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一个文献综述

[摘 要]传统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但是,在现实国际贸易活动中,交易成本在塑造一国比较优势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回顾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其与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关系、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及其度量、引入交易成本分析的国际贸易变化之相关文献,指出:现有文献未严格区分“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交易成本的测度与贸易理论中基于引力模型的贸易成本测度还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融合.

[关 键 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交易成本,生产成本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0)07-0067-06

[收稿日期]2010-05-08

[基金项目]江西省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研究》(YC09A073).

[作者简介]杨青龙(1982-),男,湖北荆门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理论.

一、引言

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是重要的.比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宣扬自由贸易政策,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美国又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美国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大量不可忽略的交易成本.再比如,在微观层面,许多国际贸易实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从而微观层面的交易成本也不容忽视.

无论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productioncosts).古典贸易理论强调的是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决定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杨小凯(2003)[1]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高度重视交易成本对贸易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则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新来源: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赵君丽、吴建环,2008[2],樊瑛,2007[3])等,这为拓展国际贸易理论的成本观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逐步为人们所重视.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的本质乃产权的交易,而“产权的交易是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手和让渡”(黄少安,1995)[4].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手和让渡.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在产权的界定、转手、让渡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随着对产权、交易成本等核心概念认识上的深化,新制度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并被视为是对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但遗憾的是,这场“革命”并未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产生足够影响.显然,这与相关贸易理论不考虑产权、交易成本等因素有关,要明确这一点,看看主流贸易理论模型中的检测设前提就足够了.从20世纪90年始,逐步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提出“对市场本身效率和交易成本等问题的研究应该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课题”(朱刚体,1997)[5].Trefler(1995)[6]的实证研究表明,以H-O-V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所预测的贸易量与国际贸易中实际的贸易量存在着巨大差距,Trefler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为“丢失的贸易量之谜”(missingtrademystery),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未能考虑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程大中(2009)[7]明确指出,“交易成本将成为下一阶段国际贸易研究的关键领域”.本文旨在对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相关文献作一回顾,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二、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其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定义众多,但不可否认,“交易成本”可被拆分为“交易”和“成本”两个术语.由于“成本”在经济学中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术语,本文从对“交易”的讨论开始.依据康芒斯(Commons,1934)[8]的概括,交易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这表明交易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易成本则为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于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自然就是国际贸易活动中相关当事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denButter和Mosch(2003)[9]指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与运输(距离)、贸易壁垒、关税等有关的传统成本,而且包括搜寻成本、搜集产品质量信息和贸易伙伴可信度的成本、诉讼成本、控制成本、与国际支付有关的成本等,交易成本可被理解为追求贸易利益时出现的摩擦成本,贸易交易中有三个阶段可被区分开来:(1)联系(contact)、(2)合同(contract)、(3)控制(control),这三个阶段都产生交易成本.杨小凯(2003)[1]将交易成本分为外生交易成本和内生交易成本,并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国际贸易理论中,他认为,外生交易成本包括运输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储藏费用以及不及时的运输引起的费用,在个体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看到的交易成本为广义的内生交易成本,而由一般均衡偏离帕累托最优而引起的交易成本则为狭义的内生交易成本.熊贤良(1993)[10]指出:“国际贸易是交易的一种形式,其中的交易成本除了具有一般交易成本的特点外,还有因国际贸易与一般国内交易不同而来的特殊内容.一般而言,与同类型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常常更为普遍也更高”,他认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包括:因地域和空间上的分隔引起的交通、通讯等方面的交易成本,由文化、历史及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差异而引起的交易成本,由国际贸易政策引起的交易成本.

与“交易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应,生产活动则反映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于是,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为相关当事人与物打交道的成本,具体表现为生产中各种要素投入数量与单价的乘积之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现实中最重要的约束变量不仅有生产成本,而且包括交易成本,前者是由企业内部管理、生产要素和产业特性等因素所决定,而交易成本则是与交易有关的成本(李景峰、刘英,2004)[11].贺文星、袁国良(1996)[12]则将企业总成本定义为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之和,并指出如果生产成本保持不变,那么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出口的产品就会更具有竞争优势.

考虑到“公司是贸易的主体,利润最大化是贸易发生的机制,公司间以及公司内的资源调整是贸易利益的来源”,“贸易可以理解为地处两个国家的两个公司的交易行为”,“贸易成本是两个公司的交易成本”(施炳展,2008)[13],相关文献往往不严格区分“贸易成本”(tradecosts)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著名贸易理论家Anderson和vanWincoop(2004)[14]认为从广义上说,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使产品到达最终用户发生的所有成本,包括运输成本(运费和时间成本)、政策壁垒(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信息成本、合同执行成本、汇率成本、法律和规制成本以及当地分销成本(批发和零售),贸易成本通常以从价的关税等价形式来表达.Jacks,Meissner和Novy(2008)[15]指出,贸易成本是与跨边境货物交换有关的交易和运输成本,因此它会阻碍国际经济一体化.

