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建设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

是否拥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志,更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创建属于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追求.跨入２１世纪后,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的几所重点高校都已拿出了自己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复旦大学更是提出了分三步走,到２０２０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作为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多次号召全校师生“要把思想从束缚我们的旧体制、旧观念中解放出来,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到世界一流大学共有的、符合现代大学办学规律的理念上去”.秦绍德教授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和党政工作,自从１９９９年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以来,他与学校的其他党政领导一起制定了复旦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三步走”战略.为此,记者就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建设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一话题,对秦绍德教授作了专访.

记者：中国的几所名校,如北大、清华和复旦都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那么您觉得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秦绍德：我认为有若干个学科在世界前沿,有若干个教授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培养的学生在世界上很著名,达到这三个标准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中国内地的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差距太大了,而且这个差距是全方位的,表现在办学理念、学科布局、管理制度、师资队伍和办学的资源条件等各个方面,其中办学的资源和条件差距最大.造成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国外很多一流大学的史有五、六百年了,我们才１００多年的历史；他们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的一些大学是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建设完善的；等等.发展高等教育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理性要求,但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又制约了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国力还比较弱,是在１３亿人口的大国内办教育,而且这种“穷国办大教育”的背景三、五十年之内是不会变的.我们是高等教育大国,但不是高等教育强国.一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天天在提高,希望子女接受教育的愿望与日俱增,而另一方面,我们目前的教育资源是稀缺的,这种教育资源的稀缺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接受教育的需求是一对矛盾,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因此,我们的高等教育还处在满足大众需求的阶段,很多地方不成熟,而国外的一流大学办的都是精英教育,差距是很明显的.

记者：诚如您所言,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大环境.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除了经济高速发展外,整个社会的体制正在逐渐转型.社会的转型对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秦绍德：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刺激了社会需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们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社会转型对高校自身建设的影响有好有坏.首先,从好的方面来讲,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很重要的经济基础,国家对大学的投入增加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知识和技术的创新,社会对大学的依存度在提高,这是大学发展的绝好机遇.另外,市场经济体制又有着计划经济体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样就为高校增强办学活力、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体制保证.

从负面影响来看,中国毕竟还很落后,人均资源还很贫乏,高校的发展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制别是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心态普遍比较浮躁,希望一天就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希望大学对社会作出不切实际的贡献.受这种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许多大学为了盲目适应市场经济、增加办学经费,出现了急功近利、实用性凌驾于学术性之上、学术目标不高等不良倾向.只要有市场需求,只要有利可图,就不顾社会分工和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蜂拥而上,影响了办学的质量.这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弊大于利的.我们不能机械地、功利地看待大学对社会的贡献.世界一流大学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是长远的.我们不能简单地依据短期的经济效益制定我们的发展计划.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重视应用性学科的发展,而忽视基础性学科的建设.不是所有的科学研究和市场都能结合起来.环顾全球,世界一流大学都很重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而这就离不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大学则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成果的源泉.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虽然在短时期内产生不了直接的经济效益,但这些学科培养了未来生产力――学生的综合素质,当前提出的“产学研结合”的口号,是针对与市场结合较紧密的应用性学科提出的,并不涵盖所有的大学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切忌急功近利的心态.

记者：谈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得不提到体制创新.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大都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我国大部分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种管理体制会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障碍吗?

秦绍德：评判一所大学是否世界一流,不是看它是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是看它的学科设置、教授水平和学生素质.我们是在特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内进行体制创新.我认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中国的土地上是行之有效的,它不仅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障碍,而且是中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保证.党委主要是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推动学校的发展,在政治思想上保证学校能健康地办下去.所谓正确的办学方向,第一是,能够为整个国家的未来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和建设者.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首先是为祖国和人民怎么写作,为国家的强大和更多人的幸福怎么写作.第二是,学校的发展方向.如高校建设该怎么定位,怎么抓住机遇,战略上应该如何安排,如何在改革中求得发展,在发展中又如何保持学校的稳定.这是需要党委和行政集体来规划的.我们整个社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在大学里也是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由于执政党的地位,党委成为把握这种正确办学方向的舵手,凡是违背这个方向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都要进行纠正.虽然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多元化绝不能没有主心骨,没有主旋律.我们的主旋律就是培养的人要为祖国和人民怎么写作.这也是我们价值观最核心的东西.

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国内外的大学校长都探讨过.国外的大学校长觉得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大学很大的体制优势,因为中国的大部分大学规模都比较大,管的事也很多,如果靠一个人的能力而不是一个班子的能力很难负责起来,必须依靠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党委.校长和书记可以互补,比一个人当家要好,精力、角度、思维方法和风格都可以互补.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改革和稳定需要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来保障.

