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国外译介共性之我见

摘 要：李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在20世纪前半叶突出以国外译者为主体.通过研究小烟熏良、庞德和洛威尔这三位国外译介李白的集大成者,发现他们译介李白的初衷,译介过程中诗学观的折射,翻译方法的一些失误之处以及西方世界对他们译介成果的接受等方面都有共通之处.

关 键 词 ：国外译介 李白 共性

基金项目：绵阳师范学院校级项目,《华夏集》中李白诗歌的误译研究（2013B06）

李白诗歌的英译历史,粗略可以分为20世纪以前、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以及当前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参与李白诗歌英译活动的翻译主体众多,涉及西方传教士、英美学者、日本籍译者以及汉语学者.应该说,这些译者们可贵的努力在李白诗歌传播方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本文将聚焦李白诗歌的国外译者,主要考察小烟熏良、庞德和洛威尔,梳理他们在英译李白诗歌过程中存在的共通之处.

一、初衷

国外译者译介李白,都是积极态度下的主动译介,他们普遍有着一定的中国文化功底,并且对东方文化如痴如醉地热爱.巧合的是他们和日本都有一定的关联.庞德接触的东方文学的最早对象并不是中国文学.他翻译了希腊诗歌、意大利诗歌,之后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能剧.但在接触了费氏手稿中的中国古诗后,他对日本能剧的热情很快被中国文学所替代.基于美国东方学者费罗伦萨的手稿,在汉学家赫伯特翟里斯（Herbert Giles）以及两位日本学者森槐南（Mori Kainan）和有贺永雄（Ariga Nagao）的帮助下,饮誉全球的《华夏集》问世.《华夏集》有十九首诗歌,李白诗歌就占十二首,由此可见庞德对李白诗歌的钟爱.

洛威尔译介李白也有着强烈的汉学情愫.她的哥哥在日本期间给她捎回的中国艺术品使她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情愫.她与亦是汉学家的洛伦斯埃斯库弗（Florence Ayscough） 合作,共同完成了《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Poems From the Chinese）这部继庞德所译《华夏集》之后的又一部广受欢迎的汉诗译本.松花笺,又称薛涛笺或浣花笺.译诗集以与中国女诗人薛涛相关的“松花笺”取名,充分展现了洛威尔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向往.在诗集中,洛威尔对李白青睐有加,选取了83首李白的诗歌,占诗歌总数的半数之多.

小烟熏良所译的《李白诗集》是英语世界第一部独立译介李白的英译诗集.童年时候在其父亲的熏陶下,小烟熏良开始背诵李白的短诗.1907-1925年期间小烟留学美国,在他身上随时都揣有李白诗集,一有空便拿来翻译.1915年庞德的《华夏集》横空出世,激发了小烟全面译介李白的决心.在《华夏集》后的第二年,小烟的译本《李白诗集》便问世.和《华夏集》不同的是,《华夏集》中李白诗歌只是一部分,而《李白诗集》,顾名思义,是专门译介李白.全诗集共收录李白诗歌124首,涉及五言、七言、乐府等题材,全面反映了李白的生平和所经历的时代.小烟熏良对李白的热衷是发自内心的.在《答闻一多先生》一文中,小烟熏良提到他翻译李白的目的是要“介绍一个在中国最有名的古诗人给欧西的文坛”（徐志摩,2005：132）.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日本人向英美世界译介李白诗歌,是因为他认为李白既是中国的,也是东方的,更是世界的,让世界更多的人阅读李白诗歌是件愉快的事.

二、诗学观

在译介李白过程中,译者诗学观体现在译作中,翻译观和诗学观相互融合渗透,在传播李白诗歌的同时,也在文学领域和翻译理论方面结出了成果,这一点在国外译者身上共通存在.诗学观对庞德《华夏集》的影响毋庸置疑.庞德为了摆脱英国诗歌传统的束缚,打破维多利亚滥情的抒情方式、陈腐没有新意的诗歌用词以及僵化死板的诗歌节奏,致力对英语诗歌进行革新.中国古诗的“音乐美”、“意象美”和“神韵美”与庞德探索的新诗方向一拍即合,庞德为之欣喜若狂.他将自己的意象诗学融入翻译中,并在诗歌选材上别有用心,挑取那些以战乱离愁等战争题材为主的诗,试图以其中悲愁的意境去迎合英语世界期望重构和拯救的心理.实际上,战乱离愁正是当时经历战争折磨的英语世界人民的切肤之痛,因此《华夏集》与当时英美人们很容易产生共鸣,庞德的新诗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同样作为意象派诗人的洛威尔以及弗洛伦斯埃斯库弗,她们用短小精悍而意味含蓄的小诗再现李白诗歌的美,同样也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李白诗歌中简练精确、新颖含蓄的意象正是她们千方百计寻觅的,李白诗歌正好是意象派诗歌理论的最佳例证.因此,在翻译时,她们以李白诗歌为武器,汲取了李白诗歌的艺术精华,打破了英美诗歌的传统范式,有力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

