君主立宪派转向革命共和派.他在北京参加了同盟会,为革命党人的活动做后勤.民国建立,当了一年多的记者,梁漱溟亲眼目睹政治的肮脏,转而用心研读佛法,皈依佛教,立志成为高僧.几年的研读结果,化作了《究元决疑论》一文,却又戏剧性地改变了他.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读过该文后,遂邀请他出任哲学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而梁漱溟只有中学学历.

“到了北京大学,同一些知识分子在一起,就有了好胜的心,身体的势力上升,就想结婚,所以我是到29岁才放弃出家.”梁漱溟所说的“好胜”,体现在他的研究兴趣,从佛学转向了儒学.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各派论战激烈,他以“新儒家”自居,与各派争鸣.

从不食人间烟火,再回到“人间”,梁漱溟重燃他的“王者师”抱负,就像孔子一样,希望为万世开太平.他思考的问题已由抽象的文化落到现实的政治上,他期待在现实的实践中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他所称为的“乡治”.

此时,三个河南年轻人,彭禹庭、梁耀祖和王柄程,正忙着创办河南村治学院.这三个年轻人,都毕业于司徒雷登创办的汇文学校,一腔热血,既信仰孙中山的三义,也在积极探索乡村的文化复兴,为建立新秩序而努力,他们成为19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三剑客”.结识梁漱溟后,他们立即邀请梁一起创办刚刚起步的学院.梁漱溟爽快答应,从北京来到开封,出任村治学院的教务长.梁漱溟到来后,提出了村治学院的主要目的,“研究乡村自治及一切乡村问题,并培养乡村自治及其他乡村怎么写作人才,以期指导本省乡村自治之完成”.

1930年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录取各地学员240人.因梁漱溟之大名,更有多位名流参与,村治学院名噪一时.可惜的是,开学半年后,“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大战,结果冯、阎大败.河南村治学院的筹办,得到的支持正是阎锡山和冯玉祥,以及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他们溃败,学院也随之解散.

1931年春天,一大群知识分子模样的陌生人,从山东周村火车站下车后,拖着成箱的书籍和各种行李,乘坐马车来到邹平县城.看他们的穿着,有的长衫礼帽,有的西服革履；听他们的说话,南腔北调,都是外地口音.这一大群陌生人的到来,在平静的邹平县城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议论纷纷.

在这群人中,就有梁漱溟、梁耀祖等人.

中原大战结束,韩复榘失去了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于是脱离冯玉祥,投靠,随即被蒋委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他在接见梁耀祖时,建议他们重新在山东开办一所村治学院,继续当初未竟的事业.这让梁耀祖大感意外,于是重新集结人马,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选定邹平为实验区.梁耀祖出任院长,梁漱溟出任研究部主任.

胸无墨水的韩复榘,十分服膺梁漱溟,开口必称“梁先生”.他认为,不搞改革就没有出路,但自己才疏学浅,不会搞改革,今后的改革就依靠梁先生了.迷信梁先生的韩复榘,聘请梁漱溟为“政治高级顾问”,并从省政府先拨款10万元,作为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经费. 学院创立之初,梁漱溟亲自主笔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以此体现他的办学思想、理念和方法.此后,梁漱溟成为研究院的灵魂人物,

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学,学员来自邹平等27个县,每县10人,共270人.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研究部、乡村怎么写作训练部、邹平实验县、农场、社会调查部、医院卫生院和图书馆.梁漱溟担纲的研究部,主要工作是具体研究山东的乡村建设方案,招收的学员都具有大学、专科或同等学力的人,学制两年,享受公费,每人每月补贴10块大洋.课程分基本研究和专科研究,基本研究包括社会进化史、乡村建设理论和军事训练,专科研究包括农村经济、农业改良、产业合作、乡村自治、乡村教育和乡村卫生等.1931年第一届招收30名学生,1934年和1935年又办了两届,各18名,共培养研究生66名.

从开学到1933年的两年多时间里,乡村建设的进展并不大,当地政府和民众对这个新事物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给予该实验自主权,改革的束缚太多.1932年12月,国民政府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案》《地方自治改革案》等.1933年7月,山东省政府根据此次内政会议精神,制定了《县政建设研究院实验区条例十一条》和《实验区条例实施办法二十条》,确立邹平和菏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两个实验县均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

有了国民政府的政策支持,乡村建设实验获得了合法身份,与国民政府的县政改革实验合二为一,实验县可以截留50%的地方收入作为实验经费,自主权非比以前.梁漱溟亲自担任了研究院院长,实验县的各级行政人员由研究院任命,实验县的县长人选也是由研究院向省政府提名,梁一度兼任实验县县长.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梁漱溟一展抱负的客观条件已然具备.政府改革、广办教育、发展经济和乡村自卫,成为梁漱溟推进乡村建设的四个主要内容.他多年期待的“政学合一”终于有了实验平台.

梁漱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引来一大批知名教授的参与.正当他醉心于实验的热火朝天之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声响起,3个月后,日本的侵略步伐已入山东,韩复榘无心抗战,步步败退,梁漱溟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同事被迫撤离.此后,梁漱溟以民间人士,被选入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为抗战四处奔走.抗战胜利不久,国共内战爆发,梁漱溟为和平积极斡旋,已无心无力再继续他的乡村建设了.

1949年之后,一统华夏,农村改革的主题是共产和阶级斗争,梁漱溟赠送给毛的《乡村建设理论》并没有被采纳丝毫.庆幸的是,包括“”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梁漱溟并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对他格外地网开一面,政协委员的职务一直保留到1978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