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新中国的幼儿教育一起成长

2003年我在纪念中国幼儿教育100周年的文章中,提到了我一生中最引以为荣的两件事：一是1949年10月1日,我作为北京慕贞女中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二是我50年来忠实地从事了一项事业——幼儿教育,

1950年,我初中毕业时,被保送上本校的高中,同时还被另一所市立高中录取.正在我选择去哪一所高中时,我校从北京市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师）调来一位新教导主任.她多次找初三的同学谈话说：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一大批人民教师,希望你们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去报考北师.毕业后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怎么写作.我响应了教导主任的号召,毅然报考了北师,被幼师科录取.

在北师学习期间,有两件记忆深刻的事情：一是北师的文化课很强,课本与高中完全相同,且教师都是一流的.二是重视在实践中学习,从一年级开始每周有半天去不同的幼儿园见习.这个见习可以说是活的教育理论课.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教育部门办的公立园少.私立园多,幼儿园可以自主选择课程模式.我们见到了“单元教学”“分科教学”“实验教学法”“设计教学法”“蒙台梭利教学法”等多元化的课程.三是受到教育理论中要注意政治倾向的启蒙.由于北师的专业课教师曾留学美国,给我们介绍了不少西方教育流派,让我们开阔眼界.但时间不长,在苏联专家来校参观时,翻译拿着同学的笔记本向专家介绍教育学科的内容,专家听到课程内容中有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时,勃然大怒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中,介绍帝国主义教育家是犯罪.”事后.担任此门课的教师辞职.我们有两年时间只学习一些音乐和美术的技能技巧,直到临毕业的那一学期,学校才请来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和讲师,给我们简要地讲授了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方法.

1953年幼师毕业后,我被留在北师附属幼儿园任教,正式开始了我的幼儿教育生涯,至2013年,我整整60年没有离开过幼儿教育领域的工作.

在幼儿园工作期间,我教过中班和大班.这所幼儿园经常要给师范学校的学生做示范教学,任务重,要求高,压力大,但也促使了个人的进步.这一年国家在“全盘苏化”方针指导下,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各个战线陆续请来了大批苏联专家指导工作.幼儿教育也不例外.教育部在1950年-1956年期间,先后请了两位苏联的幼教专家来华.用苏联的幼儿教育理论培训高等师范学校的专业教师、教育部和各省市的幼教干部.我园在北京有示范性质,教师有机会去听周末在教育部举办的苏联专家讲座,还要带头直接依据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进行教养工作.这样就自然废除了我园长期采用的“单元教学”.随着私立幼儿园逐渐被政府接管,幼儿园已不允许自主选择课程模式,全国均以“学科课程”（分科教学）作为幼儿园的唯一课程模式.从此分科教学在我国幼儿园延续使用几十年,老一代的幼教工作者对其特点、方法都极为熟悉.

1955年秋,我被调到北京市教育局刚刚成立的幼儿教育科工作,任视导员（现称督学）.1956年,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北京幼儿园的数量发展很快.我负责几个区的幼教视导工作,工作压力很大.这时,党和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大幅度扩大高等学校招生的规模,当年要扩招至16万人,可高中毕业生只有5万人.因此.国务院发出通知：号召国家干部、革命军人和各行业的人员报考大学,各单位不得以工作需要为名,阻拦在职人员考学.我20岁即进入教育行政部门工作.视导的对象都是经验丰富、资深的园长和教师.他们对我虽然很尊重,但难免把我视为“小年轻”,与我交谈时经常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称我为“小祝”.另外,我的先天不足——缺乏理论知识.也使我力不从心.国务院的通知使我极为兴奋,立即决定报考大学深造.在报考志愿时,有人建议我借此机会离开幼教,报考外语系或中文系.但我的专业思想很坚定,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由于北师给我打下了很好的高中文化基础和自学能力,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1956年-1960年在校学习期间,赶上不少政治运动,有机会上山下乡,其中与专业有关的是1958年师生一起到农村去办幼儿班和培训幼儿教师,我被分配到河北省徐水县实践半年.我们在那里的八位师生创办了一所农村幼儿师范学校,编写了一本《农村幼儿师范教材》（1960年正式出版）.通过这些活动的学习和锻炼,给我的启发是：作为一名中国幼教工作者,心中必须装着广大农村的儿童,应该思考如何让70%生活在农村的儿童获得良好的教育.

