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经济理的再

摘 要：新结构经济学是近年来林毅夫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世界性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案例、主流经济学理论对现实问题的无能为力,促使林毅夫教授另辟新途来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最终推出为它们取得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指导的第三波发展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本文通过梳理新结构经济学的有关论述,给出其明确定义,并就该理论产生的历史脉络、内容要点、创新和不足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 键 词：新结构经济学；创新；发展理论；政府；市场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2-0029-008

2012年9月,结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高级经济学家任期仅三个月的林毅夫教授通过北京大学及英美各地的知名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反映他过去四年在世行工作期间研究成果的著作：《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1]、《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2]、《解读中国经济》[3]等,积极为世界经济把脉,悉心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诊.他给发展中国家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提供的药方,就是其在自己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和论文中阐述并在诸多演讲和座谈会上大力推介的“新结构经济学”.现在,该理论在世界经济学界已引起关注和讨论.那么,何谓“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到底“新”在何处?该学说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到底有何指导意义?本文拟围绕这三个问题梳理中外经济学界部分学者的观点,同时也提出一些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一、何谓“新结构经济学”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义

为了帮助众多停滞不前的发展中国家找到一条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推动它们减少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这个理论框架简称为“新结构经济学”[1]12.笔者在研读林毅夫教授有关此学说及其他学者评述的众多文献中,发现除了上述界定比较模糊的定义外,他们并未给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具体含义.综合林教授和其他学者的论述,笔者给“新结构经济学”定义如下：所谓新结构经济学,是本世纪初世界各地的一些经济学家为了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找到一条长期可持续的包容性经济增长途径,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在分析历史上世界各国尤其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研究和探索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本质和决定因素[4]、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作用及其协同关系等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

第一,某一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即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每一特定发展阶段是相对稳定的,但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因此,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第二,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谱,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因此,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需要按照发达国家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状况来升级和改善自己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是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和市场优先建立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

第三,强调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其中,市场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上都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而政府则在制定政策和安排制度时起到提供信息、协调改善经济运行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和补偿外部性等作用.[1]12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脉络

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标志经济学诞生的《国富论》算起,迄今为止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不到240年.作为其子学科同时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母体的发展经济学,其出现和发展则更是最近六七十年的事情.简要梳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其发展阶段及其各阶段的主导思想大致如下：

这一阶段可谓前发展经济学时期,即发展经济学产生的预备和铺垫阶段.以现代经济学的诞生为源头,其持续时间大致为1776―1942年.（1）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帮助一国达到经济持续增长目标的最好办法.在这种经济环境下,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个体根据相互作用的市场和作出资源配置的所有决定,即他们自行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就像受到一支“无形的手”的支配,而政府对此不进行任何干预.然而,随着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导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的主因,该思潮渐渐失去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它作为研究国家经济发展主要分析框架的历史也随之结束.

(二)发展经济学1.0――结构主义理论

这一阶段的大致时间应从1943年结构主义经济学发展理论被首次提出到其实践的失败开始显露――即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二战后,走上民族解放和独立道路的众多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急需寻找一条摆脱贫困、实现民富国强目标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促进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快速而顺利发展的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1943年,Rosenstein-Rodan一篇名为《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的论文将发展经济学带到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发展经济学初期的研究强调经济的结构特征,故被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受大萧条、苏联成功工业化等历史事件和当时盛行的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作用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主张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就尽可能大规模地采用现代生产方式,尽早实现自我加强且良性循环的持续经济增长.中东欧、拉美、非洲和南亚一些国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运用结构主义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普遍实行进口替代和产业保护战略.可是,在实行一段时间后,这些发展中国家不仅未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差距,反而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扩大情况.那些用心良苦的政府干预措施未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却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贪污腐败和权力寻租,并最终导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东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因此,鼓吹政府干预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也随之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三）发展经济学2.0――华盛顿共识/自由市场理论

该理论在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主导时期大致是从1983持续到2007年.20世纪80年怎么发表展中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政府失能、经济崩溃证明了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在反思和探索中,1961年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思（JohnMuth）首次提出、在70年代初经卢卡斯和萨金特（Thomas.J.Sargent）等人不断完善的理性预期理论和该理论力证的自由市场学说开始胜出并逐渐影响发展经济学.理性预期理论驳斥了结构主义理论关于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论断,主张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经济政策,坚决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主的主权人和多边借款机构借拉美国家请求援助之机纷纷要求它们根据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的原则,进行一揽子全面的综合性改革,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这套改革方案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华盛顿共识”.[5]然而,“病急乱投医”的拉美诸国“服药”后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效果并不明显,反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停滞的十年”和90年代“折腾的十年”.2008年肇始于“华盛顿共识”鼓吹者大本营并席卷全球、重创欧美的金融危机,使自由市场理论的普适性失去其最后的光环.

