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9日.
走出调解室,27岁的杨红泪流满面.男友对她多年的暴力侵犯终于得到应有的判罚.
“黄律师,谢谢你!”杨红抹掉眼泪,对黄黎说.
黄黎是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的驻点律师,去年6月7日接到杨红的法律援助申请后,他就开始奔波起来——调查、取证、鉴定等
一年后,杨红终于可以鼓起勇气,开始新的生活了.
“跟杨红一样,九龙坡区越来越多的妇孺孤寡、残疾人士、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区法律援助中心.”九龙坡区司法局副局长刘荣康自豪地说.
在探索法律援助保障机制的过程中,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受理的案件,从2008年的736件,增加到2011年的1409件,而2012年前八个月就已达1227件.
数字上升的背后,是九龙坡区推行“1+3”法律援助机制的悄然发力.
援助之困
2008年的一个冬日,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
“喂,是律师事务所么?我们接到一个刑事案件,需要你们派律师受理.”
“不好意思,所里只有一名民事案件律师,刑事案件律师都出去跑案子了.”
放下,龙琳很郁闷,这已经是她找的第三家律师事务所了.
作为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龙琳已为此苦恼多年.
“临时指派律师,随机性大,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很被动.”刘荣康说,“而且,即使有律师在,很多时候律师专业不对口,无法达到诉讼的最优路径.”
如何建立法律援助的保障机制?
九龙坡区司法局开始了探索.
2009年6月的一天,九龙坡区司法局会议室.
“我们必须建立稳定的专业队伍,扭转被动局面,保证全区法律援助的尽援优援.”经过深思熟虑,刘荣康抛出了他的想法.
龙琳和与会人员顿时精神抖擞,这话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
随即,招募工作启动,自愿报名、单位批准、中心审核等
不到一个月,几十名律师填写了报名表.
经过筛选,驻点律师、民事案件律师、刑事案件律师三支队伍已现雏形.
“你们组建这三支队伍的做法很好,对弱势群体的援助有了基本保障.”重庆市司法局的领导对此予以了肯定.
受到鼓舞的九龙坡区司法局加快了探索的步伐.
2012年6月10日,九龙坡区法律援助“1+3”专业怎么写作团队正式成立.
在三支队伍的基础上,他们又组建了一个智囊团.
“‘1+3’团队包括一个智囊团和三支专业怎么写作队,一个由46名律师组成的既相对稳定又规范专业的团队终于瓜熟蒂落.”刘荣康欣慰地说,智囊团由九龙坡区10名经验丰富、执业5年以上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组成,三支团队包括6名驻点律师、15名民事案件律师、15名刑事案件律师.
在几年的探索中,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不仅做到了应援尽援,还实现了应援优援.
应援尽援
2012年2月17日,九龙坡区一派出所门口.
一对中年夫妇一直张望着,希望能尽快搜寻到儿子的身影.
“别着急,一定会出来的!”一旁的刘勇安慰道.
终于,16岁的王远在一名的陪同下出现在视线里.
目光交汇的瞬间,一家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突然,只听“扑通”一声,王远跪在了他的法律援助律师刘勇面前.
几天前,王远砸破了一车主的汽车玻璃,被机关刑事拘留.
派出所决定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
2月15日,受九龙坡区检察院指定,区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时间派刑事案件律师刘勇受理此案.
接到案件,刘勇放下自己手里的工作,全程介入了案件的各个环节.
经过询问、调查和现场勘验,刘勇发现了关键证据——王远是受人指使,并且情节轻微.
最终,王远获得了“不批准逮捕”和“不批准提起公诉”的裁决.
从受理到结案,仅仅用了两天时间.
王远是幸运的,专业对口的法律援助队伍让他享受到了应援尽援的怎么写作.
同样幸运的还有22岁的肢残农民工王辉.
一次意外让王辉原本肢残的双腿雪上加霜.
2011年初,王辉在打工的食堂吃饭时不慎摔倒.
厂方只付了医药费,可这对于带着旧病新伤的王辉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我这算不算是工伤呢?”王辉琢磨着.
2011年3月30日,王辉来到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
驻点律师周隆智接待了他,经过了解和分析,受理了这一民事案件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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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经过几番折腾、鉴定,他们终于获得了有力证据.
2012年6月18日,王辉获得了近四万元的赔偿.
拿到赔偿后,扔掉原来那辆破旧的代步车,开着刚写的新车,王辉的兴奋溢于言表.
援助格局
2012年3月20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六庭.
一桩历时三年、历经波折的法律援助案件在此尘埃落定——胡娅获得了七万元的赔偿.
2009年初,胡娅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频发性紧张型头痛.
为此,其所在公司单方面解除了与胡娅的劳动合同.
胡娅和她的父亲不服,将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并向九龙坡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
“精神分裂症的司法鉴定是关键证据.”受理律师对胡娅和她的父亲说.
考虑到司法鉴定需要在网上公示,会影响胡娅以后的工作和生活,胡娅和父亲拒绝做司法鉴定.
由于缺乏这一关键证据,法院一审判决公司向胡娅支付赔偿金1.6万元.这与胡娅的期望相去甚远.
进入二审后,法官告诉胡娅,如果没有新证据,想要改判几乎不可能.
万念俱灰的胡家人开始通过频繁的、闹访来维权.
2012年3月初,临近二审判决,父女二人再次向区法律援助中心求助.
这一次,法律援助中心派出了智囊团律师骆瑞明.
如何实现“鱼和熊掌兼得”,既可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又能获得应有的赔偿,这是骆瑞明考虑的关键问题.
通过与智囊团几名经验丰富的律师召开案件研讨会,骆瑞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协商调解.
“这个案件持续了两三年,其复杂性和纠纷存在的长期性,想必贵公司已深有所感等”骆瑞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争取被告公司接受调解.
多方权衡后,被告公司接受了骆瑞明的建议.
3月20日,双方达成和解.
前有三支援助律师队伍打前锋,后有智囊团“军师”坐镇,“1+3”援助格局在法律援助的最优路径上逐渐发力.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