1960年大学毕业.我被留在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工作.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31岁,结束时我41岁.在我一生最宝贵的10年中,虽然在上山下乡时为农村的幼儿班做过一点工作,在校内教过两届工农兵学员,但大部分时间被白白地浪费了.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后,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把丢掉的10年找回来.1978年北师大学前专业恢复招生后,我一直担任两门课程的教学,负责组织、指导学生的幼儿园、幼师实习.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5年我担任教研室的副主任、主任,除给本科生授课,负责教研室的组织领导工作外,还带研究生,兼授夜大、函授大学、专业证书班和各种短训班的课程.有十几年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寒暑检测我都要到外地函授站上课.在学前教材建设方面,我著有《儿童文学》（两本）、《幼儿园语言教学法》（两本）、《学前儿童语言教育》（两本）等专业书籍.同时,我担任了《教育大辞典——幼儿教育卷》和《学前教育百科全书——学科教育卷》主编,并与南京师大唐淑教授合作主编了《幼儿教育百科辞典》.此外.在科研方面.我也承担或参与了国家多个重点科研课题（含子课题）的工作.

在我担任教研室主任期间,与同事们一起积极进行了学科改革.一方面是开设了计算机算法语言、教育应用数学、学前心理与教育实验方法、学前儿童游戏、学前课程论、幼儿教育管理学、学前教育研究方法、学前比较教育、现代化教育手段等新课：另一方面是开设了幼儿园各领域的教育、儿童文学、优生学、婴幼儿家庭教育、幼儿社会性发展研究、现代西方教育思想流派选介、特殊儿童教育学、专业外语、音乐、钢琴、美术等20多门选修课.在逐渐完善课程设置的同时,我还注重加强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本科一年级至四年级,每年都有不同重点内容.研究生的论文大部分是实验性质的课题.导师对论文这样引导的目的,在于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加强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力求填补幼教科研方面的空白课题.1979年11月-2000年11月,我兼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1992年前名为中国教育学会幼儿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兼副理事长、OMEP中国委员会主席,为我国群众性的幼儿教育科研的开展和国际交流,协助理事长做了大量的工作.鉴于我多年工作的辛苦和成绩,各级组织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我曾被评为北师大先进工作者、中国教育学会优秀学会工作者；两次获北师大优秀教学成果奖：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我担任教研室主任期间,北师大学前教育教研室被评为全国巾帼建功先进单位、北京市模范集体.我1999年退休后,一直在国内外从事合作研究、师资培训、咨询和编写教材的工作.2011年我重新修订、出版了《学前儿童语言教育》（1995年版）.2012年,我出版了新著《幼儿文学经典作品赏析》,还为2013年即将面世的《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的幼儿教育部分组稿、审稿和撰写条目.鉴于我退休后所做的工作,中国老教授协会给我颁发了“老教授事业贡献奖”.

20世纪80年代,我国各方面的事业都在蓬勃发展,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两个单位欲调我去担任领导岗位的工作.当时我还是一名讲师,去新的岗位可以升几级,但我没有多考虑调动会给我带来的“好处”,拒绝了两个单位的好意,理由有二：一是不愿离开工作了30来年的幼教岗位：二是我喜欢并自认为适合做教师的工作.这是我最后一个可以离开幼教工作的机会.我的决定曾使一些人不理解,但我毫不犹疑地放弃了.

回顾60年的幼教生涯,想到我在幼儿园教过的孩子,都是1947或1948年出生的,现在都已过64岁.我与这些孩子虽然大部分失去了联系,只知道少部分的“孩子”中,有的是中小学教师,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国家干部等.想到我前后教过的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全国各地的师范院校、科研或教研的骨干,从中央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干部.他们当中不少人著书立说.成为我国幼教战线的后起之秀,看到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极大的欣慰.

近年来我国幼儿教育事业再一次掀起了发展的,使我国城乡幼儿都能受到良好的人生开端教育,带来了新的曙光.我从内心希望不断有新的血液输入到幼教队伍中来,更希望在职的幼儿园中青年教师都能体味到：你从事的事业与国家千秋万代的富强、昌盛息息相关；希望你们能和我一样,把一生献给幼儿教育事业,无怨无悔.