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后现代策略

摘 要：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面对后现代主义政治的挑战,提出了形态各异的应对策略.哈贝马斯的审议试图构建一种旨在促进理性共识的协商机制,吉登斯提出了旨在促进家庭、社会、以及全球秩序和谐的对话理论,而墨菲则提出以崇尚竞争政治为主题的竞争思想.上述理论都蕴藏着在稳定机制下对于世界政治的深度哲学思考,但因为其理论与现实政治实践的脱节,最终都沦陷为乌托邦的幻想.

关 键 词：；后现代；国外马克恩主义；评析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022-05

一、后现代主义政治对传统的挑战

德拉·沃尔佩曾将现代政治的发展总结为两条理论路径,一条路径是由卢梭首先进行理论阐述,而后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接或间接加以发展的强调国家权力的,另外一条路径是由洛克提出、由孟德斯鸠、康德、洪堡和贡斯当等发展的倡导公民权利的.卢梭以“平等”为理论中心,强调“强国家弱社会”.而洛克则是以“自由”为核心概念,强调“弱国家强社会”.“卢梭传统”与“洛克传统”是西方的两个传统.就两种传统的实践来看,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无疑堪称两种传统的实践结果.作为政治行为的两种运行模式,美国革命如柔和的阳光,温和而耐久；法国革命则如犀利的闪电,“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于黑暗.”Ⅲ法国和美国关于运动的“姊妹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两个传统最具有可比性的典型案例.

20世纪60年代.传统政治面临着后现代主义政治的严峻挑战.“后现代主义政治是对西方20世纪60年代激进政治运动失败的反映.此外,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与20年前相比,今天的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面对这一日益复杂的世界.传统的一套认识模式与范畴越来越显出它的局限性.人们呼唤新的理论、新的价值观的产生.后现代主义便是应这个‘运’而生的.”后现代主义者对从笛卡尔开始,贯穿于整个启蒙运动以及后继者的现代性启蒙理性话语进行尖锐的批判,他们否定现代性存在的合理性,击碎现代性的合法性基础,意图用后现代取而代之.法国后现代解构主义者福柯从对“癫狂”、“规训”、“监狱”、“性”等边缘问题的研究人手,解构传统历史的总体性和连续性叙事,反对启蒙理性.福柯宣布在尼采的“上帝之死”之后,“人”也死了.在福柯的视阈中.“人”好比沙滩上的一幅图画,海潮袭来,一切将归于虚无.另一位法国解构主义者利奥塔则认为,人类的使理性走向衰落,导致现代性丧失了合法性.他反对“宏大叙事”而主张尊重“小叙事”,拒绝一元化立场,积极倡导并捍卫话语的多元性、异质性和差异性.后现代主义无疑对以绝对理性为哲学基础的现代性政治构成了有力的挑战,为适应这种挑战,形态开始逐渐突破了两种传统的模式,呈现多样化的态势.按照亨廷顿的观点.第三波化浪潮正在以神奇的速度和全球性的范围汹涌而来,不断创造着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迹.“化在波兰用了十年,在匈牙利用了十个月,在东德用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十天,在罗马尼亚则只用了十小时.”后现代政治的挑战促使众多西方学者站在各自的理论立场试图回应后现代政治的挑战,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吉登斯、墨菲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德国著名的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哈贝马斯正面反击了后现代思潮并为现代性进行辩护,他将现代性看作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他宣称自己的理论绝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而是坚决捍卫现代性传统.哈贝马斯并不否认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理性政治设计方案的某些缺陷,但是他认为这不能构成废弃现代性的必要和充分的理由,这只是意味着重新调整和完成理性的重建与修复.哈贝马斯以哲学范式的转化为立足点,通过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提倡主体间性和交往理性,意图重建理性,保持现写作技巧性中的、平等、共识、解放、团结等价值,从而完成现代性这一未完成的规划.哈贝马斯将的重建作为挽救现代性危机的重要手段,他提出了在理想语言情景下的审议模式.审议模式试图在宪政基础上,设定一个协商的程序,通过协商,参与者可以达成一种理性共识.与哈贝马斯相呼应,英国“第三条道路”理论创始人安东尼·吉登斯,针对现代性的政治危机,提出“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吉登斯认为21世纪人类正在超越现代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已经进入后现代.“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为解决现代性的政治危机,吉登斯提出了“对话”的概念,“对话不是的延伸,甚至也不是它的补充,不过,从一开始,它就创造了社会交流的形式,这可能对重建社会团结是一个实质性的(甚至是一个决定性的)贡献.对话主要不是关心增加权利或代表利益,它关心的是推进文化世界主义,是把我从前讲的自治与团结连接起来的一块最好的积木.”由此可见,面对后现代政治的挑战,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解救现代性危机的理论存在着家族相似性,因而,他们的策略也都出自协商这一共同渊源.