(四)发展经济学3.0――新结构经济学

“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失败尤其是2008年持续至今的美欧金融危机使很多经济学家烛鉴西方盛行且大力实践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局限乃至危害,开始重新思考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合适模式.经济学家们发现过去几十年东亚四小龙既没有采用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所建议的进口替代战略,也没有完全照搬“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建议,却成功地在20世纪80年代把它们原本落后的农业经济沿着产业阶梯迅速升级到非常接近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济；并未服用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药方且一度封闭、管制的经济体如中国、越南和毛里求斯等也通过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法获得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些成功的例子中,既有华盛顿共识所期望的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影子,又存在凯恩斯理论和结构主义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现象.[4]9这些特征激起林毅夫教授等经济学家重新思考当前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不足和缺陷,并试图重构一个更加普适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打造适应发展中国家异质性,促进它们长期、稳定、包容且可持续发展的3.0版发展经济学.苏剑认为,林教授的这一波理论总结了二战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成败的经验教训,和前两波理论对市场和政府看法的正反经验,提出了一个逻辑严密、思路清晰、可实际操作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行动指南.[6]

三、“新结构经济学”的创新

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一书和他那篇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的著名论文[4]17-25总结出新结构经济学与（旧）结构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存在三大方面和12个小方面的差异或创新之处.结合林毅夫教授和其他学者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论述以及笔者自己的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创新可归纳如下：

(一)对各国发展阶段的分类更加精细,符合世界异质性特征

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毅夫教授一改Rostow等人在早期结构变迁文献中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传统社会、具备增长所需前提条件的社会、处于经济起飞状态的社会、走向成熟的社会和高消费社会等这样笼统粗略的五分阶段法,提出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并非若干个不同水平的机械序列,而是一个连续过程的观点[1]26.这一看法以一种从低到高的上升型点状线谱来描绘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无疑使分类更加精细、多元和直观,也更加符合世界各国、尤其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异质性特征.这一开创性的分类既给各个发展中国家甄别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状况的发展目标提供了有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参考,又为它们在经济发展中寻找适合自己参考的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二)对要素禀赋的考察更加全面深入

一般经济学家考察的要素禀赋主要集中在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这三个要素上面,而林毅夫教授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考察的要素禀赋除了这传统的三项外,还增加了基础设施这一项,并把它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独立要素来考察.他把基础设施分为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包括交通、能源、通信和其他所有有助于企业生存和发展、有助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有形公共设施,而软性基础设施则是指金融、教育、司法、价值等体系,治理制度,社会网络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

林教授认为基础设施影响每个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的边际收益,同时也是政府在经济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升级转型中可以发挥协调和领导等积极作用的重要领域.任何产业结构都应有相应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因此在理论上应将其视为一个经济体禀赋要素的一部分.林教授关于软性基础设施的定义,既是对制度经济学的吸收和融合,又拓展和创新了要素禀赋概念,大大提高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其研究对象和方法.

(三)总结历史经验,融合前两派发展经济学之长

新结构经济学的另一显著创新就在于它结合实际,分析和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崩溃、90年代华盛顿共识失败等历史经验和教训,融合、吸收了前两派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经过实践检验、并行之有效的有用部分,摒弃了那些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观点.这使得新结构经济学既有与前两派发展经济学相似或共通之处,但又不是前两派理论优点的简单叠加和调和,而是融合超越,自成体系.具体表现如下：

1.对旧结构经济学的扬弃

（1）新、旧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相同,但对政府干预的目标、方式认识不一.新、旧结构经济学都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差异为理论基础,都认为政府在经济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可以看作是前者对后者在理论基础和政府认识上的继承.但是,旧结构经济学赞成发展中国家实施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经济措施,支持运用行政手段和扭曲等方法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主张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1]28.（2）新结构经济学在财政政策上吸收了旧结构经济学主张的反周期的凯恩斯主义,但二者的目的不同.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应使用税收和支出手段来抵消经济周期的影响,而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衰退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好时机,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可以使这些国家通过提供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来帮助产业结构升级.