三、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及其度量

采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时常用的术语为“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大多数纯贸易理论文献中常用的术语为“贸易成本”,但相关文献往往不严格区分“贸易成本”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杨小凯(2001)[16]认为,制度的差异会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进而影响到贸易量的大小.根据著名贸易理论家Anderson和vanWincoop(2004)[14]在其经典文献《贸易成本》中的看法,可以认为,影响贸易成本的因素至少包括运输技术、贸易政策、信息技术、合约制度、货币与汇率制度、法律法规、零售及批发渠道等.

关于这一主题,在定量测度方面有两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Wallis和North(1986)[17]通过在宏观层面对美国经济中1870年~1970年交易部门的测度,间接度量了宏观经济范围的交易成本,认为交易成本占GNP的比重会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根据刘志铭、申建博(2006)[18]的介绍,Wallis和North的方法曾遭到众多批评:第一,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往往是相互决定的,因此很难单独对交易成本做出测度,第二,他们所计量的交易成本总额实质上是市场上总的可计价的各种交易部门的价值加总,而不包括各种非市场化的资源损失,这样必然严重低估一个经济中真实的交易成本总额.为了避免对交易成本的直接测度,在微观层面,Williamson(1985)[19]把交易成本分为“合同签订之前的交易成本”和“签订合同之后的交易成本”,他认为签订合同付出的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是互相依存的,要计算这两类成本往往很困难,只有通过制度的比较才能估计出各自的交易成本.本文认为,Wallis和North测度的其实是国内交易成本而非本文探讨的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但由于分析对象都是“交易成本”,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共性,而Williamson的制度比较分析方法则对分析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存在重要启示.

第二条主线是,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以对国际贸易流量的探讨为重点,以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引力模型为基本工具,通过引入“距离”等变量,寻求贸易发展的“阻力项”,主要运用贸易法和法等方法来间接测度“贸易成本”.对于法,Anderson和vanWincoop(2004)[14]有精彩论述,而针对贸易法中的传统引力模型方法,钱学锋、梁琦(2008)[20]总结了其三大不足:第一,这类方法通常在事前(exant)就决定了贸易成本的基本构成,然后将其纳入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遗漏变量的存在使得结果可能是有偏的,第二,由于缺乏理论基础,传统引力模型方法根本无法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进而无法考虑在移除某些贸易壁垒后的效应,第三,传统的引力模型没有考虑多边阻力的影响.总之,“现有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贸易法不太令人满意,改进的方法值得期待”(Anderson&vanWincoop,2004)[14].为了化解这些难题,Novy(2007)[21]、Novy(2008)[22]分别提出了两种改进的且方便易行的模型.Novy(2007)[21]对贸易成本的测算公式为:

该式中τjk,τkj和分别为j国向k国和k国向j国出口的贸易成本且二者对称,EXPjk和EXPkj分别为j国向k国和k国向j国的实际出口值,GDPj、EXPj分别为j国的实际GDP和实际总出口值,GDPk、EXPk分别为k国的实际GDP和实际总出口值,ρ为替代弹性.Novy(2007)模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传统引力模型和现有具备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的缺陷,而且在数据可获得性上比较方便可行(钱学锋、梁琦,2008)[20].Novy(2008)[22]对贸易成本的测算公式为:

该式中,τij为i国与j国之间的贸易成本,xii为i国国内贸易值,x为j国国内贸易值,xij为i国向j国的出口值,xji为j国向i国的出口值,σ为替代弹性.Novy(2008)模型不仅对同一时期的跨国横向比较是适用的,而且对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以及综合考虑横向和纵向比较的面板数据分析都是适用的.

四、引入交易成本分析的国际贸易变化

(一)理论修正

一些传统贸易理论往往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为零的检测设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而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贸易成本.这使得贸易理论与贸易现实相去甚远,正如Deardorff(1984)[23]的评价:“就像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样,贸易成本在贸易模型中几乎被忽略了.那些模型认为,即使将贸易成本考虑进去,也不会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Obstfeld和Rogoff(2000)[24]甚至将贸易成本视为打开所有其他开放宏观经济学之谜的钥匙.我国有学者进而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的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茹玉骢、金祥荣,2008)[25]①.