面对后现代政治的挑战,卢梭传统的继承人并没有附和哈贝马斯与吉登斯的观点,而是沿着另外一条路径展开理论的主题创新.这条路径被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尚塔尔·墨菲所创设.墨菲在后现代政治背景下,提出了竞争的应对策略.竞争来源于卢梭的激进思想.墨菲认为“激进的出发点是为了修复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断裂,它的主题是将雅各宾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都置于怀疑的框架之下,拒绝被赋予特权的分裂点和把斗争汇合到一个被同一的政治空间,而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学说.从而达到一种彻底的自由主义目标.”墨菲将法国大革命作为一个思考案例,她非常欣赏法国思想家弗兰西斯·菲雷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菲雷认为,法国大革命与其说是一次革命,毋宁说是一场观念的颠覆运动.法国大革命不是一种变革而是一个起源的幻象,它是以《人权宣言》为象征蕴含着话语深刻的颠覆性力量,“它作为一种酵母,激发各种反对从属关系的斗争,从政治的不平等,通过不同的社会主义话语,置换成经济不平等的批判,走向了对其他从属关系的怀疑,并产生新的权利.”最终,墨菲借助于菲雷的观点阐明了激进理论立场,第一,激进的目的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策略中的雅各宾主义幻像,颠覆传统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中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在传统的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中,被视作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而在墨菲的策略中,社会主义则被看作是的一部分；第二,革命的方式是各种改良运动,而不是阶级斗争和武装夺取政权,斗争的主体也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人民大众.墨菲上述理论立场表明这样的幻想,通过之路实现社会主义,用不着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内,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中就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但激进只是墨菲的政治纲领,激进的精神则体现在竞争性的政治之中.墨菲从两个方面阐发了以激进为理论内蕴的竞争的廓出的必要性.第一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衰落,使西方左翼在理论上陷入困境,革命消退,改良主义出现,部分左翼向右翼移动,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左翼内部的；第二个是东欧巨变和苏联社会主义解体后,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并没有实现,而是新的政治对抗不断出现.从世界政治看,民族主义开始复活,宗教原教旨主义大量出现,世界各地民族和宗教冲突不断.“这一切说明在当前形式下大多数政治理论家是软弱无能的——在一个发生着深刻的政治变迁的时代,这种无能将可能对政治产生灾难性影响.”墨菲基于上述原因,提出了既承认自由和平等是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又强调“政治”是潜藏的社会因素的竞争,她认为政治是一种自然状态和原生状态,永远无法将其从生活中消除.由于民众对于现实的自由主义产生了怀疑和冷漠,这些怀疑和冷漠逐渐演变成一种失望和骚动,那么现代就需要新的理论支撑,竞争模式应该是西方社会新的理论模式,竞争的倡导通过一定的转换路径,将“对抗转换为竞争,将敌人转换为对手”.墨菲试图通过竞争呼唤一种政治,希望西方左翼通过社会主义来挽救.并形成一个对自由主义的替代模式.

后现代政治的挑战,促使西方学者开始对传统政治进行反思,形成了政治的“后现代转向”,审议、对话以及竞争都是在后现代政治挑战下,反对正统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替代性的理想.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想比较研究

在政治哲学后现代转向的大背景下,三大思想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这里,我们需要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想比较.以便于做到对它们特质的深刻把握.唯有这样,才可以不停留于对他们思想的简单注释上,而是挖掘其中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哈贝马斯将挽救现代性危机的希望,寄托在理论的重建上.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优劣以及二者的比较进行了分析,认为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建设方略在解决现代性危机方面是失败的,它们既不能确保私人自主,又无法实现公共自主,这些问题反映在政治系统就表现为的危机.在哈贝马斯的审议理论中,人民意志不再意味着人民直接地参与到意志的形成过程中来,而是意味着所有的政治权力都来源于公民的沟通,公共意志必须经过交往权力才能转化为行政权力.“从根本上讲,审议强调的是公民及其代表需要对其决策之正当性进行证明.无论是公民还是其代表,都希望对方对他们提出的原则和规定进行说明.在一个体制中,领袖应该说明其决策的理由,并回应公民对其理由的质疑.”“这种程序在协商、自我理解的话语以及公正话语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并证明了这样一种检测设,即在这些前提下,合理乃至公正的结果是可以取得的.这样,实践理性就从普遍主义的人权或一定共同体的道德当中抽身而出,还原成为话语原则和论证,它们从交往行为的有效性基础,说到底,就是从语言交往结构当中获得了其规范内涵.”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公共舆论的影响,通过政治选举的渠道将公共意志转换为“交往权力”,再通过立法过程转换为“行政权力”.很显然,哈贝马斯的审议表达着一种宪政思想,他希望于建立一种程序来强制性规范协商过程.