（3）新结构经济学未完全抛弃旧结构经济学的进口替代战略,但程度、手段差异很大.旧结构经济学家建议优先考虑进口替代战略,让发展中国家先在封闭的、受保护的环境中发展,直至有能力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市场竞争.新结构经济学则把进口替代当作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顺产业阶梯而上的自然现象,强调替代的产业符合变化后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以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

（4）新结构经济学在货币政策上的主张比旧结构经济学更加积极、灵活.旧结构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必须置于政府管制之下（即银行并不独立）,并以影响利率和各部门信贷配置为导向.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利率政策完全有可能作为反周期的调控工具,通过鼓励在萧条时期进行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投资,提升未来的经济增速.

2.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1）在贸易政策上,新结构经济学融合新古典经济学的部分观点,但方法更加务实.例如,新结构经济学赞成新古典经济学进出口内生依赖于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有助于其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更快的技术进步等观点.但新结构经济学也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遗留着旧结构经济学进口替代战略所造成的大量扭曲政策,因此主张采用渐进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在转型中,政府可以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临时保护,同时放开准入那些符合比较优势但在过去却被严格管制的产业.

（2）在人类发展问题上,新结构经济学继承并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表明教育、培训、健康这三者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新结构经济学吸收并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教育的传统观点,认为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禀赋的组成部分,发展战略需要包含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以对产业升级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并协助经济体充分利用所有资源.

（3）在外国资本方面,新结构经济学认同新古典经济学的部分观点,但目标不同.新古典经济学赞成开放资本市场或使其自由化,以期达成更有效的储蓄配置、更分散的投资风险、更高的经济增速以及更为缓和的经济周期.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最为有利的外国资本流动形式,因为它的目标就是通过发展与这些国家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而获利,但不鼓励旨在套利的投机资本.

（4）新结构经济学比较倾向于新古典经济学在金融发展上的主张,但措施上更加强调有序和渐进.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提倡金融自由化,政府应放弃对银行的所有权,并去除对信贷配置和利率的政府管制.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为国内金融和外贸发展制定一套有序的自由化政策,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能否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同时获得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四)增长识别与因势利导框架指导理论运用于实践

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最大的亮点应该是他与塞莱斯汀孟加（C.Monga）等人合作提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7]该框架是在比较优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前两派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各国产业政策实践成败的经验,扬长避短,创建出的一套帮助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设计、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则框架.它分为笼统的两大步和具体执行的六小步.笼统的两大步是：（1）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2）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六小步则分别为：

1.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先找那些具有与本国相似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约为本国两倍的高增长国家,然后再据此确定一份生产已超过20年的贸易商品和怎么写作的清单.

2.政府优先考虑该清单的产业中国内私人企业已自发进入的产业,采取措施来确定、消除这些企业提升其产品质量的紧约束以及阻止其他私人企业进入该产业的障碍.

3.政府采取特定措施吸引在第一步中确定的高收入国家企业来本国投资那些清单上对本国企业来说全新的产业,或通过孵化计划等手段来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产业.

4.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除了大力支持第一步贸易商品和怎么写作清单上确定的产业外,还应密切关注本国成功实现自我发现的其他私人企业,并为这些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

5.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欠佳的发展中国家中,政府可集中投资于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来吸引可能愿意投资于目标产业的国内外企业,并发挥产业聚集的优势.

6.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为上述先驱企业或国外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等激励,以补偿它们的投资所创造的非竞争性公共知识.

林毅夫教授认为,通过上述过程确定的产业应符合本国潜在的比较优势,由此方法推出的政府扶持,有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实现有活力的可持续增长.[1]153-156