记者：世界一流大学不仅需要有很高的管理水平,还需要有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高质量的师资需要有合理、高效的人事制度的保证.近年来,我国的高校在人事制度改革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例如,２００３年北大的人事改革就成为高教领域的一大热点.对此,您有何看法?复旦大学在人事制度上进行了什么样的改革?

秦绍德：北大的人事改革只是高等学校人事改革的一部分,当然更是学校各方面改革的一部分.在这个范围内,北大提出的人事改革方案总的方向和精神还是很好的.北大想通过体制的改革形成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内人才流动是非常灵活的,人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这样总的来讲有利于师资队伍建设.我认为北大人事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有些主意也不错.北大的方案也并非凭空产生,很多高校也在考虑这些问题.有些措施在国外已经做了多年了,比如教师的“非升即走”,在我国长久以来没做,因此北大的这些措施显得很有开创性.但是北大的这些改革方案还需要跟其他措施配套,使其有更强的操作性,比如行政管理人员也要改革,不能只改教师队伍的人事制度.高校与企业、机关都不同,是精神生产者聚集的地方,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地方.对精神产品的评估很复杂,社会价值体系不统一,积累和产出的关系也很复杂.因此高校人事改革在整个社会中是最复杂的人事改革,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复旦虽然没有象北大那样拿出一个全国瞩目的改革方案,但复旦的人事改革也一直在进行,没有停顿.比如今年职务评聘的改革.还有我们的人才引进机制也在不断地往前突破,去年我们聘请了国外的学者担任我们生命学院的院长.其他还有清华、上海交大等,大家都在改革,积累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并不是只有北大冲在前头,而其他大学在观望.

记者：顾名思义,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地方,除了教师外,学生也是衡量一所高校优劣的标准,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在人才培养机制上还要进行哪些改革?

秦绍德：大学培养的人才应该适应社会发展多方面的需求,而不是一种价值评价体系下的需求和一段时期内的需求.我们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要培养高层次优秀人才,适应社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其中一部分毕业生能成为当代政治、经济、科技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传统的人才培养机制中,学生只有服从的义务,很少有选择的自由,这样就抑制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现在,我们的教育理念和培养机制都在逐渐转变.例如,学分制在中国的高校正逐渐普及.学分制的要领就是让学生有自主选择的可能.学校的课程是一个体系,形成一个“课程超市”让学生自主去选择,这是学校有意引导的选择.因此,学生选择的课程是国家教育的意图同个人选择结合的结果.复旦大学在以“学生的成长成才为中心”的培养理念下,对教育教学制度进行了很多改革.复旦大学允许一年级的同学转专业,一届３０００多学生中每年有２００多人可以转专业；实行完全学分制、弹性学分制,学生可以在２－６年之间完成自己的本科学业.学校还鼓励理科的课外科技活动,文科的社会调查,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组织自己的社团.研究生培养也是如此.学校培养研究生是通过课程的设置,导师的辅导和无形的氛围来进行的.社团、讲座和其他广泛的活动构成了一个无形的氛围.让研究生能够发挥学习的自主积极性.复旦大学正在逐渐建立一套完善的灵活的人才培养机制,为发挥学生的这种自主积极性创造宽松的环境.我们希望在这种机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创造性和自主积极性,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记者：世界一流大学都实行开放办学,奉行国际化原则,面向世界遴选教师、招收学生.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目前,我们内地的高校也与国外的一流大学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合作和交流,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秦绍德：我国加入ＷＴＯ之后,更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市场的部分,全方位直接地参与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国际性竞争.经济全球化必将导致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教学模式、课程内容和培养模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些直接应对竞争的相关专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贸易、财会、法律和管理类的专业人才,无论在数量上和水平上还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其教育视野,课程教材,知识结构,教学方法,计算机应用,以及教师队伍的素质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加强.教育国际化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对人才的培养和竞争提出了新的课题.

复旦大学提出要顺应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校际交流.目前我们正在逐步建立校、系两级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体系,理顺体制；增加学生国际交流人次,提高学生的国际竞争力；扩大留学生规模,提高留学生就读层次,拓展国际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学校职能部门的国际化意识和怎么写作意识.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方向,复旦大学要经过２０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已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从现在起到２００５年建校一百周年,完成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转型,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步,到２０１０年,若干学科率先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学校在总体上处于亚洲大学前列,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形成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击的强劲势头；第三步,从２０１１年起,经过１０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到那时,我们将有若干学科达到世界第一；校友中涌现出一批在各领域有影响的人才,学校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每年发表的论文和著作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在学校周边形成国内外闻名的科技园区；留学生达到学生总数的１５％,从而使复旦成为外国适龄青年向往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