在将贸易成本纳入主流贸易模型的努力中,学者们从对运输成本的考虑开始.Samuelson(1954)[26]和Mundell(1957)[27]将运输成本纳入贸易模型时,提出了“冰山模型”,认为运输成本表现为运输过程中商品的自然损耗.在“冰山模型”检测定下,运输成本的存在会使同一种商品的国内与国外出现差异,进而形成保护本国进口竞争产业的效果.Dornbusch,Fischer和Samuelson(1977)[28]则开发了连续商品型的李嘉图模型,认为运输成本的纳入将造成国内提高,进口规模减少,甚至可能使一种商品成为非贸易品.Norman和Venables(1995)[29]则构建了一个货物和生产要素可贸易的H-O模型,并且贸易涉及交易成本,研究发现货物贸易与要素移动以不冲突的方式相互联系,这种联系意味着当相对交易成本发生变化时,会对贸易模式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即便当国际移民成本有微小下降,也会引致足够大规模的移民前往劳动力稀缺的经济体,进而使得该经济体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降低货物和要素交易成本的经济自由化会导致更多或更少的贸易,只有考虑到货物贸易和要素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后才能对其生产和贸易效应做出预测.台湾学者黄登兴、黄幼宜(2003)[30]通过模型证明,当运输部门得耗用部分国内资源时,运输部门的技术进步,可能使贸易量不增反减.若运输部门与进口竞争部门的要素投入近似程度足够大,运输部门技术进步所省下的资源,反而造成国内进口竞争部门的产出扩张,随着进口需求的减少,贸易量下跌.该文得出的结论显然对传统的关于运输成本的“类关税效果”(implicittariffeffect,ITE)是一个挑战.

众所周知,运输部门只是提供交易怎么写作的部门之一.那么,一般地考虑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之后,传统的关于贸易的认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Anderson(1979)[31]等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引力模型”,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量与两国GDP的乘积成正比,与交易成本成反比.Krugman(1980)[32]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homemarketeffect,HME),即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存在贸易成本的前提下,那些拥有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或地区)将成为相应产品的净出口方.在线性模型中,Krugman和Venables(1990)[33]采取了交易怎么写作外生给定,Ottianoetal.(2002)[34]则检测定交易部门是完全竞争的,并且该部门和农业部门一样,采取完全相同且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考虑到上述模型并未对交易部门的特定特征给予足够关注,Holzhey(2003)[35]在Ottianoetal(2002)[3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独立的交易部门,该部门规模报酬递增、为古诺竞争且进入壁垒取决于规制政策,并且出口销售和本地销售都存在一些交易成本,研究表明如果经济上的“小国”比“大国”有足够更自由的交易部门或经济“小国”的地理面积足够小,通常预测的贸易模式将会消失.

引入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分析后,会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杨小凯(2003)[1]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交易成本引入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得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结论:(1)一般均衡由两个国家的相对生产力、相对偏好、相对人口规模以及交易效率水平决定.在其他参数给定时,交易效率的提高将使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如果给定交易条件、相对人口规模和相对偏好,则比较优势程度越大,均衡分工水平越高[1].(2)如果一国的交易效率足够低,并且(或者)比较禀赋优势很小,则自给自足会出现在均衡中.如果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稍有改进,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稍有提高,则均衡就会转到每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的低分工状态.如果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进一步提高,则会出现二元结构的均衡,即一个国家完全专业化并得到大部分的贸易好处,另一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随着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也得到足够程度提高,则均衡跳到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即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产品,贸易的好处由两个国家分享[1].Deardorff(2004)[36]指出,当存在贸易成本(如运输成本或其他成本)时,由于通常对比较优势的衡量仅仅简单比较一国与世界的成本或自给自足,所以无法很好地描述贸易模式,他在包含贸易成本的李嘉图模型中提供了比较优势法则的重新表述,认为一个产业的净贸易(无论双边还是全球),同时取决于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李景峰、刘英(2004)则[11]认为,“交易成本构成了比较优势的重要部分,而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制度对贸易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政府本身或制度本身就是引起贸易的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收益,从而影响相应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达到改变贸易格局的目的.”张纪(2007)[37]试图建立纳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拓展李嘉图模型,用于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并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完整动因应当是以比较优势的差异为基础,以交易成本的降低为条件.”袁志田(2000)[38]通过构建正交易费用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模型否定了比较优势理论,建立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模型,指出交易费用不仅是市场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也是国际贸易区域特征的根本原因.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正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对研究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问题亦有启发.这一理论“有两个分支,一是Melitz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另一个是Antras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樊瑛,2007)[3].Melitz(2003)[39]建立了异质性企业理论,该理论检测设每一个产业内包含若干异质性企业,异质性主要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生产率不同及其导致的组织形式不同.模型分析结论认为,高生产率的企业将出口,低生产率的企业只在国内生产和销售,贸易的开展甚至可能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该产业,这种产业内企业的优胜劣汰将提升整个产业的总生产率(相当于降低了该产业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笔者注).Bernardetal.(2003)[40]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更高,其一,出口企业的大量销售降低了平均固定成本(相当于“规模经济效应”――笔者注),其二,通过出口行为获得的海外利润可弥补一些进入成本(可弥补部分交易成本――笔者注).Antras(2003)[41]则把产权、不完全契约纳入到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的标准贸易模型中,认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倾向于采取一体化模式,进行企业内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倾向于采取外包模式,进行企业间贸易.Antras(2005)[42]建立了动态的李嘉图总体均衡模型对南北贸易进行分析,在该模型中,南方国家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产品成熟导致的高科技投入下降,随之而出现产品生命周期,开始时产品在契约有效率的北方生产(交易成本低――笔者注),后来低技术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南方以利用当地的低工资(生产成本低――笔者注),这种转移首先是通过FDI在企业边界内发生,后来外包给南方企业在企业边界外发生.总体均衡模型表明,南方的不完全契约导致北方的均衡工资高于南方.值得指出,新新贸易理论的若干命题也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当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主要围绕“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吗”、“企业异质性与国际化方式的选择”、“国际贸易中的网络、中间商与匹配”等主题展开(程大中,2009)[7].