译介李白诗歌过程中,由于译者诗学思想的差异,一直存在将李白诗歌是翻译成自由体还是翻译成律诗的争论.中国译者中,以翁显良为代表的译者主张将李白诗歌译成散文,而以许渊冲为代表的译者却主张在翻译李白诗歌时须保持原诗的韵律.无独有偶,国外译者中,翻译诗学的不同同样将译者分化成支持译成律诗和支持译成自由体两大阵营.以翟理斯和弗莱彻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将李白诗歌译为律诗,而以庞德、洛威尔、埃斯库弗等为代表的美国译者,以及日本籍译者小烟熏良坚持将李白诗歌译成自由体.小烟的翻译诗学是“散体意译”,《李白诗集》中全部是通俗易懂、自由流畅的散文诗,而并非李白原诗中三言、五言或者是七言的诗歌形式.

三、误译

国外译者译介李白诗歌普遍存在误译现象.误译可体现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语言层面上,主要是拆字和拆词.拆字的译法在意象派译者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庞德继承了费氏的衣钵,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因此可以拆开来理解.如 “明”可拆成“日”、“月”两部分,“”可拆成“木”在“日”中.而洛威尔在译介李白时强硬坚持“拆字法”.在她看来,将“图画文字”的汉字拆开,汉字的偏旁、部首的含义融入译诗中,这样能与整首诗歌的意境相吻合.应该说,“拆字”是对汉字极不科学的理解,是冒险的做法,但对诗歌中个别的字,拆字法的确也产生了“歪打正着”的效果.至于拆词方面,汉语中的词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单纯词表达一个整体概念,是不能随便拆开逐字理解翻译的.小烟熏良将“青春几何时”中的“青春”译成“The green spring”,明显是将“青春”一词分开理解.“青”译成“green”,“春”译成“spring”,但“green spring”合在一起和汉语中“青春”的意思早已大相径庭.同样 “兰陵美酒郁金香”一句, “郁金”是个单纯词,指的是一种有着浓烈香味的香草.小烟将之拆开,逐字译为“golden hue”,着实谬以千里.小烟承认在处理这些“独有的国民性或民族特性”的名词时的确力不从心.他说,“在另一种文化中难以找到确切相符的表达方式时,翻译的难处简直没法设想”.文化误译体现在国外译者在处理中国文化中诸如典故、俗语等一些特质的东西时,要么根本没法理解,要么理解发生偏差.比如,庞德将“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译成：“Forever and forever and forever. 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 out? ”这就抹去了“抱柱信”和“望夫台”这两个典故所蕴含的特质文化,而“郎骑竹马来” 一句中,“bamboo stilts, playing horse”也扭曲了中国文化中“竹马”的意思. 尽管国外学者在译介李白时普遍存在失误之处,但实际上他们译介李白的态度是认真的,为之付出的努力是可贵的.休肯纳在《庞德介绍》中提到,庞德在译李白的一首诗时,为了准确地将一种情调用十四个词表达出来,反复推敲竟长达六个月之久.洛威尔不通中文,为了精确理解汉诗,她在埃斯库弗的帮助下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深入读透一首诗,她称道：“实有四条途径：其一,中文文本,为音律记；其二,词汇之词典意义；其三,汉字分析；其四,埃斯库弗女士的精心诠释,包括她认为我必须明了的典故、历史、传说、地理等.”同样,小烟熏良为了帮助英语读者正确理解李白诗歌的内涵,他煞费苦心地大量采用添加注释的方法,对李白诗歌中的专有名词、文学典故等加以诠释,这种努力难能可贵.

四、接受

同一文明在不同时期接受情况是不同的.《华夏集》问世后,在英美世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河上商之妻：一封书信》一诗入选权威的《诺顿美国诗选》,被列为“美国名诗101首”之一.《松花笺》一直受到诗人、学者的垂青.它多次再版,直到1971年仍有重印本面世.《李白诗集》中,多首诗歌被英美作曲家谱成曲子,广为流传.不可否认,小烟熏良、庞德和洛威尔这三位国外译介李白的集大成者,在为促进汉诗和李白文化在英语世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