对于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这套框架,尽管不乏质疑的声音,但多数评论者都肯定它的价值.例如,伦敦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德克威廉特威尔德在评论中认为该框架是“一个实用的程序”,是林教授等人文章中“最有价值的贡献”,并且“与现有的增长诊断法、竞争力法、投资环境调查法、生产能力法等是互补的”[1]169.麻省理工学院的爱丽丝阿姆斯敦认为林教授的两轨法（甄别和因势利导）比Porter的价值链分析和Hauann的“跳跃的猴子”模型更好,因为它涉及建立商业知识,这比其他概念所蕴含的方法更完整.国内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8]、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韦森等教授也认为该框架给“政府领导人和靠近各国政府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可操作实施的‘经邦济世’的政策指导‘路线图’”和“可以实际操作的政府行动指南”[9].（五）尝试重新界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笔者认为,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另一重大贡献就是试图重新界定和平衡市场和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体现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第三大要点上,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而政府则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提供信息、协调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和补偿外部性.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各自经历了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历程.林毅夫教授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其意义或可从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文告中窥见一斑：“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林毅夫教授恰巧在全会的前一天受聘为国务院参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其理论对中国高层治国理念和政策可能存在的深刻影响.

四、“新结构经济学”的不足或值得商榷之处

1.良善政府检测设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论证

笔者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最大问题是它建立在一个国家的政府是积极进取、专心致志求进步、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善政府”的检测设之上.毋庸置疑,林教授的理论有对中国过去30多年发展经验的思考和总结,其框架有中国发展经验的影子.但是,从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贪污腐败盛行、利益集团猖獗、权力寻租严重、阶层流动固化、官民冲突频发的现状来看,这与现实相去甚远,让人无法相信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拥有广泛特权的既得利益阶层会真正为了良知,为了国家、民族、普通老百姓的整体利益而主动牺牲自己的特权利益.新古典经济学的激励理论和李克强总理“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的话也表明,特权利益无法用觉悟和道德训诫来化解.

这种质疑并非仅仅来自笔者.国内很多知名学者在评论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时,也都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例如,山东大学的黄少安教授认为,根据林毅夫教授的论述逻辑,他提到的这种高标准强能力的“好”政府应该属于“新古典”政府.但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的理论,这种新古典意义上的政府就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只采用对政府更好或短期内更好的制度和政策,而不是去利用比较优势或采用更好的制度.[10]韦森、余永定[11]、张曙光[12]、张军[13]和独立经济研究人士刘海影[14][15]等众多学者都相信掌握着巨大政府投资和开发资金的政府干预会加大市场扭曲、加重腐败.事实上,追求政绩和升迁等个人利益的政府官员的滥权行为已在中国各地造成很多盲目开发的项目和巨额地方债务,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隐忧.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没能告诉我们怎样避免第三世界的政府官员明为发展经济实则可能追求政绩和个人利益的滥权冲动,而林教授寄希望于追求“青史留名”的政府领导人的解释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16]

2.软件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及其突破未得到深入探讨

林毅夫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把基础设施、尤其是软件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要素来考察,是对经济学其他流派尤其是制度经济学的吸收、融合、创新和发展.林教授对改善软件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强调比较符合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根据软件基础设施的定义,社会制度无疑属于软件基础设施.但是,林教授在论著中对制度的作用基本上只是点到为止,缺乏比较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从而制约经济发展.然而在笔者看来,那些看不见的软件基础设施更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其建设和完善像硬件基础设施一样迫切和重要.发展中国家部分官员腐败和道德沦丧问题的根源之一就是林教授书中所提到的软件基础设施（治理制度、司法体系、价值体系）建设的不完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其对经济的影响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可以直接打乱或中断经济发展的进程,使国家、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动荡深渊.突尼斯一名小贩的微小事件点燃阿拉伯之春就是最直接、最明显、最近发生的例子.

余永定教授在评论新结构经济学中说,在经济已经起飞的阶段,产业升级依靠的学习和创新来自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创造出来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果没有必要的制度环境,产业政策大概只能加大市场扭曲、加重腐败――裙带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创造不出这种环境[11]1078.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17],而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是绝对权利产生的土壤.因此,在普遍存在软性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不、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成熟、舆论媒体控制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掌握过大的权利和资源只会不可避免地加快腐败泛滥,蠹虫猖獗.追求“青史留名”的政治家无论如何强势,只要他是运动式的而非制度层面改革式的,其结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社会矛盾和冲突依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无论该经济体具有怎样的禀赋要素和经济增长潜力,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都值得怀疑和担忧.