(二)贸易影响

在经验研究方面,McCallum(1995)[43]运用1988年数据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境内的省际贸易是美国各州与加拿大各省之间的国际贸易的22倍,这引发了大量对“国界影响”的研究.Baier和Bergstrand(2001)[44]用关税和运输成本两个变量来表示交易成本,他们运用16个OECD国家1958年~1960年和1986年~198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大约30年间16个OECD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增长了150%,其中关税下降可解释38%的贸易增长,运输成本下降可解释12%的贸易增长.Kneller,Pisu和Yu(2008)[45]的研究表明,对英国制造厂商而言,在其他国家经商成本的下降将导致:一方面,以前不出口的厂商的开始进入到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增加了出口厂商的全球参与程度,这些出口厂商将其产出的更大份额销售到国外.

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影响较大,而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主流贸易理论影响甚微,国内大多数文献集中于讨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其对贸易可能带来的影响.熊贤良(1993)[10]认为,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存在四方面直接影响,即:第一,削减贸易量,第二,产品的国内外差的存在妨碍了要素均等化、使国内向国际的移动减少,缩小来自贸易的利益,增加了一国比较劣势产业转化成比较优势产业的困难和时间,第三,对国际贸易交易方式产生影响,促使国际贸易采取批发交易的形式,而一些原始的交易方式(如易货贸易)如能节约交易成本,仍有生命力,第四,交易成本还迫使贸易双方在贸易过程中形成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的机制.熊贤良(1993)[10]认为,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的间接影响则体现在:第一,带动了许多与贸易相关的怎么写作产业的发展,通过专业化的社会分工进一步节约交易成本,第二,促进贸易主体即企业对自身的组织形式和规模的调整,以适应存在交易成本的现实.朱刚体(1997)[5]将国际贸易大致分为三类: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公司内贸易.其中,公司内贸易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避免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在外部市场存在代价的情况下,公司不仅会追求生产过程的成本极小和利润极大,而且会选择对公司来说最合适的交易媒介”.袁志田(2000)[38]检测定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存在交易费用,其中包括各种竞争障碍,而将国内交易费用内化为生产成本,通过将交易费用引入国际贸易分析,表明交易费用是使厂商之间的生产竞争表现为国际间的国家竞争,使国际贸易区别于国内贸易的根本原因,国际贸易是交易费用存在的特征现象.而西方文献则更多地在“贸易成本”的语境下讨论其给贸易带来的影响.如Demidova(2008)[46]注意到全球化的两个特征,即生产率提升和贸易成本下降,并且在异质性企业和技术不对称检测设下的垄断竞争模型中分析了它们的福利效果,研究表明贸易伙伴的生产率提升必将损害本国,并且如果技术不对称足够大的话,下降的贸易成本可以增加技术先进国家的福利而降低落后国家的福利.

五、文献评述

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对贸易理论和现实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已达到一定深度.应该说,以上文献可为从事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研究提供多侧面多角度的启发.文献回顾表明,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前提下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在现实的贸易活动中,即便一国存在生产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但如果交易成本大、交易障碍多,国际贸易仍然无法正常进行.本文进而认为,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共同构成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②.

但是,已有文献仍存在如下不足,从而可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方向.首先,从定性角度看,现有文献未严格区分“贸易成本”(tradecost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严格地说,贸易成本系对应于制造成本而言,交易成本系对应于生产成本而言,于是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但不完全等同,二者之间的联系、区别尚需进一步厘清.其次,从定量角度看,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交易成本的测度与贸易理论中基于引力模型的贸易成本测度还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两条路线还处于一定程度的相互隔绝状态,挖掘两条路线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进行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测度时相互借鉴,可能是一个富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注释]

①茹玉骢、金祥荣(2008)[25]还指出,“非正式和正式合约实施制度

的主要功能是克服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从

而保证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

②对于这一命题,笔者将另外撰文进行详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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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