吉登斯对后现代政治的回应则是表现了政治的情感立场.吉登斯认为今天的政治在四个领域发生了改变,一是个人生活领域.由于去传统化以及反思的扩大改变着从前的婚姻、性关系、友谊、亲子关系、亲属关系特征,这些变化虽发生在个人生活领域,却在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二是在社会运动和自助团体的领域.这样的运动和团体表现了今天本土与全球生活反思性的提高.社会运动尤其是自主团体在众多的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强行进入从前不曾讨论过的社会的松散领域,自主团体在专家那里夺取权利方面以及更普遍地在行业专业技术的恢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在大型组织领域.全球化影响在大型组织如巨型公司内部化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四是在全球秩序领域.在全球意义上,联接民族国家的“空的”或“无秩序”的领域应该被政治填满.吉登斯认为,识别上述潜在的环境的变化使我们有可能看到与建立新的团结的联系.在后传统社会中,增加团结意味着积极的信任,所谓积极的信任就是根据具体条件来确立不同的信任关系.积极的信任是双方的、透明的、全面的.积极信任肯定了自主、保护了多样性的存在,既强调了责任也强调了权利,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吉登斯认为,应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培养积极信任,在夫妻关系和亲情关系之间,在政府机构内部以及机构之间；在和地方之间；在土著人和移民之间等各个领域都应该培养积极信任.与上述观念相适应,吉登斯提出了对话概念.“对话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主权,这种交往构成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吉登斯认为对话有三个理论特质,首先,对话不是代议制的延伸.也不是它的补充,对话创造了社会交流的形式,对重建社会团结是一个实质性的贡献；其次,对话主要不是关心增加权利或代表利益,它关心的是推进文化世界主义.是把自治与团结连接起来的一座桥梁：最后.对话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对话制在政体范围内鼓励国家的化.

如果说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试图通过理性的协商来重建,那么墨菲则是从相反的角度——“政治”的角度来重构政治.墨菲认为理性共识模式把道德与正义问题引入政治领域值得肯定,但它们缺乏政治的维度,否认了冲突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的实质.“离开了相互抗衡的主张和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领域就没有了主题；就无需去做什么政治决策.”墨菲的竞争是在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批判中逐渐建立起框架.她审查一些在一系列领域——社会学、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中,被“后政治观”思潮所支撑时尚理论,例如“世界性的”、“全球公民社会”、“世界性主权”、“绝对”,这些观点都拒绝承认在对抗维度构建政治,其目标是构建一个世界的“超越对抗”的社会秩序.墨菲将它们归纳为三种模式：超越对抗模式、理性共识模式、普适正义模式.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即属于第一种模式.哈贝马斯和罗蒂的理性共识模式属于第二种模式,第三种模式是罗尔斯的普适正义模式.墨菲梳理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政治哲学家的社会交际的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多种形式的对抗和暴力行为,即使通过交换程序和社会交际的发展也难以消除.敌对性是不可消除的,社会总是被敌对性所威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道德是不可能的.“哲学家由于拒绝对抗的维度,而难以把握人类相互性的复杂状态.通过参与者的坦诚的社会交往而达到相互理解的状态,从而消除暴力和敌对不过是一种幻想.”墨菲认为只有这样站在政治的视角而不是经济的或道德的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的本质——对抗与冲突是政治的本质特征,不是消除对抗与取消差异,而是建立并维护一种多元秩序.她区分了“政治的”(thepolitical)与“政治”(politics)两个概念,把内在于人类社会的对抗性维度视为“政治的”维度,而“政治”作为各种实践、话语和制度的集合,缺少对抗性,目的在于化解敌意,因此,政治不是如何消除权力,而是如何建构与价值相协调的权力形式.竞争模式正是基于“把对抗转化为竞争,将敌人转化为对手”这样一个目标提出来的,墨菲认为不可能出现理想的语言情景来支撑理论,政治的冲突和对抗是一种本体论的状态,不可能消除.所以,竞争倡导用宽容的立场看待敌人,将敌人当作值得尊敬的对手,而不是要消灭的对象.这样,竞争实现的就是一种“冲突的共识”而非审议所强调的“理性的共识”.墨菲认为,竞争比审议更善于接纳多元社会的利益差别,适应多元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复杂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三大的具体差异归纳如下：一是哈贝马斯将审议限定在经济和道德领域,而吉登斯将对话扩展到政治之外的所有生活领域,墨菲的竞争则是选择在政治领域：二是审议设计一种理想的商谈和决策程序把协商者连接起来.协商的法律程序在审议中是非常重要的.对话不需要严格程序来规范人们.它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过程自发生长出来,是价值观念以及环境指引人们形成的共同行为.竞争则是侧重于竞争机制和“敌＼我”转换机制的建立,偏重于竞争而非协商；三是审议试图通过价值的交换、审视和辩护,达成一种理性共识,而对话仅仅意味着提供了人与人之间在一种彼此宽容的关系中相处的手段,对话的结果并不要求达成共识,而是获得通过他人的整体评价以及建立积极信任的能力,它追求的是一种积极信任的结果.竞争则表现出对协商的失望和对于合理竞争的期望；四是哈贝马斯的审议是为了解决现代性的困境,始终固守着现写作技巧性,并将这一理念作为审议的基础；吉登斯的对话的理论出发点则是对传统社会的超越,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也是对后现代的部分认可.墨菲的竞争则是从反对现代性的角度,同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形成对峙之势.总之,如果说审议和对话由于都崇尚理性而具有某些家族相似性,那么竞争在哲学基础上就和他们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三、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的评析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流派差异的根源在于他们哲学基础和历史背景的差异,从而导致他们的政治旨趣也各不相通.哈贝马斯从文化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的影响,将市民社会界定为扎根于生活世界之中,以公共领域为核心建制的社会文化领域,他的理论以公民的理想道德水准为前置.哈贝马斯审议思想在理论上综合了葛兰西、韦伯、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帕森斯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在吸收上述哲学思想资源的前提下,他站在现代性的立场支持理性主义,反对后现代主义,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构建审议思想.哈贝马斯曾批评福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拨掉,并避免一种新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在福科那里,我看到了某种这样的危险.”所以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所具有的促进理性秩序、社会公正和道德完善的潜能远远没有得到实现,他坚决捍卫西方现代性传统,主张重建启蒙理性,纠正原设计的错误和实践的偏差,重新调整和完成理性的重建和修复.“他通过主体间性与交往理性的建立,防止理性被扭曲,保持现代性中的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释放现代性潜在的解放能量,以完成现代性这一未完成的规划.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和远未终结的.”

