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我国大学的淘汰率

不去打听我们大学的成才率却要追问我们大学的淘汰率,这个念头说出来恐怕会让奋斗在高教战线的高知们觉得我心理阴暗.其实,我们大学的成才率根本无须打听,只要看看每年在诺贝尔奖各奖项上我们的斩获,大家基本上就能够窥斑见豹了.倒是这大学里的淘汰率我认为大有深究一番的必要,因为我觉得一所大学(尤其是那些享有国家高投入以培养精英为己任的一流大学)除了对学生高水平的教育,如果没有一套严格的汰选机制,想要造就出一流的人才来恐怕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要说国内大学的办学水平已经高到可以将凭一次高考而收进的学生一个个都培养成合格的大学毕业生,你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不过眼前的现实却是:我们大学的毕业率就是比欧美那些世界一流大学的毕业率高,而且不是高出一点半点,而是几乎高出了整整一倍.前几天在媒体上看到一则资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毕业率正常保持在48%左右,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只有45%左右,加州理工学院高一点,也就在60%左右等再看看我们的北大、清华,其本科生毕业率基本保持在92%至95%之间.两相比较,会让你觉得杨振宁先生当年盛赞过的“中国有世界上一流的本科生源”、“中国本科教育水平位于世界前列”端的是言之有据毫无溢美之辞.

可是我们大学这么高的“毕业率”却与“成才率”不成正比,这就让我们这些局外人难以看懂了.其实,就是那些身在高校、学贯中西的“局内人”也有看不懂的时候.美国北爱荷华州立大学英语系的一位终身教授,曾经被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到中国,可因为“实在看不懂”中国高校的教学标准,3年后又黯然返美.他难以再在中国待下去的原因说来很简单:“我对学生的要求已经放得够低了,有时甚至越过了我的底线,可别的教授还总指责我过于严格.”此言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中国高校对学生的学业考核太过宽松了,宽松到了如搭乘公交车一般,能进就能出.今天不少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说简直就是那些受尽应试教育这架绞肉机蹂躏的高中毕业生休闲疗养谈情说爱聊天游戏的休闲地.

其实,最懂得“从严治教”的恰恰应该是我们,“严师出高徒”这句古训即为明证.今天中国公认的“教育豪门”清华校园里的“天之骄子”们大概想象不到80年前他们的学长每天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清华大学在1928至1937年期间,每年的学生淘汰率为27.1%,理学院最高淘汰率达到69.8%,工学院则为67.5%.吴有训先生执掌清华物理系时期,1929年入学学生11人,到1933年毕业时仅剩5人,淘汰率54.6%,1930年入学13人,到1934年毕业时剩下4人,淘汰率69.4%,193淘汰率为50%,1932级更高达82.8%.正是如此“残酷”的淘汰率催生出了一批杰出的学子.清华大学物理系1929年至1938年入学并得以毕业的71位本科生中,出现了2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2位美国科学院院士.80多年过去了,清华的办学条件应该说早已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可我们的教学质量与时俱进了吗这与我们教学管理上的宽松化是否有关事实上清华大学还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所学风较好的大学之一,至于那些教风、学风较差的学校,其办学质量就更是让人难以言说了.

其实我也知道,在倡导教育产业化、大学教育平民化、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大肆扩招以缓解就业压力的今天,提倡高校“高淘汰率”是很有些不合时宜的.更重要的是,这么多的学生又淘汰向哪里其实这后一点完全不必担心.美国高校盛行的转学制度很值得我们一学.在美国,每到开学时节都有一大批的大学生分流,普通高校的优等生流向名校,名校那些力不从心者流向普通高校甚至职业学校.双向分流的结果便是各得其所,丝毫没有因此而影响社会和谐.此举若移植我国,也许可使高考“一张试卷定终身”的弊端得以革除,促进中学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有效遏制高考舞弊现象.想想,实乃一石多鸟之举.

大学适度提高毕业门槛,也许正是促成教育的春天降临的一张多米诺骨牌,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