3.对文化等非市场因素的分析不够深入

根据中外学者关于“文化”众多而芜杂的定义,林毅夫教授所定义的软件基础设施中的价值体系、社会网络及其他社会安排等元素无疑属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林教授在其论著中实际上承认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众多研究认为,第三世界中有些国家发展快,有些国家发展慢,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在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距,即它们在文化软实力上不同.世界银行2008年的发展报告指出,二战后,全世界总共有13个经济体,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7%或者更高,而且持续了25年和更长的时间.[18]但是,细查这13个经济体,我们发现其中有9个位于曾经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大中华经济圈,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强.只有4个分散在其他各洲,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传统儒家文化对教育、储蓄和勤奋品质的重视,无疑为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和精神支撑,成为它们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和推动力量.或许是因为文化和制度的影响难以量化,无法用经济学上的公式或模型来推导,所以这些的的确确存在,并实实在在起着重要作用的要素并未真正引起喜欢用数理模型来推导论证的经济学家们的足够重视.4.新结构经济学的普适性值得商榷

如前文所述,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包含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其意图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找到一条普适的理论及道路.但是即便如此,他的理论也并不完全适用于像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对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各种类型的产业参差不齐、存在丰富多样性和巨大差异性的大国来说,如果完全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根据变化了的要素禀赋结构来甄别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来进行结构升级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很多正在被有效执行、效果很好的政策都将被证明是违背这一理论的.例如,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按照此理论中国似乎应该继续停留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上,而不应该去加强自主创新、变“中国制造”为“中国智造”；中国似乎应该放弃推动产业向附加值更高的资本、技术、知识、信息和管理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和升级,不应该发展航天、卫星制造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我们过去30年放弃建设自己的大飞机制造工业,而花上千亿美元从欧美进口大飞机,无疑是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正确之举.可实际上这一决策却在国内引起广泛的批评,国家也正在采取措施扭转该产业一味依赖欧美进口的政策.基于上述原因,余永定也认为林教授的讨论适于条件比较单一、情况不太复杂的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小发展中国家或中国的各个省份,而不是像中国这样特殊且胸怀强国梦的发展中大国.[11]1078

5.经验实证分析充分,但数理论证稍显不足

笔者在通读林毅夫教授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论述之后,发现作者在阐述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方面,主要运用的方法是经验实证主义的历史分析、制度结构分析和归纳演绎等方法.作者在充分运用相关历史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实证展开逻辑推理、分析比较和归纳总结,然后通过尼日利亚等案例分析,再把归纳的一般性理论通过演绎的方法运用到实践中去.这种研究方法比较接近于西方采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等方法来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的制度经济学.由于论述中没有采用数学模型,现代经济学研究所崇尚的数理论证和已被当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界奉为本学科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19]相对运用得较少.林毅夫教授这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历史出发的分析方法无疑方便并加深了读者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解和接受,非常有利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传播和推广.可是,尽管有上述优点,当今经济学理论界所崇尚的研究方法的阙如恐怕也会导致主流经济学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接受靡费时日,就像当初西方主流经济学把制度经济学当作“离经叛道者”而鲜能接受一样.笔者相信随着林教授及众多研究者在这方面孜孜不倦地深入研究,其研究方法定会更加丰富多样,新结构经济学的前途无疑是光明的.

五、结语

在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之前,发展经济学分别经历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潮、旧结构主义和自由市场理论等三个发展阶段.各个阶段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推动发展经济学理论迈向新台阶.新理论总是在扬弃旧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结构经济学也不例外.新结构经济学在发展阶段划分、要素禀赋类型和对前两派经济学的继承融合上都有所创新,更提出了新颖独到、指导具体实践的增长识别与因势利导框架.然而,新结构经济学也面临对良善政府检测设的可靠性、软件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和解决、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普适性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质疑.

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说,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是中国梦也是仍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梦想.[16]1107帮助世界85%的人口摆脱贫困,实现发展梦想的抱负对以天下为己任、有担当有追求的经济学家来说,永远是个充满诱惑、令人神往和痴迷的课题.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已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他的努力能够激励更多的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经济学家把他们的研究兴趣投向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发展福祉.就像先驱企业无论成功与失败都能给后来者提供公共知识等正外部性一样,林毅夫教授的这种尝试和努力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注释：

（1）某一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或思潮的出现过程漫长且与前后理论交叉并存,因此很难用具体年份标注其起讫时间.本文这种并不严谨的绝对划分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某一思潮或理论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或时间,因此没有采用传统上比较安全的模糊时段划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