吉登斯的思想资源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理论的最主要流派,都可以追溯到三位思想家身上.“尽管出现了无数的修正和推演.显然,马克思的著作是当代各种新马克思的主要源头,涂尔干的著作则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灵感来源,而某些现代版本的现象学则直接或间接地起源于韦伯的著作.更有甚者,在某些更加专门的社会学领域,如社会分层研究、宗教等领域,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根本的.”吉登斯对三位思想家社会学的现代性理论进行贯通理解,并创设了自己的现代性制度模型.他认为21世纪这个新时代正引导我们超越现代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进人后现代性.现代性和传统之间存在一种“断裂”,现代性和传统之间的断裂,称为“后传统社会”.但是吉登斯又不完全否认后现代,“如果非要把后现代性看作是正在取代现代性的过程,是被公认为不可能的事,我们无法确定历史的连续性,并确定我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而且他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在现代性背后,我以为,我们能够观察到一个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之轮廓,这就是‘后现代’(post-modern),但它与目前许多人所说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大相径庭.”由此可见,吉登斯的捍卫现代性的哲学立场与哈贝马斯有某些共同之处,他们两个都要捍卫现代性并力图重建现代性,认为现在提“后现代主义”还为时过早.他们共同的构想是将返回到古希腊城邦理念之中,在古希腊城邦的理想语言情景下,公民走向公共广场,发表观点,展开辩论.

墨菲的竞争的哲学基础则主要是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墨菲借取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系谱学,还借用后现代的“延异”、“缝合”“主体位置”、“缺失”等概念,继承了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进行的尖锐和全面的批判逻辑,对现代性的一切进行批判.可见,竞争从后现代的视觉把解放政治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全部清除掉,墨菲面对后现代政治的挑战,已经接受了后现代政治,并将其作为理论工具,同自由主义思想展开论战.值得注意的是,墨菲的理论并非是飘忽不定的理论柳絮,她最终将“变化的政治”当作其理论的元理论.“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任何研究领域实际内容的重要变化,都会通向新的本体论典型.阿尔都塞过去常说,在柏拉图哲学背后,有希腊数学；在17世纪理性主义背后,有伽利略的物理学；在康德哲学的背后,有牛顿的理论等从这个观点,我们深信,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中,变化不只是存在的,而且是本体论的.”呻’墨菲将异质性、差异性、冲突性、对抗性看作政治不可根除的特性,正是这样,墨菲的竞争理论逻辑在解构之中又具有一些建设性的元素.笔者认为,审议、激进和对话的分歧,其实质是关于现代性政治和后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争论.哈贝马斯的审议是相对保守的政治立场,墨菲的竞争则是激进的政治立场,吉登斯的对话在二者之间表现出温和的折衷,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国外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想理论由于与社会政治实践的严重实践脱节,最终都遗憾地沦陷为乌托邦.但乌托邦(Utopie)与幻想(Illusion)并不等同.“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像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精神动力.”[18’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当代中国在社会稳定机制下,如何构建“完全代表权”的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思想可以作为宝贵的“他山之石”予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