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I、逆向技术溢出与吸收能力的文献综述

[摘 要 ]对外直接投资（ODI）是国际技术溢出与扩散的又一重要渠道.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投资母国企业技术进步已成为产业界关注的焦点和学术界争论的话题.在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O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与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三个方面对逆向技术溢出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了分析与评述,总结了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理论体系,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 键 词 ]ODI；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

[中图分类号]F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4-0059-03

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SS110160）.

对外直接投资（ODI）已成为一国资本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的一项重要经济举措,它不仅有利于提高投资母国资本的使用效率,而且对母国经济长期发展还存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一经济现象,并从不同的视角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三个方面,总结了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理论体系,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点借鉴意义.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早期的代表性理论有Hymer（1960）垄断优势理论、Vernon（1966）产品周期理论、Buekley&Casson（1976）内部化理论、Dunning（1977）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小岛清（1978）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其中垄断优势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解释说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行海外投资的动机与原因,为后来的ODI研究理论奠定了基础.内部化理论相比较而言是较为先进且概括性强的理论,它直接解释了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生产的原因与可能性.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一大发明,其特点是综合吸收了其他投资理论关于ODI决定因素的分析结果,并从中归纳出三组优势变量,用来解释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生产的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包括国际贸易、技术转让与直接投资在内的整个国际经济活动.比较优势理论从国际分工的相对成本为切入点,首次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海外投资区域的范围,理论表明,从事海外生产的母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技术差距越小,越容易在东道国企业找到立足点,更能轻易占领当地市场.

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建立海外公司,学者们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如wells（1976）小规模技术理论、Lall（1983）技术地方化理论以及由内部优势化理论衍生出来的规模经济理论、市场控制理论和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等.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是对西方跨国公司主流优势理论的补充.其中小规模技术理论被认为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国际投资理论,他把第三世界跨国企业与其自身市场特征相联系,该理论适用世界市场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现状；而技术地方化理论不仅考虑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强调了这种竞争优势形成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积累,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引入了研究范畴.规模经济、市场控制理论以及国家利益先得论,都是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与国家寻求利益最大化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性研究

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论证了国际资本流动会带来技术外溢效应,尽管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滞后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扩散渠道,ODI的技术外溢效应已逐步为学界重视.Kogut & Chang（1991）以日本在美国投资的企业为研究对象,最先考察且实证检验了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随后Teece（1992）和Fouri et al（1999）也从企业投资动机角度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为更加准确地测度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如Pottelsberghe & Lichtenberg（2001）基于国家层面,Braconier & Ekholm（2001）、Driffield & James（2003）等人基于产业层面,Branstetter（2006）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国内讨论ODI逆向技术溢出的文献主要有：马亚明与张岩贵（2003）、赵伟等（2006）、刘凯敏与朱钟棣（2007）、王英与刘思峰（2008）、白洁（2009）、何一鸣与张洪燕（2011）、李梅（2012）等.他们多采用TFP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验证其与ODI的关系,但技术溢出的大小却不一.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利用面板数据得出ODI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省际差异（高敏雪,2004；刘明霞、王学军,2009；孙欢欢,2010；谢杰、刘任余,2011；屈展,2011 ；沙文兵,2012等）.

三、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研究

随着技术外溢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学者们开始考虑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因素.已有研究也充分表明,母国能否通过各种国际技术外溢渠道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关键在于本国的技术消化与吸收能力.Cohen & Levinthal（1990）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先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并将企业R&D成果对技术进步的贡献表现在增强企业获取、学习和运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称之为企业吸收能力.Head等人（1999）运用日本制造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数据,利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投资区位分布与产业集聚关联度的关系,结果表明日本企业投资在美国集聚关联度越高的区域,对日本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就越大.Olfsdotter（1998）认为基础设施状况、经济开放度、人口增长率、政府政策乃至行政效率这些因素对母国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起着重要作用.Borensztein（1998）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具体量化吸收能力的指标,采用回归分析验证FDI与人力资本共同作用于提高生产率.一些学者从技术扩散的角度,验证了国内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Keller & wolfgang, 2004）、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开放政策（Sea Jin Chang, 1995）是影响国内技术扩散效应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基于母国吸收能力视角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也展开了一些探讨,认为人力资本、研发水平、创新投入、集聚效应、金融发展水平、科技活动人口、外贸依存度和高技术市场发展水平这些因素与母国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正相关；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城乡储蓄金额、人均GDP、平均受教育程度、受高等教育人口数对吸收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在分析这类影响因素时,马亚明、张岩贵（2003）利用古诺模型来验证集聚效应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大部分学者选用的是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如：刘明霞与王学军（2009）、欧阳艳艳（2010）、陈岩（2011）、李梅与金照林（2011）、霍杰（2011）等；而白洁（2009）、周春应（2009）、刘伟全（2010）则是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国内外学者通过结合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利用计量方法已经量化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基础溢出存在与否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关于母国O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已全面展开,但基于母国吸收能力视角,针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还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国内大量研究已经证明O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区域差异,但关于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对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大都基于国家层面展开,这种对整体数据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吸收能力的省际差异；第二,吸收能力的测度一直是个动态、整合发展的过程,已有研究大多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或某几个因素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大多建立的是单一回归模型,而实际上影响吸收能力的因素远不止这些,且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吸收能力评价体系将成为重中之重.

四、结束语

在全球经济合作愈演愈烈的形势下,ODI所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促进投资母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它有助于实现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扩大生产能力,增加投资效应与收益,提升母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母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然而,相比较理论界对O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普遍认可外,对实证研究结果则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存在正的溢出效应,部分学者则认为不显著甚至为负.为了给实证研究在结论上的分歧提供有力的解释,一些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吸收能力的研究上,并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和发展吸收能力的内涵,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因此,本文认为建立完善的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评价体系、选取合适的实证检验模型与测度指标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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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欧阳艳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10（4）：66-71

（责任编辑：陈鸿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